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黑龙江区域[1]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白山黑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在无文字可考的历史阶段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成为古代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沃土，这可从黑龙江考古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得以证实。他们在历史长河岁月的磨蚀下，由原始群、氏族、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了东胡、濊貊、肃慎黑龙江古代民族的三大族系，又经过数千年演进，不间断地发展、迁徙、融合、嬗变、进化，到了近代基本上奠定了汉、满、蒙古、达斡尔、赫哲、锡伯、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民族格局。这些民族及其祖先，为开发和经营黑龙江区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筚路蓝缕、艰苦开发的业绩，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更在黑龙江地方历史上熠熠生辉。
一 黑龙江区域先民缘起的相关诸说
欲做黑龙江区域移民史研究，首先遇到的就是关于黑龙江区域先民的源起问题，因为直至现在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认定黑龙江区域就是人类发源地，那么最初的先民来自何方，很自然地就成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结果都是有倾向性的，还不能说真正解决了问题。若对论文著述加以归纳，大致有如下相关诸说。
（一）南来说
我国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一书中，旁征博引后得出“推断虽未必然，按之事理，实有可能”东北先民源于山东的结论，他认为：
就吾国古史料求之，即居于东北最早之肃慎族，亦有于先史时代自山东半岛移植之可能。近据顷学者考究之结果，今旅顺老铁山与登州之海程间，本有无数小岛连续不绝，如果古代海面低于现代时，则自登州与旅顺间，可成一脊，以为由山东通于辽东之捷径，即使不能全通，亦可藉数小岛渡水通之，而大易于今日。审是则居于山东半岛之居民，从海道以移入东北，实较幽营一路为顺便，此得于地理之助之一种推断也……又考左氏昭九年传，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一语，若谓古代之肃慎族居于今宁古塔一带，则与燕亳之地隔绝太甚，何以与之并言。愚因疑最古之肃慎族，当起于山东半岛，再由登州之海中之脊而移居于东北……[2]
另有国外学者使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考察验证，亦主张黑龙江人口南来说。俄罗斯汉学家С.М.希罗科戈罗夫（中文名字史禄国）受俄罗斯科学院和俄国中亚与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的委派，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3]进行民族调查，并以调查素材为基础写就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其主张：
应该到“中国本部去寻找通古斯人的发源地”，并推测通古斯人的原始故乡当在“黄河和长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为了证实这种推测，他提出了如下三条证据：（1）北方通古斯的服饰如敞襟外衣、兜肚、平膝短裤和护膝等与中国华南、华北以及东北汉人的服饰相近，而不像古亚细亚民族服饰那样便于御寒；（2）通古斯人对西伯利亚环境适应的结果，采用或者发明了眼罩，说明他们来自南方不适应当地长期积雪的反光作用。（3）他从汉人中找到了一种被称为伽玛（γ）型的体质类型，而伽玛型是北方通古斯人最普通的类型，这种类型之所以在华北和华东的汉人中能找到，是因为众多的汉人同化了遗留在这里的通古斯人的结果。[4]
（二）西来说
苏联学者对通古斯族源的探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由于他们对这一地区各民族接触很晚，对17世纪以前这些民族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只得依靠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进行研究。由于这些学科所积累的资料尚十分欠缺，他们的研究不能不长期停留在推论阶段，无法取得一致认识。”[5]如可见的研究成果认为：
Г.М.瓦西列维奇认为通古斯人最初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及其毗邻地区。又，据安加拉河和勒拿河岸考古调查，在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约当3500——4000年前，在贝加尔湖岸居住着狩猎民或渔猎民。他们在一些重要的特征方面与17世纪、18世纪俄国学者、旅行者对这里原住民的通古斯族所观察到的东西相近，或者说“持有酷似的文化”。[6]
如果说Г.М.瓦西列维奇的学术见解是因为“资料的欠缺，停留在推论阶段上”，那么苏联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考古研究的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在其研究著述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又刻意强调“远东各民族有着渊源极其久远的自成一体的文化”的见解，意在指出“这里不是某个巨大文化中心的外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故意：
我们远东土著居民的独特无双的文化特点显而易见，远东部落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些部落数千年来的文化自主性，表现在一切方面……这里不是某个巨大文化中心的外围，而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策源地。[7]
（三）土著说
我国有研究者根据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遗址在我国东北及俄国远东地区所呈现的“南早北晚”“南多北少”的分布态势，以考古发掘为一手资料，著有著述说：
