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外交

韩国公共外交的变化与《公共外交法》制定的意义^[1]

邢丽菊　朴康希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对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公共外交在韩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进入上升阶段，成为韩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2016年制定的《公共外交法》为韩国公共外交的制度及运营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以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至当下为时间范围，梳理韩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举措，并分析《公共外交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带来的公共外交制度变迁，尝试深入阐释韩国公共外交的演变过程以及《公共外交法》制定的意义。

【关键词】韩国　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法》　国家形象

【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康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21世纪不再是仅仅依靠硬实力就能决定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全世界对软实力的认识不断加深及对公共外交的关注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将其视为获得其他国家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韩国外交通商部将2010年定为“公共外交元年”，创立“公共外交论坛”，任命公共外交大使，实行部内有关机构改革。同时，“韩流”热潮成为韩国强大的软实力资源，并给韩国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增添了自信。在此基础上，2016年韩国政府又制定了《公共外交法》，给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带来了整体性的变化。本文尝试对1948年以来韩国的公共外交举措进行总体梳理，并在此背景下分析韩国公共外交近年取得的重要进展和《公共外交法》制定的意义。

一 韩国公共外交研究综述

与欧美国家相比，韩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晚，自2010年韩国外交部宣布确立“公共外交元年”以来，有关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以及细节性领域研究才得以蓬勃发展。

韩国学界非常强调公共外交对韩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有学者对公共外交和中等强国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公共外交是提升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机会。金又相指出，韩国作为中等强国，便于利用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优势，发挥强国和弱国间的仲裁者作用，积极应对强国较难处理的国际和平等相关议题。基于此，为成功实践公共外交，韩国需要发挥“中等强国领导力”。^[2]

在韩国公共外交推进方向及实施战略方面，金泰焕将韩国公共外交的特性分为中等强国型、耕作模式（plowing model）型、知识共享型、竞争优势型和参与型等。他强调“知识”资源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从知识外交的波及效果、交流形式、网络构建等角度，强调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3]还有一些公共外交研究聚焦于半岛统一问题，指出为了获得周边国家对半岛统一合法性及正当性的认可，韩国政府和民间应推进“统一公共外交”，并通过对韩国周边国家的实况研究，提出对今后“统一公共外交”推进方向的建议。^[4]白宇烈把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称为“长期文化外交”和“短期政策公共外交”，他通过对这两类公共外交的案例分析，对韩国公共外交的现状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今后韩国公共外交推进方向的建议。^[5]

近几年，韩国国内也涌现出不少有关国家形象及国家品牌的研究成果。杨哲提出，公共外交战略需要以国家认同为基础塑造国家品牌，并与由此产生的国家形象有机结合起来。^[6]周美荣指出，韩国必须要在国际社会明确树立自己的国家声望及国家形象，而后按各国、各地区排定优先顺序并推进公共外交事业。她还强调，韩国塑造国家品牌时，需要将“可信任国家”的形象定为长期目标。^[7]

此外，金基正、崔重建的政策研究为改善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提供了有效方案。他们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运营系统现状来评估韩国公共外交，指出韩国公共外交在施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建立一种“公共外交控制塔”等具体的改革方案。^[8]2016年制定的韩国《公共外交法》中提到的“公共外交运营系统改革”，实际上反映了其研究成果中的诸多方案。

如上所述，韩国国内对其公共外交已有不少理论性、实证性、政策性研究，但缺乏从时间序列出发分析韩国公共外交整体变化的研究，也缺乏分析2016年《公共外交法》特点的相关研究。本文着眼于韩国公共外交体系的变革，尝试对既有研究进行补充与完善。

二 韩国政府成立以来公共外交的演变

从2010年起，韩国在其外交政策内正式使用“公共外交”一词。^[9]此前，韩国外交部已经开始实行相当于公共外交的政策及措施，只是当时它们未被作为公共外交，而是被称为“宣传外交”“文化外交”“文化交流”等。并且，早期韩国公共外交活动基本局限于宣传本国文化以及开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严格来讲，这些活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外交，但可看作是当代韩国公共外交的起源。因此，本文也将它们纳入韩国公共外交的领域进行分析。

