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模型方法及应用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之中，除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等一系列模型研究方法之外，非模型方法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是描述经济运行特征、研判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其中，比较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边际分析法三类分析方法的应用最为广泛。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方法与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方法并不矛盾，多数情况下需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形势分析工作既科学又全面，既深入又丰富，既准确又直观。
一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根据一定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分析，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异同关系、共同规律、特殊本质的思维过程和逻辑方法。作为经济形势分析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两种甚至多种状态之间在总体状况、结构特征、变化趋势等方面的异同，比较分析法可以对待研究的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
在经济形势分析之中，把握各类经济指标和信号背后的细节特征，往往是分析当前经济状态和预判未来经济走势的关键环节，其中比较分析法是研究者广泛采用的分析工具。例如，虽然不同时期可能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经济增速，但其在供给需求结构、区域城乡差异、新旧动能调整、企业经济效益、内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和变化趋势，因此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或将面临不同走势。
根据研究维度的不同，比较分析法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关注同一时间点上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而纵向比较则关注同一研究对象不同时间阶段的变化情况。在经济形势分析过程中，横向比较多用于对比某一国家、地区或产业等与同类研究对象在总量、结构、趋势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揭示不同研究对象在上述各领域的异同；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横向比较之前要思考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同时提前确定比较基准和指标体系，以便发现研究对象之间所隐含的本质差异。纵向比较多用于分析GDP、CPI、产业结构、企业效益等各类经济指标和变量在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的变化情况，通过对上述研究对象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比分析，了解其自身运动调整规律，从而判断其当前所处阶段并对未来变化趋势加以预判。
根据研究方式的不同，比较分析法可以分为定性比较和定量比较。定性比较更多关注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本质属性及概念差异，定量比较则更多以数据的方式衡量不同研究对象之间在规模、占比、变率等方面的异同。在经济形势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多用文字语言进行相关描述，一般是研究者凭借自身直觉和经验，参考经济系统过去和现在的延续状况以及最新的信息资料，对经济运行的特点、走势等做出判断，常用的定性分析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法多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描述，一般是依据统计数据建立相关数学模型，并利用模型输出结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用更为科学、准确、可衡量的方式加以研究，常用的定量分析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优化分析等。在实际研究过程之中，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而定量分析使定性更加科学、准确，便于定性分析得出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结论。
根据研究指标的不同，比较分析法可以分为单项比较和综合比较。单项比较仅关注不同研究对象在某一特定指标上所存在的差异，而综合比较则涉及多项指标的联合对比，以反映不同研究对象在多个维度上的异同。经济形势分析过程中，单项比较多用于专题研究之中，通过对某一特定指标进行细致化对比，考察该经济变量的变化规律和内部特征。综合比较在形势分析中的应用更为广泛，通过选取一定指标体系或组合方式，考察待研究经济现象或问题在总体和结构层面上的差异。例如，考察不同时间点的经济运行状况，不仅要比较经济增速，而且要分析价格、就业、国际收支等总量经济指标，还要进一步分析供给、需求、财政、金融等结构和政策变量，以求系统全面地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
以下列举2015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相同情况下经济内部结构特征对比分析的研究实例。
2015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均为6.9%。两个6.9%都产生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运行都处在合理区间内，但两个数据分别形成于“十二五”收官之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发展条件和运行态势有所异同。前者是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市场预期较为悲观条件下形成的，更多反映出经济周期性回落、调速不失势；后者是在经济企稳回升过程中市场信心增强条件下形成的，更多体现为经济恢复性反弹、量增质更优。总的来看，增速相同但形似神离，对应的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均存在差异，增长内涵不完全一样，当前这个6.9%的含金量更高。