长期以来，我们固守一种观念：中原文化又称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它向周边包括东北地区不断“辐射”，才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文化。这实际是制造了一种中原文化“中心说”……据考古发现统计，全国已发现古人类百万年以上的遗址有10处，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王府屯遗址，即是其中之一。说东北地区是中国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亦不为过。距今30万年上下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头骨化石及大量遗物，大体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处于同步发展阶段，能说“金牛山人”一定是来自“周口店人”吗？此类遗址遍布东北大地，只是时间不同罢了。但可以肯定，这些古人类源于东北本土。[8]
对于上述诸种说法，客观上学界的大多数人还是认可金毓黻先生的“南来说”的，且该种说法不断有新学科的研究成果予以“加固夯实”。如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告诉我们，“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滨海边区的原始人类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通过陆路或当时曾多次外露的渤海和北黄海大陆架等途径，陆续来自华北、山东一带，通古斯人只能是这些远古移民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出别的解释”。[9]而一些地质学工作者则通过本学科的方法，取得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做如是说：
由于深海钻孔岩芯的同位素研究和大陆堆积以及大陆上钻孔沉积物中的古植物孢粉、古土壤研究的进展，古地质学家一般认为：在过去170万年中曾发生过约17次冰期和间冰期。冰期中，陆上冰流形成并扩张，使几千万立方公里体积的海水以冰雪形式储存于陆上，导致世界海面大幅度下降，大陆边缘出现广泛海退，宽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的大陆架暴露为陆地。近年渤海、黄海等海域的海洋考古新发现为上述见解提供了新的证据。1980年考古学家在大连以南约100公里的黄海70米深处发现了披毛犀和猛犸象化石。1983年和1989年又分别在庙岛群岛和长岛附近海域发现过距今2—3万年前的猛犸象化石。1990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证明：在一万八千年前的玉木冰期时代，渤海曾是茫茫沙漠，呈植被稀疏的荒漠景观，直到一万年前被海水淹没为止。[10]
关于黑龙江区域先民源起学界的说法大致如此，尽管多种观点和假说并存，尽管是我们认同金毓黻先生的“南来说”，尽管有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加固夯实”，但若缺少区域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手段、方法、成果的强力支撑，所有的认同、可能、推论与假说，都将显得“苍白无力”。
二 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的相互印证
对此，黑龙江地方的研究者们经过了40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得出了与金毓黻先生“南来说”近似的结论。而金毓黻先生的“南来说”，是以丰富的典籍史料记载为基石的。
（一）典籍史料的记载
黑龙江区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其白山黑水的广袤土地，也是古代民族赖以劳动、生息、繁衍的栖息地。黑龙江区域古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史，而我国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完整地记录了从上古直到清代末年的这部民族历史。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载：
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集解〉《汉书音义》曰：“乌丸，或云鲜卑。”〈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以为号。俗随水草，居无常处。以父之名字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对于这一记载，史家的解释是：东胡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它兴起于战国末期，因分布在匈奴（胡）以东而得名。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击败东胡，“余类保乌丸山，以为号”[11]。而作为东胡系统或称为东胡北支兴起晚于乌丸的鲜卑部落集团，则活动在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一带。[12]
《诗经》卷十八《大雅·韩奕》载：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韩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时百蛮，长是蛮服之百国也。追、貊、戎狄国也。奄，抚也。《笺》云……其后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毛诗传疏》云：追、濊声相近，疑追即濊。〕
这是典籍对濊貊族的最早记载，有研究者考证后认为，“濊貊的方位，据文献记载可约略得知，在东胡之东、肃慎之南、燕之北。如果根据汉代濊貊系统诸族的分布，则可以有更具体的设想，如夫余在松嫩平原，则夫余本濊貊之地，有濊城，出濊王印，而且夫余为濊之衍读，故此地应是濊地；有人考证貊即发，发在今吉林辉发河流域……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松嫩平原正是濊貊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13]。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集解〉韦昭曰：“隼，鸷鸟，今之鹗也。楛，木名。砮，镞也，以石为之。八寸曰咫，楛矢惯之，坠而死。”〕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正义〉《肃慎国记》云：‘肃慎，其地在夫余国东北。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国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集解〉王肃曰：‘九夷，东方夷有九种也。百蛮，夷狄之百种。’〕使各以其方贿来贡，〔〈集解〉王肃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财贿而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集解〉韦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集解〉韦昭曰：‘展，重也。玉谓若夏后氏之璜。’〕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集解〉王肃曰：‘使无忘服从于王也。’〕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这是我国典籍的记载，它告诉我们的是肃慎人向中原进贡楛矢石砮的史实。可解作：春秋末期处于发达青铜时代和向铁器时代过渡的中原地区，久已告别了新石器时代的诸种器物。即便是陈惠公这样的贵族也已经不认识亡隼身上的楛矢石砮了，派人求教于学识渊博的孔子。孔丘将其解释为“隼来远矣”，“其地在夫余国东北”。“此肃慎之矢也”，同时也表明肃慎人还在使用着楛矢石砮。“武王克商”后，肃慎氏以楛矢石砮来贺，武王将其分赐“异姓诸侯”，果然在陈惠公的府库中找到了此物，验证了孔丘对楛矢石砮鉴定的准确，也验证了黑龙江区域肃慎先民存在的史实。
