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冬眠

我近来很少去市中心，一年约莫只去五六次，一般都是像冬眠的狗熊一样宅在练马[9]的深处写东西，偶尔去一次市中心就会觉得疲劳。

要说为何疲劳，首先是因为人多。以前夹在杂沓的人群中走路，会有自己属于其中一员的感觉，并无不好的心情，可是现在立刻就会疲乏，于是快快地走进吃茶店之类的地方。

此外，房子变高了，高速路出现了，市中心的空间渐渐变得狭窄，这也是疲劳的原因之一。要说高速路，深夜乘车回家这样的时候，比走下面的马路省一半时间，当真是个宝贝，可是如果由于什么原因而在下面的马路走走，就会因一种奇怪的压迫感而疲劳。我明白这也很自然，因为高速路是为车设计的，不太会把下方行人的问题考虑进去。

一去市中心就累，无疑是因为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而且现在已成了一种习惯——我是这样想的。六七年前，我在新桥上班，乘西武池袋线去池袋，然后转山手线到新桥。从家到西武线车站要乘十分钟左右的巴士，所以算上换乘时间，路上大体要花一个半小时，那就是我的通勤时间。

高速路就是那时出现的，虽然挤占了市中心的空间，但记忆中当时我并没特别在意。我习惯了市中心的杂沓，并未因此有特别疲劳的感觉。

现在却完全不行了，去市中心办点事就觉得是个大工程。这也难怪，不上班以后，我的行动半径大大缩小了。

平时出门所去的地方，是步行最多十到十五分钟距离的吃茶店或书店，再走远点，便是乘巴士五六分钟或步行三十分钟距离的地铁站前。手上活儿多时，站前也不会去，顶多就是在附近的吃茶店喝杯咖啡而已。如此这般，怕去市中心也就理所当然了。

银座也难得去了。在银座附近上班时，会逛逛街上的商店，去画廊转一圈瞅瞅，到了当下这季节，会去四丁目拐角的三越百货看看圣诞装饰。那时银座就是身边的一条街，现在则偶尔在夜里参加聚会的回家路上去七丁目的酒吧坐坐。

夜间银座的氛围，至今我也并不讨厌，但若从练马深处去那里，怎么看也不像银座的客人，只是一副早早撤退走人的模样。银座似乎渐渐于我远去。

看看报纸，有我想看的电影或戏剧，还登着我想瞅一眼的画展之类的广告，尽管想去看看，身子却不动弹。

有时不巧是跟工作撞车而不能去看，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懒得出门去市中心。今年几乎没看过电影和展览，只是像只獾子缩在家里。刚才说是习惯使然，其实自己对此也渐生疑问，觉得无疑还是一种老化现象。

旅行也是难得的了。因为写小说，有时不能不为取材而旅行。今年四月也从京都到滋贺、歧阜，独自走了四五天，这是今年唯一的旅行。

至于讲演，我也是一概回绝，最后大家都不再指望，谁也不找我了。住在千叶县利根川附近的堂姐家里盖了新房子，来电话叫我去住住，我也没去。

我是每年要回老家山形一趟，今年也没去成。本想等报纸连载的小说结束之后回去一次，给乡间的哥哥写信也说秋天回去，可是那小说写完之后又滴滴拉拉地接上了其他工作，到底还是失去了回乡的机会。

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决心。如果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情，是很难回去的。秋天的山形空气清澈，风景美丽，若能下决心回去，会有重生的感觉，可是旅行的准备又让我觉得麻烦，真是没救。来年夏天，我过去的弟子邀我参加他们的同班聚会，于是我想不妨那时再回去。

所谓弟子，是我三十年前在乡间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三十年过去，说是弟子，现在已是中年男女，女生中据说有的人孩子已经大学毕业。

不过，不管到了什么岁数，弟子还是弟子，师生关系不会改变，所以我现在还是摆出一副老师的嘴脸，只要被邀参加学生聚会，便会觍着脸去。其实见到旧日的弟子，就会想起他们三十年前孩时的面孔和声音。他们经历过人生的艰辛，作为一个平凡的自立者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不禁感佩而又悯恤。我想称赞他们的努力，可是有时又会因他们所说的种种艰辛而落泪，与他们执手而泣。

我是个端不起师长架子的老师，但我从教的1950年代初，师生之间还留存一种牧歌式的关系。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弟子而有别于一般的他人，菜鸟老师也会愿意为自己的弟子做任何事情，校内暴力之类当下的社会现象那时是难以想象的。

有点离题了。反正我今年到底就此冬眠了，哪里都没去。

早上十点时分，我便沿着巴士线路往北步行。十点是吃茶店开门的时间，我一般都是这家店最早的客人，在没有其他客人的店里，边看体育报边喝咖啡。在回家的路上，我会看看书店，去一下邮局，便大致解决了一天的需要。

在适宜的季节，我会拐进住宅区，边观赏别人家里开着的花卉边散步，如果天冷则懒得散步，快快回家回到书桌前。这种全似隐居的冬眠般的单调生活，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日子。

（《银座百点》198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