第二节 道家——哲人、巫术与方士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黄、老。黄即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即意味着道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来源也早。道家之书有《黄帝四经》四篇，《力牧》（黄帝大臣）二十二篇。古书多伪托、依附黄帝之名而流传，《黄帝四经》非黄帝所作而世称黄帝，《黄帝内经》非黄帝所作仍冠以黄帝，事同一例。道家学说总结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阐发治国理政与人们立身处世之道，所以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用，与儒学同为中华学术思想的主要源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尽管比老子稍晚的庄子也是道家中的重要人物，而且有《庄子》一书传世，但两汉时仍黄老并称，而不称老庄。老即是老子，名李耳，战国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历乡曲仁里人，著有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五千言传世。老子是我国古代极富智慧的哲学家。

所谓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黄帝内经》中“五运阴阳者，天地之大道也”，这是医学家眼中的道，显然比道家的认识还具体了一些。道家的道是高度抽象概括的，是指整个宇宙起源，《老子》书中多用“一”（元气）代表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本身就涵盖正反两面，有对立才有变动，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反面开始时柔弱，但可以转化为强大，取得正面地位，这就是“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道家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这个道理。中医学作为研究人体生命的学科，从不同层面上去探讨具体的自然法则与规律。随着医学的发展，必然影响哲学的发展，这样中医学和哲学之间一直是处于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之中。

关于“道”就是“一”的描述，《黄帝内经》中也不乏文字，只是未从道家角度去看，以致历来费解。如《素问·移精变气》指出，“治之极于一，何谓一，一者因得之”。过去注家把“一”解为问诊，“因问而得之”，既与文义不符，又与通篇不一致。其实“一”指元气，化而为阴阳，日以应色，月以应脉，色脉寓含着阴阳之至理，所以前文才说“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阴阳为一气所化，不失其气，则辨治不误，疾有可愈。

《素问·玉版论要》文字简洁，备受推崇，近代医家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甚至说其中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八字是《黄帝内经》的真髓。初学《黄帝内经》的人读完之后，多数茫然不解，十分失望。本篇通篇论色论脉，不过以神为主，何以如此重要？仔细检阅原文，发现“请言道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中的“道在于一”才是本篇着力之处，这个“一”与老子的“道生一”是一致的，都是指宇宙自然规律与法则。规律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见微而知著，司外而揣内，可以从外在表现推知在里的变化。用于医学，诊治疾病，首先应察神气的存亡。欲察神气的存亡，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只需揆度其色脉的变化。可见观色察脉，虽似浅近微事，却关系到神机这个生命的奥妙。“道在于一”“一者因得之”，都是说的宇宙、生命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根本道理，因此才必须“著之玉版”。用道家的眼光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阐发的奥旨才能透达，所以《黄帝内经》被《道藏》收录，成为道教的经典著作。

《灵枢·五变》论人之体质、气质兼论消瘅病之成因。其中有一段话也很精彩，即“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这是说五脏柔弱的人，必有刚强的性情，由于性情刚暴，就会因情志变动而更伤五脏。这里弱与强，柔与刚，互为消长，揭示了刚强与柔弱互相影响的道理，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与老子“柔胜刚，弱胜强”的观点是一致的。

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必然符合自然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因之辩证法思想就充满于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而道家先哲的辩证法思想无疑是那个时代优秀的思想，故《黄帝内经》取道家之说来阐释生理、病理的变化规律也就不难理解了。

道家思想除了源于古代道家先哲外，另一根源是古代方士，还有以他们为代表的带神秘色彩的巫。春秋战国时期的方士，多集中在齐国、燕国等东部偏北的沿海地区。巫正是晚些时候出现的道教的前驱性因素。从先民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到社会经济祭祀、政治占卜、艺术舞蹈、科学技术等，巫术活动无疑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研究古代文化现象时，我们不难发现巫术与原始科学是糅合在一起的。在原始社会中，大自然及人类本身充满着不解之谜，一切都表现得扑朔迷离，人们无法把握自然，也无法把握自身，便寄希望于当时富有经验的，掌握较多知识的，又有地位的“巫”，于是巫术便大行其道。其实巫术行为的本意也是探索自然的法则，亦即“道”。这种探索后来划属于迷信范围，但在当时却属于原始的科学探索领地。最早的巫术与图腾崇拜还不甚相同，尽管二者都是原始宗教涵盖文化的形式，但是表现为原始宗教的图腾更具有启发的形象思维的色彩，如绘画、歌舞，以及神话传说；而巫术更侧重于熟练的技术和抽象的概念，如疾病的诊治、天文的观测、占卜的思考。