我国典籍对黑龙江古代民族的记载，是现代研究者的基本素材，然仅有此还不够，尚需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即田野调查、发掘所得遗存加以证实。也就是说，只有在充分习学典籍文献的基础上与考古所获相互参证，我们的史学研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考古发掘的成果
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论及黑龙江区域远古人群的分布与迁徙问题时，依据考古发掘成果将其清楚地表述为：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文化的传播来看，存在着古人类从华北地区向黑龙江地区的迁徙；从楔状石核文化的延布状况来看，证明了又一次自南而北的人口迁徙。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本区范围内至少存在过两次以上的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类出现在第四纪大冰期，并于此期间发展起来。在中国为大理水期，而黑龙江地区为诺敏河冰期。当时黑龙江的气候比晚近的年平均温度低摄氏7—8°以上。古人类要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就要发展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在末次冰期以后，狩猎经济已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与此相适应，使用间接打制方法产生的各种石器和石核为标志的压琢石器开始出现和流行起来，人类活动地域明显地扩大了，最北的旧石器地点达到北纬71°。当时，东北亚和北美都处在冰川和冰缘的地理环境之中，耐寒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就在深林和草原环境中迅速繁殖起来，而且分布越来越广，遍布于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北美的北部。黑龙江流域向以蕴藏和出土丰富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而著称。被发现的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驴等古生物化石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完整的骨架出土，如富拉尔基的披毛犀，三站、顾乡屯、扎赉诺尔等地出土的松花江猛犸象和真猛犸象化石等。饶河小南山出土的真猛犸象化石与石器、骨器一起出土，而且化石均为碎块，表明正是古代人们吃完肉后扔下的碎骨聚成了碎骨堆。不少地方出土的骨器大都是用动物骨骼制作的，有些骨器已成化石。这些恰好说明当时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有成群的猛犸象、披毛犀、东北野牛以及马、鹿、羊等野生动物驰骋奔突。随着冰河的后退，这些野生动物跟进北来，诱引古猎人们一批批北上。丰富的野生动物群，给早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古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衣食之源。而当时的人群凭着原始的技术装备和顽强坚定的意志力，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穿越林莽、沙漠、沼泽、山川和冰缘地带，同大自然搏斗，使自己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由华北地区迤逦北进的古人，有的向西伯利亚、北美阿拉斯加和日本北海道继续蔓延。所谓在中纬度站稳脚跟，向高纬度继续挺进，形成了后来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东北亚和北美分布的格局。在黑龙江地区居住下来的华北古人后来形成为北亚蒙古种族类型集团，就是形成本地区古代土著原始民族的人群。后来的所谓“白山黑水之间，种族繁矣”，盖源自这种猎取猛犸象、披毛犀的古猎人，其至少应是后来本区原始民族的主源主流。[14]
以上是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研究工作的结晶，是数十年来风餐露宿、殚精竭虑的文字总结，是以数十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为强力支撑的科学论断。考古发掘成果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黑龙江区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应该起源于1931年。其时，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尹赞勋先生主持了哈尔滨顾乡屯古生物化石现场发掘工作，根据出土的遗存得出的结论为该地是一遗存丰富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埋藏地。随后的1936年，俄国学者Б.В.包诺索夫、А.Г.马良夫今、В.佛奥费洛夫及В.В.摩摩特等人开始对黄山进行古生物、古人类以及史前文化调查。30年后，为了进一步弄清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情况，地质、古生物、考古工作者对上述遗址进行了再考察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顾乡屯遗址出土的松枝化石进行碳14测定，几组数据显示年代均在距今4万年以上，由此可以确定顾乡屯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而在黄山遗址的剖面上，发现了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及云杉化石，对云杉化石的碳14年代测定为30000±700年。“从而可据以确认顾乡屯以及黄山有关地点确实存在旧石器晚期文化。”[15]而在满洲里的扎赉诺尔，因早年有被学界称作“扎赉诺尔人”的头骨化石的发现被人们注意。1973年以后，这里又有6件头骨化石出土，均为蒙古人种。其遗物的碳14测定为距今11460±230年，“人头骨化石及其共存遗物均发现于第四层，其年代约在一万年左右”[16]。随后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又相继发现漠河老沟河、塔河十八站、昂昂溪大兴、五常学田、哈尔滨阎家岗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达23处之多，[17]从中发掘出大量的遗物、遗迹、人骨化石及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几乎遍及全省。这里著名的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曾经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同时生存。这个时期正当人类狩猎活动活跃的时期，人们正是以这种动物作为狩猎对象和生活资料的来源，所以在发现古生物化石的同时，要注意发现人类活动遗迹和文化遗物，把古动物化石和古人类的活动联系起来。”[18]