（一）1948年至20世纪70年代：对外宣传时期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把外交力量集中于“国家再建”，另一方面为了对外宣传民族文化及国家形象，开展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外交。如韩国政府出版了Korean Arts和Korean Survey等与韩国文化有关的期刊及各种出版物。从1955年起，韩国开始参加各种海外文化展览会，在1955～1959年共参展14次。人员交流方面，1948年8月，韩国首次将6名国家公派留学生派遣到美国。1958年2月，韩国政府为了提高其他国家对韩国的认识，增进友谊，向东南亚地区派遣了规模达136人的亲善艺术代表团。1965年，韩国政府签署《韩日文化遗产及文化合作协定》。至20世纪70年代，韩国已经和亚洲7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美洲15个国家以及非洲8个国家等签署了文化协定，并按这些协定开展国家间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内负责公共外交的部门为“公报处”（1961）—“公报部”（1961）—“文化公报部”（1968）—文化公报部所属“海外公报官”（1971）。

（二）20世纪80年代：以体育外交为特征的“旧公共外交”时期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主要公共外交是“体育外交”。当时韩国政府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为国际社会增加对韩国的认识提供了帮助。1986年9月，韩国汉城（今首尔）、京畿道、釜山、大邱、光州、大田6个城市共同举办了有27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第十届亚运会，同时也举行了文化艺术表演、国际会议等各种活动。此后，1988年9～10月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韩国举行，共有160个国家的13303名选手及体育官员参加，是当时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不仅如此，韩国在奥运会前后开展了包括国际青少年营以及国际学术大会等各类文化活动，这给韩国提供了向其他国家介绍韩国、提高韩国对外形象的好机会。奥运会闭幕之后举行的第八届残奥会也备受世界瞩目。

（三）20世纪90年代：以文化—宣传外交为特征的“旧公共外交”时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推进公共外交——当时被称为“文化外交”或“宣传外交”——必要性的认识的提升，韩国政府开始更积极地推进相关工作。1994～1996年的韩国《外交白皮书》分别用以“文化及宣传外交”（1994）、“文化—宣传外交”（1995）及“文化交流及宣传活动”（1996）为标题的各章，呈现了有关公共外交活动的业务报告。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文化立国”，并强调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根据《关于外交文件保存及公开的规则》，韩国外交部从1994年起开始公开外交文献，并于1997年设立外务部专门网站，这使韩国民众和外国民众都能够接触韩国外交资料，体现了以加强政府信息开放性为特征的韩国公共外交的发展。^[10]该时期，以民主化、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韩国社会变化也成为韩国对外形象的重要一面，为韩国开展公共外交增加了自信。

这一时期，除了“亚洲四小龙”“汉江奇迹”等展现出韩国经济的发展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由韩国民间发起的“捐献黄金运动”也提升了韩国的对外形象，体现了国家危机时期韩国民众的牺牲精神。

至1998年末，韩国和亚洲14个国家、美洲23个国家、欧洲20个国家、中东及非洲25个国家等共82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协定。同时，韩国与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和以色列等21个国家建立了文化共同委员会。另外，韩国与孟加拉国、科威特和埃及等8个国家通过非外交途径，每2～3年制定相应的“文化交流施行计划书”。为了振兴旅游产业，1993年韩国政府还举办了大田世界博览会，并将1994年定为“韩国访问年”。

根据1991年12月制定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法》（Korea Foundation；KF），1992年1月建立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是颇值得关注的一个公共外交机构。韩国政府通过建立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对海外韩国学进行系统性支持。该机构旨在对国外韩国研究机构及教育机构进行支援，对国外高校、学术研究团体、图书馆及博物馆开设的韩国学课程进行支援，为国外韩国研究学者提供访韩研究奖学金，举办韩国学研讨会等。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建立以后，至1998年已经在50个国家、305个高校及研究机构开设了韩国语课程，在7个国家、33个高校设置专职韩国学教授职务，在8个国家建立26所韩国学中心。不仅如此，自2017年被确定为公共外交推进机关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韩国公共外交中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了。