中医最怕被人说是巫医，因为巫与医分家以后，巫骗取钱财，流于迷信一途，然而古代巫与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甚区分的。《山海经》中记载的巫彭、巫咸、巫抵、巫阳等十巫，往来灵山采灵药，“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俨然是十个极为著名的医师。据《世本》记载，甚至把巫彭作为医学鼻祖，而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他们的名字并见于甲骨文，可知巫彭、巫咸确为当时名医。古代故事“病入膏肓”里的主人公晋侯，梦厉鬼索命，因惧成疾，在请秦医缓看病之前，曾召桑田巫视疾。桑田巫告诉晋侯，病已深重，恐怕等不及食新麦了，后果如其言。而秦医缓的诊断是，“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疾不可为”，与桑田巫的诊断是一致的，可见桑田巫的医学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所以最早“毉”医字字根从“巫”不从“酉”。

巫与方士并称起于何时，尚不确定，至少在《史记》《前汉书》中已有大量“巫”与“方士”的记述。方士，就其义而言，大约是指方外之士和方术之士，其中道行高的有称“羡门”者，传说中的仙人羡门子高，就是已得长生不老的方士。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就曾“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以后又派卢生往山中寻求羡门子高，还带回预言秦王朝即将覆灭的警告。根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秦汉典籍中“羡门”一词就是汉语中对shaman（萨满）这个词的早期音译。如果李氏研究不误，这个羡门子高当属“萨满”大师，除了知长寿术外，自然也带有巫的意味。方士何以能长生不老？除了操巫之业，还多兼行医，所以方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医师。

《黄帝内经》中有一段著名的学术讨论，记载了方士的医学活动。

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素问·五脏别论》）

在《黄帝内经》时代，关于脏腑的认识有多种学派，并非划一为五脏六腑。其中就有以脑为脏，以肠胃（六腑之一）为脏或为腑的，皆自以为是，聚讼纷纭。经过讨论，才由大医学家岐伯给出了脏、腑、奇恒之腑的定义，正式把脑归入奇恒之腑，肠胃归入六腑，沿用至今。其中参与这场讨论的就有“方士”，可见“方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医家，且学有所本。所以王冰次注《素问》时指出，“脑髓为脏，应在别经”。关于脑髓为脏，《素问·诊要经终论》的文字也耐人寻味。书中提出了人的经脉之气随一年十二个月天时的变化，分别在肝、脾、头、肺、心、肾六处，如“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过去注家因不明“脑”曾经为脏，因而用五脏三阴三阳曲说附会，注释总难以令人满意。其实此处是以六脏应十二个月，可见方士之说，并非无稽，而是另一派医家之言。

不仅如此，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讨论病机时还提到“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简直就把方士作为医师看待，而不仅仅是仙人一流。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巫术、方士与中医学的关系，就需要从历史角度探讨巫术与医学的起源。

巫术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无所不在，通常表现为：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类的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达到一定的目的。例如，人们有了疾病，便请巫师祈神驱鬼以希望获得健康；若希望得到丰收，便请巫师歌舞祈神以求风调雨顺等。

巫术的各种方法和仪式是从人对超人的力量的理解中逐渐形成的。早期的人类习惯于“以己度物”“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从人类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去推测外界事物，没有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隔阂，使得宇宙天地间的事物都被人的心理、情感所渗透，并且可互相感应。因而人们认为，与人间一样，在超人的力量中也有善恶之分：善的称为“神”，和人间的善人一样，喜欢丰盛精美的食物与欢腾热闹的场面，爱好清洁，喜欢人们对自己的尊敬和虔诚，怜悯和帮助苦难深重的受难者；恶的称为“鬼”，和人间的恶人一样，害怕光明，喜欢幽暗，也有畏惧诅咒、不敢让人知道姓名等种种禁忌；并且人们认为，如同人间的善恶是对立的一样，“神”与“鬼”也一定是对立的，而且相信“神”的力量一定比“鬼”大，只要按照“神”所规定的程序与方法办事，就能得到“神”的帮助而战胜邪恶的“鬼”，避开灾难。从这些信念出发，人们形成了“献牺牲”“进旨酒”、清心、沐浴、斋戒、展诗、会舞等祀神娱神的仪式和方法，也形成了诅咒膏唾、佩符悬苇等劾鬼压邪的仪式和方法。