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率队在齐齐哈尔昂昂溪五福（С）地点对2座墓葬进行发掘考察，据此写出了《昂昂溪史前遗址》，奠定了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础。在随后的数十年，黑龙江区域又相继发现了密山新开流遗址（距今5430±90年）、饶河小南山遗址、牡丹江莺歌岭遗址（距今3025±90年）、宁安石灰场遗址、亚布力北沙场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建筑遗物、文化遗存不断增多，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身的内涵、分布、类型、序列渐渐清晰。对此，考古工作者的结论是：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活动于黑龙江地区的古代人群，属蒙古人种，都来自华北地区。蒙古人种是汉族，同时也是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其中包括黑龙江地区古代各族的共同远祖。这些从华北地区远来黑龙江流域的属于蒙古人种的古代人群，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当然，这并不能排斥民族迁徙的因素，即其以后也仍有其他民族北徙至此，与当地土著族人融合而形成新的原始民族。从中石器时代以后，种族类型集团大致分化形成。[19]
三 黑龙江区域三大族系的文明史痕
人类社会由最早的原始群经过氏族、氏族部落向部落群过渡，标志着原始民族已经形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若进一步表述则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黑龙江区域的三大族系已经形成。那么，它们如何在这里唱响各自的英雄史诗？考古工作者依据田野发掘、研究工作的成果做出了如下表述。
黑龙江历史上三大族系的缘起与延续，如下：
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
中部的濊貊—索离—夫余—豆莫娄系。
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系。
他们在这里留下各自的文明史痕，由西向东呈现为铜钵好赉、昂昂溪、新开流三种不同的原始文化类型。
（一）铜钵好赉文化
铜钵好赉文化分布较为广泛，1975年在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额尔古纳右旗发现了80余处遗址，其中以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遗址最具代表性。该遗址位于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庙以北11公里处，出土物极为丰富。有以玛瑙、燧石、石髓、蛋白石、黑曜石、石英等为原料制作的石镞、长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石叶、敲砸器、“钻”式石核、圆柱石核、石核刮削器，以及石锤、石杵和石磨盘等。石器以砸制为主，少见压制，而不见磨制；数量不多的陶片，主要为手制素面夹砂黄褐陶。按出土比例，如石器以千计，则陶片仅见数例；古墓群中的墓葬多为土坑墓，以单人屈肢葬为主，偶见直肢葬，而其骨骼未见石化。土坑墓中少见随葬品，仅在胸前放置数枚河蚌而已。
对于这些文化遗存的出土，考古研究者认为，铜钵好赉文化说明当时存在原始渔猎生产，与之并存少量的原始农耕经济。从出土的石器看，其文化类型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而未见石化的骨髓，“显然晚于扎赉诺尔文化，而且应是它的接续者，可能属东胡先世文化……其绝对年代，据出土文物的原始性状观察，应在距今6000年左右”[20]。
（二）昂昂溪文化
昂昂溪文化的发现，起源于我国近现代田野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梁思永先生。解放后经地方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发掘，得出了昂昂溪原始文化遗存有早晚之分的结论。“早期以五福（C）地点的2座墓葬为代表，随葬陶器有罐、碗以及石器、骨器等。石器以碧玉、石髓、玛瑙等制作，有石镞、尖状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凿、石叶、打制的‘锛形器’磨制的石锛等，这些是昂昂溪类型的重要生产工具。在该地区发现的红衣陶片、鬲足、支、陶范等则为晚期遗物……”[21]昂昂溪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流域地区[22]，而根据这些出土的文化遗存，专业人员做出了如下解释：
昂昂溪文化类型遗址多位于河湖附近的沙岗地或台地上，有适宜渔猎的良好自然环境。出土的石器和骨器，主要是用于渔猎生产的工具。遗址中还常常见到兽骨、鱼骨等。这正反映了渔猎经济生活。但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薄，一般在腐植土以下30厘米左右，表明当时从事渔猎生产的人们不能在一个地点定居很久，而必须常常迁徙，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从族属上看，其文化应是濊貊先世的遗留和创造。[23]
（三）新开流文化