20世纪90年代负责韩国公共外交业务的机构变化如下：由文化公报部分离出来的“公报处”（1990）—“公报室”（1998）—“国政宣传处”及“海外宣传院”（1999）。

（四）21世纪初：“韩流”文化和“新公共外交”时期

进入21世纪，与前几阶段相比，韩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虽然当时的公共外交仍然以文化外交为名。2002年韩国和日本共同举办世界杯，这是进入21世纪后韩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体育外交，也是推动世界进一步认识韩国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在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民众的热情助威也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后来以充满活力的民众为形象基础的“动感韩国”（Dynamic Korea）成为韩国的国家品牌。

进入21世纪，韩国外交通商部为纪念与各国的建交，通过新设立驻外使馆和举办韩国文化周等契机，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11]韩国政府在2002年中韩建交10周年、韩国—中南美洲建交40周年，2003年韩国—欧盟建交40周年、韩国—加拿大建交40周年、韩国—秘鲁建交40周年，以及2005年“韩日友谊年”等相关纪念活动中派遣文化团体，借此向各地区介绍韩国文化。2005年为“韩日友谊年”纪念活动和德国“韩国之年”文化活动组成的、民间与官方共同参与的推进委员会，受到韩国国内外一致好评，该委员会也十分重视听取韩国国内舆论和民间专家的意见。这代表了韩国以“民间参与”为主要因素的现代公共外交活动开始兴起。

从公共外交资源来看，21世纪初的一大亮点是在亚洲地区出现了“韩流”热潮。《大长今》《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等韩国电视剧在亚洲地区广受欢迎。韩国政府借此机会，支援人气高涨的影视作品在海外传播。世界人民对韩国电视剧、电影及K-POP的关注成为韩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新动力。

为了避免单方面文化宣传的印象，韩国外交通商部从2006年起开始推进“双向文化交流事业”。针对和韩国文化交流相对缺乏的国家，韩国政府主动邀请它们的文化艺术团体访韩，并向韩国民众介绍其文化。具体的活动包括2007年的“非洲文化庆典”和2008年的“阿拉伯文化庆典”“丝绸之路文化庆典”等，且每年韩国政府都会举行与之相似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依据2007年首届中日韩外交部长会议中三方统一达成的“中日韩文化轮流事业”（Northeast Asia Cultural Shuttle Project），三国共同举办了“中日韩电影展”“中日韩青年庆典”等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如此，2007年韩国外交通商部还在其网站内建立了“Cyber Art Gallery”，2008年建立了“文化外交互联网cafe”，并向大众提供在互联网上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

21世纪初的韩国公共外交机制主要有如下变化：2008年，韩国政府废除“国政宣传处”，将相关业务合并到“文化体育观光部”，同时将“海外宣传院”合并到“海外文化宣传院”。该时期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也继续负责有关韩国学振兴的业务。在韩国公共外交组织方面，2009年1月“国家品牌委员会”的成立颇值得关注。2008年8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光复节贺词中提出“若我们愿意当发达国家，我们应当提升我们的形象、提升我们的名声”，并宣布成立总统直属机构“国家品牌委员会”。国家品牌委员会有以下三个主要功能：有关国家品牌的全政府性控制塔功能、为有效推行国家品牌政策提供支援的功能、加强民间合作及民间参与的功能。李明博总统卸任以后，2013年3月该委员会也停止了活动。事实上，在韩国国内对国家品牌委员会也存在不少批评性意见：首先，当时国家品牌委员会的组成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共外交的普遍性及综合性属性；其次，该委员会实际并没有充分发挥有关公共外交业务的控制塔作用，即缺乏对相关部门的调控能力。^[12]虽然韩国国家品牌委员会存在局限，但是该机构在开发及测定国家品牌指数（SERI-PCNB NBDO）^[13]、调查韩国国家品牌的现状并制定改进战略等领域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见，该时期韩国政府试图通过构建新的机制来加强公共外交，同时，韩国政府对国家品牌、国家形象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五）2010年至今：“新公共外交”系统化及制度化时期