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于巫术的记载很多，其内容也非常庞杂，包括甲骨文的占卜，《周易》的阴阳龟蓍，《尚书》的五行，经史子集中的方技、术数、鬼神，以及祈雨、祀神、圆梦、驱疫等。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类似的巫术存在。在近代西方宗教学的研究中，一般按以下三种分类标准对巫术进行分类：

（一）根据构成巫术的原理和法则，把巫术分为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其中模仿巫术是指如要达到某种目的，只要模仿真的事物，使用象征此事物的象征物，就可得到真的结果。如北美印第安人欲加害于某个敌人，便在泥土或沙灰上画一个象征其人的人像，然后用尖锐之物对之刺杀。接触巫术是指如果要对某人某物施加所希望的作用，就可以对他接触过的东西或其全体中的一部分施行法术。如新西兰毛利人相信，将仇人的发、爪等物埋在地下，则该仇人必死。

（二）根据巫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将巫术分为生产巫术、保护巫术和破坏巫术。其中生产巫术是指为增强成功的信心，减少对失败的恐惧，保证生产过程顺利、劳动成果丰收的巫术，如祈雨保丰收等。保护巫术是指为预防或消除危险、治疗疾病，保护个人或者免除自然灾害的巫术，如驱疫、驱邪治病等。破坏巫术是专门用于谋害别人或破坏他们活动的巫术，如《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拜死赵公明。

（三）根据巫术社会功能的道德价值，可将巫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其中白巫术以行善为目的，大体包括生产巫术、保护巫术。黑巫术以害人为目的，相当于破坏巫术。

巫术虽然可分为以上各种类型，但其本质上是使用一定的言辞、动作和方法对待和处理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利用这种神秘力量来影响事物，使之为己所利用。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这种专门把沟通人与鬼神联系作为职业的人，被统称为“巫”。在《说文解字》中，“巫”解释为“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就是说是能够按照神所规定的程序与方法办事，用特殊的舞蹈等仪式使神的法力显现的人。在殷商时期，巫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也较高。其中有以歌舞取悦神灵的掌乐之巫，有在祭祀活动中负责迎神祈祷的祭祀之巫（当时称为“祝”），有专门替人预测吉凶以决断疑难的卜筮之巫（当时称为“卜”），也有以符咒驱鬼和祝由治病之巫，以及观星象晓天文之巫。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巫者”与“术士”没有多大差别，他们所从事的医、卜、筮等活动，都与巫术有关。

弄清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巫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人类的宗教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萌芽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出现而产生的。毫无疑问，人的意识一旦出现，就必然要对客观世界和生命本身的各种现象及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提出问题和解释，其中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宗教的信仰和理论，也有一部分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然而在人类文化起源初期对它们进行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

关于巫术与科学的关系，著名的宗教学家泰勒和弗雷泽等通过对巫术的研究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便使用象征性的模拟行为，并假定这种象征性的模拟行为与所期望的目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他认为巫术是原始时代人的一种科学。巫术与科学一样，都以因果律为推理基础，相信某一特定行为必然而永恒地导致特定的后果。由于巫术的因果观念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联想，而不是对自然过程的因果联系的认识，所以巫术是“假自然律体系”，同时，由于巫术所借助的是超自然力量，而不是经验知识，因此巫术与作为科学萌芽的经验知识是不能混同的。当然，在人类早期，经验知识也与巫术相并行地发展起来，在巫术中也积累和保存了大量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知识，形成了人类原始的朴素知识。可以说，科学在巫术的母体中孕育，同时科学又腐蚀和损坏着巫术的母体。人类早期对自然界的认识和解说，与今天的科学假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从已有知识出发对未知领域所做的推测。现代科学的很多内容正是在巫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如炼丹术发展为化学，占星术发展为天文学等。