新开流遗址位于密山兴凯湖地界，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墓葬，下层多为鱼窖，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从其器物形状、纹饰、用途分析，一支以捕鱼为主兼营狩猎的氏族在这里定居。对该遗址上层5号墓人骨进行碳14测年，测定距今5430±90年（半衰期573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080±130年。继之而后的莺歌岭遗址位于宁安镜泊湖南端，文化层堆积亦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特别是石器中已有有肩石锄、亚腰形石锄。上层有陶纺轮、穿孔刀、狍角锄及陶猪、陶狗、陶熊等原始工艺品。证明“这里的氏族部落居民使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从事原始农业、畜牧业，兼事渔猎，农业已进至锄耕阶段，并有了简单的手工纺织；从出土的多个陶猪的形态来判断，当时居民已知养猪。这是他们主要的肉食之源。从陶猪的形象看，头占全身的1/3，脊部鬃毛高耸，当处于野猪到家庭豢养的家猪之间的过渡体态。猪的饲养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原始农业为基础，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证明当时的氏族部落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原始农业生活。长身打制石斧及箭镞、骨鱼钩等的出土，反映渔猎经济还占较大比重。黑曜石压制的石镞和青石磨制的石镞，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石砮’。原始社会的人们还修筑了半地穴式的简易住房，‘穴地而居’以抵御北方的严寒”。[24]人们“根据这种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与后来肃慎族的居住地相应，故新开流原始文化类型的居民可能是肃慎族的先世”。
研究远古时代先民的状况，仅就文献典籍记载的神话和传说是远远不够的，何况黑龙江地区的类似记载寥若晨星，这逼迫着研究者只好去充分地利用考古资料。考古资料这一富矿所蕴含的内容，不仅数量多，而且它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那寥若晨星的文献典籍记载。特别是考古工作者的严谨推论，更是让门外的研究者不敢有丝毫的“僭越”，这也是我们对上面大段引用并继续引用考古成果做出的解释。对于黑龙江区域三种原始文化类型，考古工作者的结论是简单明了的：
以上三种文化类型的存在时间，大致距今六千——五千年之间，相当于公元前四十——三十世纪，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相一致，均处于不见文献直接记载的“传说时代”。其经济类型都属渔猎经济，而原始农业则可能在西部和东部均已发生。从生产工具看，均有大量压制石器，亦见磨制石器，但数量不多，而东部稍多一些。从生活器皿看，西部地区陶器极少，且多素面，东部和中部地区虽器形单一，但已普遍使用，且纹饰丰富多采，而新开流尤其丰富且制作较精。从社会形态看，即或新开流遗址所反映的氏族成员已有地位高低之分，但不能说已出现贫富分化。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表明已有了不同的族的存在，而且出土器物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而不是互相隔绝的。这三种分布在西、中、东部地区的文化类型具有共性，然而小于其个性，即各有其自身的物质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正是不同族的存在的集中反映，标明黑龙江地区原始民族的形成过程，并是以后黑龙江地区三大族系的先民。[25]
尽管我们是赞同黑龙江区域先民“南来说”的观点，史料撷取、资料运用也多围绕于此进行，但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又不得不令此说“存疑”，起码在时限上大为提前。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编著的《考古·黑龙江》出版物中，“交界洞穴遗址”条下记载：
遗址位于阿城区交界镇东北0.5公里处的一个石灰岩采矿场内……从化石种群和石化程度看，其年代比“故乡屯化石群”为早。遗址出土石制品100件，大多以黑色板岩制成，加工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和砸击法，有二次加工疤。种类主要有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石制品工艺粗糙，形体都较大。用地层中出土的梅氏犀牙齿进行铀系法测定，年代为距今17.5万年（+2.2万年—-1.8万年）。如果这个年代无误且石制品可靠的话，那么其意义非同寻常。其一，这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遗址，说明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了人类活动；其二，这是我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东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三，梅氏犀生活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中，在我国北纬45度以北系首次出土，说明距今20万年左右我省气候还处于较温暖的时期，这对于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气候和古地理环境的变迁亦有重要价值。[26]
如此，我们认为文中“其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有其三，似乎还应有其四，即以10万年计地改写了黑龙江区域的相关历史。
四 黑龙江区域——罕见的双向移民区
历史上的黑龙江区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区，仅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角度讲，黑龙江区域三大族系东胡、濊貊、肃慎的后裔就从这里走出，形成了鲜卑、渤海、女真、蒙古、满等民族，或君临全国，或占据半壁江山，或偏安一隅，或融合于其他民族，在中华民族的舞台上唱出了一幕幕悲喜剧，也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增添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内迁
拓跋氏是鲜卑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构成单位，其原居地在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一带，呼伦贝尔的克鲁伦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达赉湖等地发现的早于鲜卑的压制石器、陶器、石板墓葬群等遗存，就是拓跋鲜卑文化的实物例证。拓跋鲜卑历史序幕的掀起应是在东汉初年，经过几代“推寅”的努力，“山高水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最终由他们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唱响了自己的英雄史诗。