2010年是韩国公共外交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韩国外交通商部将2010年定为“公共外交元年”，并于同年5月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共同成立“公共外交论坛”，此后每年都会有学术、媒体、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界专家参与论坛，并进行有关公共外交战略的热烈讨论。2011年9月外交通商部首次任命“公共外交大使”，2012年1月外交通商部内“文化外交政策科”改称为“公共外交政策科”，这些内部组织变化均表明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及机制已基本形成。不仅韩国政府，韩国国会对公共外交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2012年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首次成立内部“文化外交小委员会”，2012～2013年韩国国会议员提出“关于搞活公共外交的法案”等三个有关公共外交的法案，这一系列动作表明韩国国会内有关公共外交的讨论有所增加。^[14]2016年2月制定、8月生效的《公共外交法》是有效推进系统性公共外交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基础。根据这项法案，韩国公共外交在制度上施行了以下几项新举措：韩国政府设立了以公共外交运营系统的控制塔为角色的隶属于外交部长官的“公共外交委员会”；外交部同中央行政机构、地方政府进行协商，每五年制订一次“公共外交五年计划”，每年制订“年度综合实施计划”；通过对公共外交现状的调查进行业绩评估；设立并支援公共外交推进机关；等等。

这一时期，“韩流”热潮并没有衰退，反而不断高涨。韩国电影、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等不仅受到亚洲地区的追捧，还受到欧美地区的欢迎。2012年韩国歌手PSY的一首《江南Style》在全球引发热潮，近几年韩国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BTS）的火爆也表明，K-POP的影响力已不只限于亚洲地区，而是扩张到欧美乃至全世界。除了文化产业以外，韩国各类社会事件也影响了其对外形象。2016年的“蜡烛革命”向全世界展示了韩国民主主义的发展，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朝韩代表团的共同入场也向世界传递了“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

随着韩国国家形象的提升，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外交事业也变得更加丰富、更有活力。从21世纪初韩国外交部有关公共外交的具体项目来看，外交部一方面持续推进“双向文化交流事业”“中日韩文化轮流事业”等，一方面积极开展“驻外公馆本土化公共外交事业”。^[15]后者是针对在韩居住的外国人举办的韩国知识竞赛、文化艺术竞赛等的“Korea Contest”（韩国竞赛），它包括“Quiz on Korea”（韩国猜谜）、“K-Food World Festival”（世界韩食节）、“K-POP World Festival”（韩国流行音乐世界庆典）、“Video Contest”（视频比赛）等项目。

自2013年韩国政府新增公共外交60亿韩元的预算以来，外交部接连获得了2014年90亿韩元、2015年134亿韩元、2016年142亿韩元的公共外交预算，这表明韩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投入持续增加。从2013年开始举办的“魅力韩国事业”以韩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经验等不同领域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展览会及文艺汇演等，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不同方式在国外施行本土化的项目，例如在神户举办的“向日本大学生介绍韩国事业”、“邀请中国网红博主访韩事业”和“韩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厄瓜多尔的启示”演讲会、在洪都拉斯举办“韩国经济演讲会”等活动。此外，为了给外国人提供有关韩国的各种信息，韩国政府推进在驻在国的高校、图书馆、文化中心等场所建立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型宣传馆“韩国中心”（Korea Corner）。

韩国外交部不仅重视外国人对韩国的兴趣，也重视韩国人对本国公共外交的了解，并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参与公共外交的机会。从2013年起，外交部多次举行以“国民外交官”为主题的大奖赛，这是一项由参与者自己策划并施行公共外交项目的比赛。此外，自2013年以来，外交部每年组织“青年公共外交团”，为韩国国内大学生提供了解及体验公共外交的机会。韩国外交部还设置了多种“国民参与型”公共外交项目，如“成人公共外交团”、“发展中国家文化希望之星事业”以及“驻外公馆公共外交现场实习”等。^[16]

