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地与“苦寒”“苦热”系列
边地本是有罪者流放之地，《史记·大宛列传》：“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1]《后汉书·安帝纪》载，有“诸祅言它过坐徙边者”[2]，《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就因得罪朝廷而“与家属髡钳徙朔方”[3]。有的将士亦是因罪才被贬谪去戍边屯田的，《后汉书·明帝纪》载：“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4]《后汉书·班超传》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5]
边地又饱受战乱之苦，汉王符《潜夫论》有关于边地遭受战乱时情况的描写。其《救边篇》曰：“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这是说边地少数民族与朝廷对立甚或交战时百姓的困境。又载，边地官兵“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这是说边地官兵的扰民、害民、弃民。其《实边篇》进一步抨击边地官兵道：“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当为‘旋’）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而边地官兵又强迫边民内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谨劣，不能自达阙廷，依官吏家，迫将威严，不敢有挚。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6]于是，边地人民又多有从军之苦，左延年《从军行》诗云：
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7]
边地如此情况，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关注，平定边境、安定边民是朝廷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后汉书·和帝纪》：“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脩良吏，进仕路狭。”[8]这从边人多逃亡出境可见，《汉书·匈奴传下》汉元帝时郎中侯应说，“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9]。当战争爆发则军粮不足，《史记·平准书》：“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10]《盐铁论·击之》：“往者县官未事（当为“撃”）胡、越之时，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11]这是说边城屡受侵犯不得安宁。一有战争，边地人心波动，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安定边境十分重视，《史记·匈奴列传》曰朝廷政策：“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12]西汉晁错《复言募民徙塞下疏》称，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以备敌”[13]。
边地又自有其习俗、风物，谓之“边俗”，《后汉书·陈龟传》：“桓帝以龟世谙边俗，拜为度辽将军。”[14]边地的音乐、歌曲称为“边曲”，边地往往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称其为“殊类”，如《世说新语·赏誉》载：“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15]。或称为边夷，《晋书·滕脩传》：“（滕）脩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16]
边地又是落后地区，《三国志·吴志·周鲂传》载：周鲂自谦：“远在边隅，江汜分绝，恩泽教化，未蒙抚及。”[17]边地又有为非作歹、伺机闹事者，《魏书·广阳王深传》：“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18]《北齐书·高慎传》：“安州民恃其边险，不宾王化。”[19]于是称边地为“边荒”。
《焦氏易林》中《随之节》：
交川合浦，远湿难处。水土不同，思吾皇祖。[20]
边地不是炎热就是寒冷，中土人民对边地景物有惊异之感，从而刻意描摹，这种情形在汉代就有，如马援的《武溪深》。《古今注》称此诗是马援南征时所作，马援的门生爰寄生善吹笛，马援作歌以和之，题名曰《武溪深》，其歌曰：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21]
据《后汉书·马援传》载，建武二十四年（48），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第二年，敌乘高守隘，马援船不能上，天气又热甚，士卒多患疫死，马援亦感染患病，部队困在那里，诗当作于此时。马援诗作不言战争情形，而描摹边地景物以表现战争的艰难，可见那时对边地的关注的意味。所谓“武溪”，当为“五溪”，即雄溪、
溪、酉溪、
溪、辰溪。
边地引起建安文人诗歌的关注，曹操《步出夏门行》写的是北征三郡乌丸时的所见所闻与体验，且不说其中“观沧海”“冬十月”已是描摹异地景物，而“土不同”的题目与首句“乡土不同”就已是点明边地的奇异，诗作对边地的气候景物、百姓习俗尤其关注：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蘴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22]
诗中多有对边地的气候的描写，又写其风俗，所谓“士隐者贫，勇侠轻非”，于是诗人为之“叹怨”“多悲”，但没有述及普通百姓的生活。
曹植有如同其父的作品，其《泰山梁甫行》，关注边海之“异气”，更关注边海人民的生活状况，诗云：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23]
首二句概括八方各地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次二句强调边海人民生活得很艰苦；末四句具体描写边海人民生活艰苦的样貌。
王粲《七哀》其三则书写自身在边城的经历：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咨。[24]
首二句点明“昔吾亲更之”的“边城”，情感基调是“悲”。以下具体描述是怎样“使心悲”的，一是冰雪风霜，二是荒凉边塞渺无人烟，百姓逃亡，三是多为战争俘虏。异地异景吸引诗人眼光的是一片凄苦，引出的是哀悯边民之情。
魏代感受边地的乐府诗有“苦寒”“苦热”系列。曹操《土不同》关注边地的首要点是气候，历代诗人对边地气候尤为关注，于是有“苦寒”“苦热”的系列之作。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年冬十月，“公还邺。初，袁绍以甥高干领并州牧，公之拔邺，干降，遂以为刺史。干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遣乐进、李典击之。干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干……公围壶关三月，拔之”[25]。曹操有《苦寒行》叙写出征途中的严寒苦辛，诗云：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26]
此诗有纪实意味，诗中描摹的也应该是实景。《盐铁论·备胡》载汉代出征戍边的士卒思家的情况：“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以下引《诗经·小雅·采薇》后称，这是“圣人怜其如此，闵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所以作此诗。[27]由此可见《诗经》的出征思家类作品给汉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曹操《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直接点明是继承《诗经》之作，而以“苦寒”命篇，表明是对边地的深切感受。
魏明帝《苦寒行》[28]，则弘扬皇祖之威德。曹叡以乃祖曹操自豪，诗中写行军途中“顾观故垒处，皇祖之所营”，于是盛赞“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决心继承皇祖而扫平“吴蜀寇”，诗末以悲伤怀念乃祖结尾。诗作写到出征，但没有写到“苦寒”，《苦寒行》还未形成其风格系统。此后有苦寒行系列，属清调曲，《乐府诗集》题解曰：“《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29]
相对“苦寒”，又有“苦热”系列作品，为曹植开创。苦热行系列，属杂曲歌辞，《乐府诗集》有题解曰：“魏曹植《苦热行》曰：‘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露，越夷水中藏。’《乐府解题》曰：‘《苦热行》备言流金烁石、火山炎海之艰难也。’”若鲍照云：“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言南方瘴疠之地，尽节征伐，而赏之太薄也。’”[30]曹植《苦热行》全诗今已不存，人们是以鲍照诗作为榜样来创作《苦热行》的。曹植诗中所说“日南”“交趾”该是今广西南部、越南北部，可以说是边地，而“苦热但曝露，越夷水中藏”也该是边地的景象。
现存完整的《苦热行》是刘宋鲍照之作，都是围绕“苦热”来展开边地的奇异风光景物。诗的主题就是以环境凄苦述说朝廷的赏赐之薄，西域的火山之地与南方的瘴病之地，鲍照都不曾去过，他完全凭史书的记载，如《汉书》、曹植《苦热行》的诗作与自己的想象描摹出这“热”景，所以这些风光景物虽奇异触目却不光怪陆离，但有凄苦之意。庾信《苦热行》，应该是借边地“苦热”写现实生活之“苦热”，实际上他是以典故写“苦热”。梁简文帝《苦热行》是直接写现实生活之“苦热”。又有任昉、何逊之作，也是梁简文帝的写法。另刘孝威、王筠《苦暑诗》，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都是写实而非写边地，此处不述。上述“苦寒”“苦热”乃至“苦暑”“苦旱”作品，诗人在体验边地生活的同时，更在追求对奇异景象的摹写，追求对边地奇异景象的体验，这些奇异景象，或是传闻，或是夸张，或以险怪狰狞出之，或以好奇探险出之，总之，是对建安诗人的承袭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