渤海国的建立是黑龙江区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严格意义说，作为肃慎后裔的勿吉人到了隋唐之际改称靺鞨，他们分为七部，其大致的地理位置，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在今牡丹江下游、松花江下游、阿什河流域、拉林河流域、第一松花江及延边附近的广大地域内。[27]在民族间的不断征战中，粟末靺鞨投奔了隋朝被安置在柳城（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契丹人营州作乱，在唐王朝的重兵围剿下兵败，靺鞨人在酋长乞乞仲象等率领下东渡辽水，返回靺鞨故地。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骁勇善战，率众在东牟山“树壁自固”，筑城以居，是为“旧国”，今地为吉林敦化敖东城。渤海国以“旧国”作为王都近半个世纪后，到了大钦茂时期决定迁都显州即后来的中京（今吉林和龙县西古城）。756年（唐天宝末），又迁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之后虽也有迁都之举，但都为时不长，到契丹灭渤海时上京龙泉府为渤海京城有170余年之久。926年契丹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批逃往女真、高丽、新罗、中原，加之被强制迁移到契丹内地及辽东地方的渤海人口，这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女真人，一般认为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历史渊源，同属现代民族学分类的通古斯-满洲语族。《三朝北盟汇编》卷三载：“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申，番（契丹）讹为女真……《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靺鞨者……契丹阿保机乘唐衰乱，开国北方，并合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此后，女真这一族称代替了靺鞨。辽朝统一了黑龙江区域后，徙渤海遗民于辽之内地，“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各部“散居野处，各不统属”，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史载：“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随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而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28]后来，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继而起兵反辽，于1115年在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金王朝。金王朝在随后的用兵过程中，曾不断地劫掠中原人口并将其安置在上京，谓之“实内地”，使初始封建制的女真社会生产力大为发展。女真兵锋所指摧枯拉朽，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先后迁都中都（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此间，金政权从利于统治角度出发，把大批女真户“自本部徙居中土”，“令下之日，比屋连村，结屯而起”，形成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蒙古族及其先世是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其活动范围包括了黑龙江上游地区，尤其是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7世纪唐朝北疆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畔有唐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的“蒙兀（蒙瓦）室韦”，即是蒙古族的直接先世。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在其收集大量蒙古传说的《史集》中，认为被突厥人征服的早期蒙古人在额尔古纳昆山中避难。对于这个“昆”字有多种解释，拉施特·哀丁认为“昆”是山中的意思，说明古代蒙古人原是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山林中的“百姓”。另有一种解释认为“昆”是蒙古语“人”的意思，“额尔古纳昆”即额尔古纳河地方的百姓之意。还有人从生活方式上划分，蒙古族可以分为游牧的草原部落和以渔猎为生的森林部落，“最早的蒙古人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山民，从广泛地使用木车这一点来看，他们是从森林中走出的。直至今天，蒙古人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仍然不同，他们依然使用着小木桶，而不是皮袋”[29]。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密林西迁的蒙古部，渡腾汲思海（今呼伦湖）到鄂嫩河的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时，又兼并融合了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突厥系统的薛延陀、回纥、黠嘎斯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在东及兴安岭，南至金朝，西接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地域内实行“领户分封”，实际上也就是民族间的调动迁徙。1233年蒙古灭“东真国”，统一了东北地区。1234年蒙古灭金，统一了中国北方。1272年蒙古灭南宋，中国复归大一统局面。而此间的蒙古民族迁徙则为经常的事情。
元末明初，金之内迁所遗女真人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它们的地理分布是：海西女真大部居住在吉林扶余（伯都讷）以北的松花江大曲折后的江南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边的阿什河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则遍居于从精奇里江下游直到库页岛的整个黑龙江南北广大区域。在蒙古人的不断侵扰及明政府的连续招抚下，“原来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下游的女真人掀起了一次长达百余年的民族南迁运动”[30]。到了明中叶，建州女真迁于浑河上游的赫图阿拉，海西女真几经迁徙定居在辽东地区的大、小清河流域，吉林的辉发河流域。而野人女真留居原地的有之，迁入建州、海西故地的有之，虽然发展缓慢，但从族源上它们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故而，有人指出：“曰海西、曰建州，就其居处言；曰野人，则就其文化言。”[31]明末，女真人后金政权的建立，完全切断了中央政权与东北边地的联系，使明王朝的奴儿干都司在黑龙江区域的设置基本上名存实亡。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三次用兵于黑龙江，对这里的各族居民进行恩威并施的招抚和军事征讨，终使“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及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32]。编入“伊彻”（新）满洲的黑龙江区域土著居民是要服从朝廷征调的，在近30年的明清战争中，在清王朝定都北京“尽族西迁”中，在清王朝历次平叛勤王中，黑龙江区域的土著居民与八旗官兵“俱在行间”，这无疑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