三 韩国《公共外交法》制定的意义：以公共外交施行系统和机制变化为重点

2016年制定并生效的《公共外交法》给整个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对以前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存在问题的改善方案。2010年以来，韩国政府在各领域迅速推进公共外交事业，同时，外交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女性家族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及民间团体均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然而，各个部门及团体开展公共外交事业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在国外举行的个别公共外交项目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或某一部门施行的公共外交项目与其他部门施行的项目类似，从而导致公共外交总体事业的效率不高。

从《公共外交法》带来的系统变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韩国《公共外交法》构成了公共外交运营系统的法律基础和制度基础。依据《公共外交法》，韩国成立了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内的控制塔机构，制定了总体性、长期性的公共外交事业计划以及对外交成果的评估机制，建立起民间团体和公共外交推进机关间的联系网络（参见图1）。

根据《公共外交法》，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主要出现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制订“公共外交基本计划”。根据《公共外交法》第6条，外交部长官与有关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地方自治团体首脑进行协商，每五年制订一次公共外交基本计划。此后，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以基本计划为基础，各自制订年度计划并向外交部提交，外交部在结合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年度计划后，制订以年为单位的“综合施行计划”。2016年《公共外交法》生效后，2017年8月外交部制定了《首届大韩民国公共外交基本计划（2017～2021）》，2017年12月发表了《2018年公共外交综合施行计划》，2018年11月第二届公共外交委员会会议确定了《2019年公共外交综合施行计划》。

图1 韩国公共外交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首届大韩民国公共外交基本计划（2017～2021）》，韩国外交部，2017。

第二个变化是设立“公共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整个公共外交运营系统中扮演控制塔的角色，即主要负责审议及调整总体公共外交政策、促进各部门间的合作并调整各部门间的重叠业务、调查公共外交各项目的实施情况、分享模范案例等。根据《公共外交法》第8条，隶属于外交部长官的“公共外交委员会”设立，委员会由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二十名以内的委员构成，外交部长官担任委员长，其他委员分为政府委员和民间委员。政府委员由中央行政机关次官（相当于副部长）或次官级别的公务员担任，民间委员一般为具备丰富的公共外交专门知识及经验的人员。2018年11月，10名政府委员、4名民间委员和1名观察员（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理事长）参加了第二届公共外交委员会会议。从具体成员来看，政府委员来自教务部、外交部、统一部、法务部、行政安全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农林畜产食品部、女性家族部、国家报勋处及国务调整室；民间委员来自文化日报社、Kakao对外合作室、韩国广播公司（KBS）及全州文化财团。

第三个变化是组织“公共外交推进机关”。根据《公共外交法》第12条，外交部长官可组织公共外交推进机关，该机关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制订综合施行计划，并为施行计划提供支援；与韩国国内外公共外交相关机关和团体建立合作体系；为公共外交活动提供培训、咨询、宣传等支援；培养公共外交专业人才；等等。2017年8月在首届公共外交委员会会议上，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被确定为公共外交推进机关。

上文所述的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在法律及制度上的变化，使人们期待韩国新的公共外交系统可解决过去存在的效率低下及功能分散的问题。设立隶属于外交部长官的公共外交委员会，意味着在整个公共外交运营系统中外交部处于主导地位，这样可以解决过去韩国外交部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间存在的角色重叠及业务重叠等问题。然而，也有人对这一总体性公共外交系统提出批评性意见，就像韩仁泽所说，虽然政府主导的有条不紊的公共外交能够提高效率，但这是与多元化、民主化、分权化的韩国社会认同不相符的。^[17]考虑到这一点，韩国政府一方面应以《公共外交法》为基础推行系统性的公共外交事业，另一方面还必须确保给各部门及民间团体以充分的自主性。

四 结论

随着21世纪国际社会对公共外交关注的增强，韩国政府和民间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支援及参与公共外交。与过去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不同，21世纪新公共外交是用软实力资源来和其他国家民众进行沟通、交流，并得到其信赖的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对韩国而言，这样的新公共外交是提升国际舞台上本国地位的有效手段之一。

