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交流与文学批评风气的盛行
建安时代盛行文学交流。《吴历》载，曹丕曾“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42]，这是曹魏与东吴的文学交流。曹丕《与吴质书》有对吴质的创作的询问：“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否？”这是以文会友。赠答诗之类令文学交流普及化，创作平台令文学交流体制化，而文人们自觉自愿把作品呈送给别人，并情不自禁的奉上自己的看法，则令文学批评盛行起来。如卞兰读了曹丕的《典论》及诸赋颂就说：“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闲也。”[43]曹植把文章给陈琳看，陈琳回信谈了感想，其《答东阿王笺》云：“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君侯体高俗之材，秉青蓱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骧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颂。”[44]此处虽然说的是曹丕曹植示赋于人，示诗于人亦是如此。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45]即随信附上作品请杨修批评，杨修《答临淄侯笺》所谓“猥受顾锡（赐），教使刊定”[46]。可说是频繁的文学交流，促发了对作品发表意见之类的文学批评。
文学交流中如何对待文学批评的问题，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曹丕《答卞兰教》对卞兰称颂自己的作品，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岂吾实哉。”[47]提出文学批评必须实事求是，文学接受者应当实事求是谈自己对作品的感受，称如果不是这样，作者是很难接受如此批评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曹植称自己对作品的意见被陈琳误解，于是表明自己“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的态度。
再从曹丕、曹植经常组织文学活动来说，面对其属下的诸位文学家的文学创作而进行评论，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职责。曹丕对诸位文学家的评论集中见于《典论·论文》，他充分肯定诸位文学家的文学工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8]称从事文学，在上承担国家重任，在下托付个人理想。所以曹丕极力鼓吹文人创作，其《与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49]
曹丕又评价诸位文学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优缺点两面都说到。又，曹丕《与吴质书》夸赞徐伟长（干）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夸赞应德琏（瑒）“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又称：“（陈）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刘）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王）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过之。”所谓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此充分肯定诸位文学家的文学工作及其文学作品，显示出一位文学领袖的眼光与气度。而曹丕亦指出诸位文学家的不足，显示出文学批评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的目的。
《典论·论文》说：建安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但他通过分文体评价文学家，有效地解决了“文人相轻”的问题，把文学家放在不同的文体平台上来评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那就无所谓“相轻”的问题。
曹植《与杨德祖书》说“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抵诃文章，掎摭利病”，刘勰称“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虽说是贬义，但由此可瞥见建安时期文学批评风气之盛。曹植曾就相示作品以征求意见这件事发表意见，其《与杨德祖书》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他主张送作品给他人看，请别人指出缺点，自己则马上修改订正。他以先圣为榜样说：“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他对别人送作品给自己以求修订者提出赞赏，把文学作品的交流与相互修改，视为提高创作水平的某种路径，其云：“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由此建安时期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创作、批评氛围。
文学集团内诸文学家相互鼓励创作、赠阅文章、品赏作品与修改作品，对繁荣创作、提高创作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促发着文学批评的生成，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文学批评形成了良好的相动。
本文所说的文学新动力，即新文体的力量、诗歌成为人际交往的工具、创作平台的建立以及文学交流促发文学批评的生成四者，其中都有统治阶层或文学集团领袖人物在起着主导作用，尤以创作平台的建立为重要。创作平台的建立引发诗歌创作热情与文学交流，文学交流引发文学接受观念的强化，文学接受观念有利于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开展。当然，这个进程也是可逆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开展有利于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促进文学交流，文学交流焕发诗人的创作热情，而这一切都围绕着文学创作平台进行的。
[1]《文心雕龙·明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96页。
[2]《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第54页。
[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281页。
[4]《晋书·乐上》，中华书局，1974，第679页。
[5]《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第603页。
[6]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323页。
[7]《晋书·乐上》引，中华书局，1974，第685页。
[8]（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5页。
[9]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25页。
[10]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43页。
[1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引，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57页。
[12]《晋书·乐上》，中华书局，1974，第676页。
[1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59～260页。
[1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89页。
[15]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138页。
[16]《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70页上。
[17]《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456页下。
[18]（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第436页下。
[19]《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909页。
[20]（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荀子·非相》，中华书局，1988，第83～84页。
[21]《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67页。
[2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55页。
[2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93页。
[24]（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2页下。
[25]（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3页下。
[26]（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3页上。
[27]（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4页上。
[28]（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6页上。
[29]（南朝梁）萧统撰、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39页下～440页上。
[30]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566页。
[3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82，第411～412页。
[3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138页。
[33]《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第353页。
[34]《三国志》，第603页。
[35]《三国志》，第608页。下同。
[36]《三国志》，第608页。
[37]（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750页下。
[38]（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369页。
[39]（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446页上。
[40]（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第230页。
[4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687～1694页。
[42]《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第89页。
[4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82，第299页。
[44]（南朝梁）萧统撰、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749页下～750页上。
[45]（南朝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558～559页。下同。
[46]（南朝梁）萧统撰、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748页上。
[4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82，第298～299页。
[48]（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等六臣注《六臣注文选》，第966页下～968页上。下同。
[49]（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