清王朝因各种缘由在极力征调黑龙江人口的同时，却从狭隘的民族统治利益出发将东北封禁起来。以黑龙江区域计，在有清一代276年的统治史中，其被封禁时间竟长达194年（1667—1861年）之久。长时间的人口频繁征调，损耗了这里人口的自然增长，长时间的实施封禁政策，阻止了这里人口的机械增长，以致偌大的一个黑龙江区域，在嘉庆十七年（1812）时，人口却只有444009人[33]，人口密度为0.73人/公里2[34]。如此的人口数字，如此的人口密度，使得黑龙江区域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之际难免受强邻垂涎觊觎。
（二）近现代以来的“闯关东”移民
1840年以后，华夏大地上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中国近代社会人口“三大流向”。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诸省的穷苦百姓，在土地兼并、人口压力、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下，不顾清廷禁令向东三省迁移。其人口迁移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持续之长久、意义之深远，为世界移民历史所罕见。
清末民初之际，黑龙江区域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场。俄国人借修筑中东铁路之机，把这里的许多地方变成了铁路附属地然后移民于此。日本人假黑龙江部分地方开埠通商之时，大量商民移居这里经商谋利，更有武装占领后“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的实施。另据1922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统计，时哈尔滨人口为34万人，其中外国人口16万人以上，占城市总人口的47%，包括了俄、日、英、美、德、法、丹、比、意、荷、澳、瑞、葡、南、罗等30多个国家的侨民麇集于此，故当时的哈尔滨有“国际人种博览会”之称。[35]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区域既作为人口安置区又作为经济开发区交替使用，在“共和国长子”的名义下，接受了“十万官兵”“二十万支边青年”“百余万知识青年”等各种名目、各种形式的移民以及进行“突破高寒禁区”的林业开发、“铁人精神”的石油开发、“创业精神”的北大荒开发等，还有那难以计数的自流人口在此谋生。
黑龙江区域移民到底有多少，应该有一个大体数据可循。嘉庆十七年（1812）黑龙江区域人口有44万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人口有257万人，宣统三年（1911）人口有324万人，1930年人口有601万人，1949年人口有1013万人。[36]参照清末、民国、日伪统治时期及三年内战时期的社会变迁，如此一种人口增长速度，应该是以人口的机械增长为主。至于解放后黑龙江区域的移民数字学术界常以“三个一千万”来描述，即“解放初人口一千万，自然增长一千万，外省流入一千万”。[37]对于这一提法学界也有质疑，许多人认为“三个一千万”提法不确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马侠研究员撰文，认为1949—1982年黑龙江净迁入人口为764.4万人。又如，郝守忠先生在《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看黑龙江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文中，指出1949—1982年黑龙江人口的机械增长数字为747万人。再如，胡焕庸、张善余在《中国人口地理》一书中，提及1954—1979年黑龙江全省累计净迁入人口650万人。复如，李德滨先生等在其《黑龙江移民概要》著述里，指出1949—1982年黑龙江净移入人口数为774万人，年平均净移入人口22万人。[38]综合以上数据，若将统计时限上的误差扣除，700余万人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数字。
如此，历史上黑龙江区域走出了鲜卑人、渤海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他们或君临全国或占据半壁江山。如何评述他们的功过得失？由此想到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对大月氏与北匈奴迁中亚、欧洲时的精彩论述：
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一次抛掷出去的历史碎片，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的一颗流星，这颗流星，降落在中亚，象陨石一样，落在妫水流域。然而它在妫水流域，却大放光明……
北匈奴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二次抛掷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就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二颗流星。这颗流星后来降落在欧罗巴的原野，成为四世纪西欧历史的动力。[39]
黑龙江区域先民鲜卑人、渤海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等就是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吸附下“抛掷出去的一块块历史碎片”，在中原地方与汉族文化碰撞、混化、融合，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增添异彩。而到了近现代，汉族人口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源源不断地移民黑龙江区域，为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由于历史原因，以各种形式出现在黑龙江区域的外国移民，更是给这里增添了异域色彩，其功与过、美与丑、罪与罚自有历史评说。这样一个罕见的双向移民区，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研究的路径是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以典籍文献为依据，尽量使用已掌握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和田野调查资料，尝试着将其做成一部活生生的黑龙江区域移民史。
[1] 这里使用黑龙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由于屡屡变更的行政划分。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松花江以南仍属于吉林管辖，松花江以北隶属于黑龙江辖治，另有大兴安岭及蒙古地方，很难用现在的行政区划厘清划一。使用黑龙江区域的概念，就是把这一范围纳入统一论述。