一是第二、三产业结构不一样。实体经济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占GDP的比重和对增长的贡献有所差异。前一个6.9%，产能过剩引发工业库存积压较重，工业生产萎缩，增加值增长仅6.0%，创近二十年新低。服务业增长8.3%，明显快于GDP增速。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3%和50.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0%和53.7%。后一个6.9%，虽然去产能加快推动企业补库存，生产趋于活跃，工业增速回升，但现代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拓展，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和新兴服务竞相迸发，压低了工业经济的比重和贡献，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服务经济引领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是三大需求贡献不一样。扩大有效需求成效积极，需求结构不断改善优化，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前一个6.9%，外需不振导致出口疲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消费发挥“稳定器”功能，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突出，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1.6%。后一个6.9%，外需内需联动，世界经济形势总体趋好，出口连续下降局面得到扭转；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到个数，但补短板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发力，转型升级提振制造业投资，有效投资呈稳步扩张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消费规模稳定扩张，个性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迅猛，消费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4%。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共同发力，三大需求趋向均衡，内需驱动经济发展特征更加明显。
三是区域经济差距不一样。地区经济分化中优化与恶化并存，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协调性不同。前一个6.9%，在经济普遍下行中地区加剧分化，资源类、重化型产业密集省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东北地区投资降幅超过双位数，与增速最高的中部地区相差26.9个百分点；省份间GDP增速最多相差达8个百分点。后一个6.9%，经济在分化中改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差距缩小，困难地区经济恶化局面得到遏制，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已实现转降为升，投资降幅大幅收窄。四大板块经济联动性互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更趋协调。
四是新旧动能力度不一样。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新旧动能在经济中规模、比重和释放的能量有所变化。前一个6.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处于起步阶段，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还比较零散，新动能规模较小、比重较低，难以抵补传统动能下降的缺口。后一个6.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过剩行业加快市场出清，传统产业加速改造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升温，新增市场主体方兴未艾，“四新”经济蓬勃发展，工业机器人和电子商务、在线医疗、共享单车等“互联网+”新动能加快集聚扩散，规模比重明显提高。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步伐加快，各显其能、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增长。
五是企业经济效益不一样。市场预期和供求关系变化，企业生产经营扩张信心、意愿和盈利能力差异较大。前一个6.9%，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利润负增长，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导致企业扩张动力和能力均不足。后一个6.9%，工业走出结构性通缩阴影，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先行指标持续向好，市场需求回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提高到多年难得一见的6%以上，利润增速高达20%以上。企业普遍感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发展信心和动力增强，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成为主流认识。
六是政策支撑条件不一样。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我国政策主基调未变，但方向进行了微调。前一个6.9%，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我国也连续多次降息降准，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加码，遏制经济持续下行。后一个6.9%，全球五大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发出货币政策紧缩信号，美联储已连续加息4次，欧洲、日本等零利率、负利率时代也将宣告结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同时，更加注重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为稳健中性，广义货币供给（M2）9.4%的增速刷新历史新低。资金紧平衡状态下，宏观动力和微观活力不减，市场主体正在追求更高质量和效益的增长。
综上所述，两个6.9%不是经济冷热程度的不一样，而是两者面临的宏观动力、微观活力、市场预期和供求关系不一致。虽然后者更多表明经济周期在变化、结构在优化、质量效益在改善，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困难和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如果说在前一个6.9%形成过程中更多发挥的是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遏制经济下行势头，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那么在后一个6.9%的基础上，就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更多地化解结构性矛盾，巩固经济“稳”的格局，夯实“进”的基础，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表2-8 两个6.9%下对应的部分经济指标情况
二 图表分析法
图表分析法由于具备直观、清晰、富有启发性等诸多优势，一直以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形势分析之中，用以展示经济系统的总量变化规律、结构调整动向、空间分布特征等。统计图表能够使复杂的统计数据简单化、通俗化、形象化，可直观展示时间、数量等统计信息属性，在研究者进行经济形势研判的过程中，对于信息的捕捉和挖掘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谓“一图胜千言”，图表分析法相对于经济形势分析中的其他展示方法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一是形式简洁、重点突出。不同于传统的文字表述方式，图表可以简洁明快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展示，同时省去了大量文字铺陈及描述，重点信息一目了然。二是利于信息的获取和理解。通过将庞杂的信息和数据抽象为视觉化的图形和符号，可以更为直观清晰地帮助读者获取数据中所隐含的各类主要信息，从而提升人们对于数据的理解能力。三是便于把握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各类图表形式将两种或者多种数据信息进行统一展示，数据和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跃然纸上，图表通过位置、波动、面积等图像信息可对数据之间的互动状态进行直观展示。