巫术不仅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初期，时至今日，科学虽然早已从巫术中分离出来，但在一定范围内仍流行着各种巫术活动。近两百年以来，人们对巫术、心灵学、超自然现象等的研究一直盛行未衰。在现代科学史上，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经验归纳法来达到延年益寿，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甚至呼风唤雨。依萨克·牛顿在晚年也埋头解释约翰启示录，寻找第一推动力。现在人们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对于巫术及一些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的现象单纯否定的态度，并重新开始热心研究这些现象。

关于宗教与科学，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宗教信仰阻碍科学研究，却常常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即宗教不仅孕育了科学，而且对科学研究起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宗教认为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被置于一定的秩序之中，而有序的观念正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第二，宗教的目的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例如，追求长生不死，促进了医药和养生技术的发展。第三，某些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同科学的关系比较和谐，有利于宗教徒的科学探索。在人类科技史上，也有很多宗教徒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就是天主教圣职人员。

目前人们仍普遍地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将把宗教神话与礼仪的荒诞无稽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科学的解释将取代宗教的解释，宗教将夭折而亡。但现在已发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传统的宗教组织继续在吸引着新的成员，而且还有新的宗教可供选择。科学不但没有毁灭宗教，相反它也许为真正的宗教兴旺做出了贡献。这是因为科学动摇了传统的心理支柱，但同时又在科学技术应用中造成了一大堆的问题。这个社会把我们同亲属隔离开来，并给建立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制造障碍。面对这些新的忧虑，宗教提供了社会和心理的支持。

事实上，巫术和宗教在医学中，不仅仅作为一种心理支持和心理疗法，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医学知识。

在已出土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有关疾病的记录和资料有近五百条之多，其中有不少关于风雪等气象变化与疾病关系的记载，这种把造成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气象等现实因素的看法，标志着医学的进步，也被视为周代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致病说的先声，也为中医学论述气象与疾病关系的运气学说奠定了基础。

《山海经》是战国时代成书的一本奇书，其中记录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些传说，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某些社会意识。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巫的神话记载，并认为这些巫都是神医。如在《大荒西经》中说：有巫咸、巫彭等十个巫士，由于他们可以和大荒山上的神灵相通，故可以在这里得到各种神奇的药物。又如在《海内西经》中说，巫彭等巫士都拥有不死之药。同时，书中也记载了大量直接的医药知识，据专家统计，书中记载了一百三十二种药物，三十多个病种。

由于早期的医学采用了巫术的形式，故巫术中也含有不少医学内容，如药物知识等。巫术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治病的方法，如精神暗示法、催眠术等，而且古代的巫士也兼作巫医，大都掌握一定的医疗知识，因而在《论语》中出现了“巫医”这一名称。在中医学史上，有相当长的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巫医结合的状况。如此，医学经验、知识与巫术并行地积累和发展起来。在西汉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很多关于祝由治病的内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也有对“九宫八风”等风角之术与四季治病关系的讨论，隋唐时期的医学专著《千金方》《外台秘要》所提到的“禁病法”中有许多显然属于巫术治病的方法。一些带有巫术色彩的医学理论及其形式也被结合在医学体系中，如针灸学中的所谓避人神、鬼神的禁针、禁灸法直到清代仍有相当的影响。

巫师们在驱鬼祭神、符水治病的过程中，不仅采用巫祝的特殊心理疗法，而且常配合使用药物来治疗疾病。这种治疗方法也被吸收到中医学中，成为祝由这样一个医学科目，一直到宋、元、明代的宫廷医学中仍保留着这一科目。

由前述可知，在人类早期的医疗实践中，巫、医不分，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医才逐渐分道扬镳。医药学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保健卫生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我们从较高等动物具有的医疗和救护本能中可以想象，医学的起源正是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动物本能逐渐上升为有意识的医疗活动。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随着医疗实践的增多，人类积累了不少防治疾病的知识，并逐渐总结形成原始的医学理论。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以最原始的生产方式──采集和渔猎，获得食物，维持生命。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植物和动物资源减少，人们开始考虑把一些能食用的植物有意识地保存下来，进行人工栽培，并有意识地豢养野生动物，这便是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人们在长期采集、种植、渔猎和豢养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积累植物和动物的药用知识，于是便开始了原始的医疗活动。对此，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可以作为佐证：《周易·系辞》中记载了神农氏创制耕地工具，教导人们种植的事迹；《淮南子》中记载了神农氏为了体验各种植物的滋味和药用价值，曾一天内品尝了七十多种有毒的植物，因而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说法。人类从盲目地尝百草，发展到有意识地使用百草治病，体现了医药学的发生、发展。