[2]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52页。
[3] 通古斯-满语族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如今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乌德盖人等。
[4] 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第24—25页。
[5] 干志耿主编《探赜索隐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90页。
[6] Г.М.瓦西列维奇：《关于通古斯人民起源的语言、民俗和民族学资料》；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苏联远东考古学新发现》，转引自干志耿主编《探赜索隐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93页。
[7]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从最新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地区》，转引自《苏联考古文选》，文物出版社，1980。
[8]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6页。
[9]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第27页。
[10] 参见杨怀仁等《新生代地球气候变化及海面升降研究》，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2集，地质出版社，1985；张镇洪：《北黄海披毛犀和猛犸象化石的新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5卷第1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3期；《人民日报》1990年8月19日的相关报道。
[11] 关于乌丸山所在，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是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提到，乌丸山即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百四十里的乌辽山；一说是马长寿在《乌桓与鲜卑》中认为，辽代的乌州即汉乌丸地，在辽长春州与永州间，在今归流河附近；一说是张博泉在《乌桓的起源地与赤山考》一文中写道：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当为今肯特山。
[12]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8页。
[13]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94页。
[14]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7—39页。
[15]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1—12页。
[16]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113页。
[17] 干志耿：《黑龙江考古与民族历史》，《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
[18]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0页。
[19]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50页。
[20]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76页。
[21]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文物考古三十年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114页。
[22] 黑龙江省博物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4年第2期。
[23]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78页。
[24] 戚玉箴、孙进己：《肃慎和挹娄的考古文化》，《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5期。
[25]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2—83页。
[2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黑龙江》，文物出版社，2011，第47—48页。
[27] 孙进己、干志耿、庄严：《勿吉和靺鞨的物质文化》，《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1期。
[28] 《金史·世纪》卷一。
[29]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第139页。
[30]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347页。
[31] 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台北：中研院历史研究所，1987。
[32]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33] 《盛京通志·户口》卷三十五；《嘉庆朝大清会典·户部》卷十一。
[34] 此数字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73页。这应该是一个人口密度偏低的统计数字，因为没有将黑龙江区域吉林将军所辖部分计算在内。
[35] 转引自赵德久《哈尔滨近代对外经贸关系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第132页。
[36] 参见《黑龙江省志·人口志》第57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7] 《费孝通教授同哈尔滨、内蒙的有关科研人员谈开展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李德滨等《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38] 上引数字均见李德滨等《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73页。
[39]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