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特征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图表对各类经济指标进行展示和分析。一般而言，柱形图、折线图、条形图和饼状图是所有图表中最为常用的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包括散点图、面积图、圆环图、雷达图等多种类型，并可以通过图形绘制软件将上述两种或多种图表进行组合叠加。
柱形图和条形图是一种以长方形的长度为变量的统计图表，常被用来比较两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差异，多用于较小的数据集。作为二维统计图表，柱形图的两个坐标分别是统计样本和该样本对应的某个属性的度量。其中，柱形图和条形图可进一步细分为簇状柱形或条形图、堆积柱形或条形图、百分比堆积柱形或条形图等。柱形图是经济形势分析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图形之一，其形式简洁、含义明确，既可对不同时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各类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也可描述不同经济变量随时间或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折线图是一种以折线的上升或下降表示统计数据增减变化的统计图表，常被用来描述统计指标的趋势变化、研究对象间的依存关系以及总体中各分部的分配情况等。其中，折线图可进一步细分为动态折线图、依存关系折线图、次数分布折线图等。折线图也是经济形势分析中使用较为频繁的图表形式，一般用于反映各类经济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于折线图所反映的信息相对单一，折线图多以多线叠加或与柱状图、散点图等其他图形进行组合的方式予以展示。
饼状图或圆环图是一种以扇形或弧形面积表示数据占比情况的统计图表，常被用来分析统计数据中各分项占总和的比例。其中，饼状图和圆环图可进一步细分为复合饼图、复合条饼图等子类。总体而言，饼状图或圆环图在经济形势分析中的应用相对较少，且应用领域较为明确，主要用于展示不同分项占总和的比重。例如，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重等。
以下以图表的方式，展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效，并以此为例介绍图表分析法在经济形势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自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全力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两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十分显著，既有效地改善了市场供求关系，又提升了供给体系质量效益，还推动了经济转型升级。
（一）从直接效果看，“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了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有效缓解了一些领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重点行业超额完成去产能目标，市场供需匹配度提高。各地加大对低端落后产能淘汰力度，过剩产能重点行业无效供给大量压缩，高耗能产业生产大幅减少。截至2017年10月底，钢铁和煤炭去产能分别完成1.2亿吨和4.4亿吨，超额完成目标任务，1.4亿吨“地条钢”产能已经出清；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分别较2015年回落5.6个和2.3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分别下降3.4%、4.7%和1.9%。2017年9月，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8%，达近五年来最高水平。
图2-1 五大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增速对比
图2-2 工业产能利用率及钢铁、煤炭产量变化
房地产库存降至近年新低，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各地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健康、旅游、养老、教育等产业，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大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两年来，多地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提到50%以上，全国房地产库存持续减少。截至2017年10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3.3%，总体库存总量较2015年底减少1.2亿平方米，创三年新低。
图2-3 商品房待售面积及增速变化
减税降费数万亿元，企业负担持续减轻。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全面实施和完善“营改增”政策、扩大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下调用电价格。两年来，政府为企业直接减负2万亿元以上，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下降。2017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6元，较2015年同期降低0.53元。
杠杆率趋于稳定，债务风险有效降低。严控债务增量，优化债务结构，统筹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政府、企业和居民三部门负债约束更趋强化，总杠杆率上升速度放缓，企业杠杆率趋于下降。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57%，增速连续三个季度下降；“信贷缺口”降至24.6%，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表明我国潜在债务压力趋于减轻。2017年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7%，比2015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
图2-4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和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变化
补短板精准发力，薄弱和关键环节建设明显加强。加大基础设施、脱贫攻坚、民生建设、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既创造新的有效需求，又创造新的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两年来，重点领域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一些长期存在的短板问题得到明显改善。2017年1～10月，农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10.3个、7.7个、15.2个百分点。
图2-5 补短板相关领域投资与总投资增速比较
（二）从宏观效果看，经济运行中的“四降一升”问题明显改善，经济稳中有进的基础得到巩固
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稳定性提高。两年多来，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势头基本得到遏制，经济阶段性企稳回升的态势基本确立，GDP增速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合理区间。