从2010年开始，韩国外交政策内正式使用“公共外交”一词，此前多以“宣传外交”、“文化外交”及“文化交流”等代称。并且，早期韩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多局限于宣传本国文化以及与施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从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以来，韩国公共外交共经历过五个不同时期：1948年至20世纪70年代，韩国公共外交主要是宣传韩国对外形象的一种手段，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公共外交未成熟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通过举办亚运会及奥运会等国际体育大赛，韩国公共外交以体育外交为主，提高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建立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并推进海外韩国学振兴事业等比以前更广泛的公共外交事业；21世纪初，韩国外交部借“韩流”热潮的机遇，大力推行各种文化交流事业；从2010年至今，韩国政府以公共外交元年为起点，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有关事业的推进力度，制定公共外交的法律、制度，增强了公共外交运营系统的总体性及效率性。

2016年制定的《公共外交法》给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带来了整体性的变化。根据此项法案，外交部与中央行政机关及地方自治团体进行协商，每五年制订一次公共外交基本计划，每年制订以基本计划为基础的施行计划，并对其实践成果进行调查及评估。此外，依据《公共外交法》设立的公共外交委员会起到过去韩国公共外交运营系统中缺失的控制塔的作用，此举可缓解过去不同部门间经常发生的公共外交业务重叠等问题。不仅如此，设立公共外交推进机关使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力量有所提升，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有关海外韩国学振兴事业的公共外交事业，也有利于构建民间团体间以及民间团体和政府间的合作网络。

韩国《公共外交法》生效至今仅有数年，目前对韩国公共外交新的系统及机制进行总体评估尚显为时过早，但韩国公共外交的变化以及近年来制度性、系统性的改革尝试，还是值得各国关注与借鉴的。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ve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Diplomacy Law in ROK

Xing Liju，Park Kanghee

Abstract　Since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concepts of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have gained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attention from nations worldwide.In the meantime，public diplomacy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prominence in ROK'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three main pillars of ROK's diplomacy.Moreover，the Public Diplomacy Law of ROK enacted in 2016 has brough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ransformation to its institu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findings on ROK's diplomatic development by first exploring the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of diplomacy since the country's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in 1948；and second analyzing the major content of the 2016 diplomatic law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The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diplomatic approach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Diplomacy Law.

Keywords　ROK；Public Diplomacy；Public Diplomacy Law；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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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度课题“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朝、中韩关系”（项目编号：19GBQY045）的研究成果。

[2]16（1），2013，pp.331-350.

[3]，2017，pp.33-46.

[4]，2013.

[5]，2017，pp.59-76.

[6]，2017，pp.91-100.

[7]18（2），2015，pp.31-58；20（3），2016，pp.55-87；19（1），2016，pp.109-134.

[8]，2012.

[9]本章主要参考《韩国外交60年：1948～2008》（韩国外交通商部，2009）以及韩国《外交白皮书》（韩国外交通商部，2009）相关资料。

[10]按照韩国外务部令第170号《关于外交文件保存及公开的规则》（1993年7月28日）第4条，产生或被受理后经过30年的外交文件通过委员会的审议后，除非有威胁国家安全、侵犯国家重大利益的可能性，否则应向民间公开。

[11]1998年因通商功能移交外务部管辖，外务部改称为外交通商部。

[12]，2012，pp.77-78.

[13]国家品牌指数（SERI-PCNB NBDO）是国家品牌委员会（PCNB）和三星经济研究所（SERI）共同开发的NBDO（National Brand Dual Octagon）模式，也是以50个国家为比较对象，分析国家品牌的性质以及国家形象间的差异并提出缩小品牌差距方案的模式。国家品牌委员会在活动期间，共发表了4次对2009～2012年韩国国家品牌指数的研究报告。

[14]2013年韩国国会内的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改称为“外交统一委员会”，该委员会内的文化外交小委员会也改称为“公共外交强化小委员会”。

[15]2013年因外交通商部的通商功能移交到产业通商资源部，外交通商部改称为“外交部”。

[16]为了扩大对象国范围，2016年外交部将“发展中国家文化希望之星事业”改名为“全球文化希望之星事业”。

[17]，2017，pp.3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