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习俗，学会了烹调等技术。据《史记》《墨子》记载，商汤的宰相伊尹原来是个奴隶厨子，由于他精于烹调，很得商汤的赏识因而被提升为宰相。《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他的烹调理论和方法，其中一些烹调技术发展为后来中药炮制和制剂的方法。因此，伊尹被认为是在神农氏尝百草的基础上，开创中药炮制和汤液制剂的人。可见，火的使用、烹调技术的发展，对中药制剂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

农业发展后，粮食开始有了积存，由于储存不当，常常会受潮发酵而产生酒精。最初出现的酒应该是这种因偶然原因而酿成的天然酒，通过不断的实践，人们逐渐掌握了人工酿酒的技术。从考古的发现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有很多陶制酒器，说明早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人工酿造的酒。到了商代，用谷物进行人工酿酒已较为普遍，书载商纣王奢侈之时，曾用“肉林酒池”来描述饮酒之风盛行。酒除了饮用之外，还用于其他方面，如医生治病时常常借用酒力使药物发挥药效。《说文解字》中解释“医”字的含义时提到，“医，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在其注解中也有“治病以药为主，以酒为使”这样的说法。后来还发展为“酒为百药之长”，进一步说明了酒与医药之间的关系。酿酒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为医药卫生提供了新的原料，促进了中医治疗方法和药物炮制方法的发展。

中国陶器制造、冶炼金属技术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制造陶器，陶器出现后，煎药工具随之产生。夏商时期，制陶技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白陶和釉陶，不久又出现了瓷器，继而制作出陶瓷类的研磨、储藏药物等医用器具。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青铜制的针具，以代替石针。在出土文物中就有春秋时期的青铜针具的实物。金属针的应用，对针刺治疗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包括医学在内的人类早期文明曾一度被巫所垄断，医术成为巫的奴婢。在中医学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巫医阶段，即最早的医生是巫师。孔子在《论语》中有“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的说法，其中“巫医”连称，说明当时二者是不分的。而且，那时的巫不仅采用符咒之类的法术驱除病魔，也应用一些医药知识为其法术服务。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医学才逐步从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与巫抗衡。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有“六不治”，其中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者不治”，而且当时已经有了巫用禁咒、医用针石的分别。但是从医学发展史来看，中医学毕竟继承了“巫医”之中的医学部分，而且巫的祝由疗法等内容仍然保持在中医学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巫术在医学史中起着串联各部分散在医学经验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医与巫之关系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总之，作为应用科学的中医学，其发生、发展是与同时期的农业、饮食、酿酒、制陶、冶金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中医学的发生、发展与巫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是从整个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可能是许许多多“神农尝百草”的结果，巫医只是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巫与医的渊源关系，实质上只是医学史早期某种程度上的继承关系。中医学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与巫医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还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和技术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而得名，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观念和修持方法等而逐渐形成的。道教相信人经过一定的修炼可以改变人体的生理、心理功能，有可能达到长生不老，成为神仙。传说秦始皇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实际上是人类恋生的普遍心理，也是医药发展的基本动力，长生虽不能得，但是由导引、吐纳锻炼而祛病延年却是事实，故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道教几乎全部继承了古代的神仙方术，而这些神仙方术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中医药学交织在一起，因此，道教在继承古代的神仙方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在早期道教经典中，如《太平经》就有《草木方诀》《灸刺诀》等专篇，记载了大量有关养生、治病的劝诫和处方，并论述了有关的医学理论。

中国古代，由于对自然科学并无专业研究，而道教崇尚自然，道士在宗教信仰下，对自然界，包括自身在内的生物界，反而有着深刻的种种想象和理解。此种想象和理解，有古代流传的，也有历代发展的；既有愚昧的，也有正确的；既有原始的，也有适合于今日的，且有种种实践的事实记录。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典、古籍等文物、文献，后多编入《道藏》，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药、化学、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做过一定的贡献。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着由物理转向生物的趋势，这与历史上的道教，由炼外丹转向练内丹的情况相似。研究中国的历史，尤其是道教与中医的相关内容，对于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