图2-6 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单季GDP增速
工业恢复性增长，生产趋于活跃。实体经济加快振兴，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工业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2017年10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达6.24%，较2015年提高近0.5个百分点。“成本-利润”增速缺口得到修复。两年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与利润增长由正负背离转向走势一致，特别是2017年以来企业利润增速明显高于成本增速，反映企业扩张动力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图2-7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与利润增速比较
PPI由负转正，“胀缩并存”实现扭转。市场供求关系逐步改善，居民消费价格（CPI）温和上涨，保持在2%左右水平小幅波动，工业走出持续结构性通缩阴影，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自2016年9月转正，长达54个月CPI与PPI正负背离局面宣告结束。
图2-8 月度CPI、PPI和PPIRM涨幅
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明显回升，收支矛盾缓解和企业效益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改善，企业利润增长从2016年开始由降转升，2017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达到多年难得一见的23.3%。部分困难地区财政收入实现好转，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稳定回升，财政收支矛盾趋于缓解。
图2-9 月度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和全国财政收入增速
M1和M2缺口收窄，金融风险发生概率下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高，市场流动性更趋活化，资金“脱实向虚”的状况有所改观，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总额达18.2万亿元，高于2015年同期4.7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与狭义货币（M1）余额分别增长9.1%和12.7%，两者增速缺口已由最高15.2个百分点收窄至3.6个百分点。
图2-10 月度M1、M2同比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
（三）从中观效果看，新动能加快发展，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先进产能快速增加，产业向中高端稳步迈进。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等积极做加法，工业向中高端迈进的特征趋势更为明显。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4%和32.9%，较上年分别提高0.6个和1.1个百分点。2017年前11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1.4%，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7.4个和5.3个百分点。
图2-11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比较
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等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商务等生产服务业方兴未艾，多点支撑更加有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显效，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生产布局不断优化，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逐步提高。三次产业结构由2015年的8.8∶40.9∶50.2调整为2017年三季度的6.9∶40.1∶52.9，服务业在GDP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
图2-12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从微观效果看，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企业预期明显好转
新设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国内市场准入环境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步伐加快，企业设立便利度明显提高，市场主体的大量涌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2016年和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分别比上年增长11.6%和16.7%，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分别比上年增长24.5%和12.5%。
图2-13 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和新设企业数量变化
微观主体扩张意愿增强，市场信心有所提升。企业普遍感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情绪上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15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16个月保持在53%以上的高景气区间。
图2-14 月度PMI和非制造业PMI走势
三 边际分析法
经济学概念中的边际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主要研究自变量的变动会对因变量的变动产生多大影响，数学上即为因变量变化值与自变量变化值的比值，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变量的分析过程之中，如效用、成本、消费、投资等。边际分析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814年的马尔萨斯，其最早指出微分法对经济分析可能具有的用途；随后，汤普逊于1824年首次将微分法应用于经济分析；进入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瓦尔拉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英国的杰文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分析法，后被人们称为“边际革命”。
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研究之中被广泛应用，这是由经济学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学主要研究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数学上表现为极值点或最值点的求解，即约束或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具体为求解连续可微函数下导数为零的数值解，因此必然涉及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规律主要考察各类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后，即研究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所造成的影响，其本质上便是边际分析法的具体应用。事实上，边际分析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其使经济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并推动了实证研究工作的发展，同时为最优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传统经济学概念中的边际分析法与经济形势分析中的边际分析法略有不同。经济理论中的边际分析法更多强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不仅要考察自变量的变化，也要关注因变量如何随自变量进行调整，是一个比值的概念。经济形势分析中的边际分析法往往更关注某些经济变量的边际变化情况，是一个增量的概念。
本书中所提到的边际分析法即为上文中所给出的经济形势分析中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供给、需求、动能、财政、金融等经济变量或政策的边际变化情况，开展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此时，研究重点已从存量和已有特征转移到增量和边际变化上，通过深入分析不同时间节点或变量状态下新出现的特征、苗头和倾向，对未来经济走势加以分析和研判。
下文以2019年4月的经济运行状况分析为例，展示边际分析方法如何在经济形势分析中进行直接应用。
4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延续了2019年前2个月缓中趋稳的总体态势，经济主要运行指标普遍回落是在预期之中的，也是3月单月经济数据超预期反弹后的正常回归。虽然当前经济新动能、实物量指标运行态势较好，但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内外部不稳定性因素更趋显性化，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加剧。
从供给看，工业和服务业增长放缓尚属正常回调。工业经济回落源于短期扰动性因素影响。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3月的8.5%大幅回落到5.4%。一方面，2018年同期开工较旺，工业增加值7.0%的增速为全年次高点，进而对2019年同期形成高基数影响；另一方面，不少制造业企业为享受4月增值税率下调的优惠，3月启动提前备货，加快采购和生产，“透支”了当月的部分生产经营。实质上，4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1～2月略加快了0.1个百分点，环比仍增长了0.37%。服务业在平稳运行中正常波动。4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4%，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但比1～2月加快0.1个百分点，是2018年四季度以来的第二高点。当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3.3%和60.3%，仍处于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平稳向好的增长态势并未改变。
从需求看，消费和投资增长下滑仍在预期之中。消费减速主要是受假期因素影响。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扣除价格）分别为7.2%和6.7%，较3月分别回落1.5个和1.6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五一”假期移动（上年假期三天中有两天在4月）对消费影响较大，若剔除假日移动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3月基本持平。投资增长放缓受民间投资拖累较多。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较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但与1～2月持平。其中，占总投资59.8%的民间投资增长5.5%，较一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这表明终端市场需求不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对民间投资意愿和信心仍存在一定制约。
从增长动力看，支撑经济增长的亮点犹在。新动能保持强劲增长。4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2%，较一季度加快3.4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微型计算机设备等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以上高增长；新业态加速成长，1～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2.2%，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其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18.6%，分别比2019年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0.4个和2.2个百分点。实物量指标活跃度趋升。4月，全社会用电量、第二和第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5.8%、4.0%和10.5%，分别较一季度加快0.3个、1.0个和0.4个百分点；铁路货物发送量增长9.9%，高于一季度7.0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5%，较3月回升0.9个百分点。
从经济运行的环境看，物价和就业形势总体有利。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5%，其中翘尾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1.3个和1.2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与3月持平。受非洲猪瘟疫情、“猪周期”和季节性因素叠加影响，猪肉、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居高，但均在可控区间内，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仅上涨1.7%，较3月回落0.1个百分点。居民就业总体向好。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3月下降0.2个百分点；前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42%。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外部环境越发趋紧，国内供需总体趋弱，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没有明显改善，实体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短期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出口下滑、生产萎缩、市场调整的三重压力更加突出。
外需萎缩压力进一步加剧。4月，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出口下降2.7%，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全面回落。其中，对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金砖国家的出口较上月分别回落16.8个、25.9个、17.3个、24.1个和16.2个百分点。一方面，全球经济景气下行，世界贸易收缩趋势显现。美国经济受减税政策刺激效应减弱与持续加息紧缩效应增强的双重影响，二季度经济回落的概率上升；欧元区生产持续不振，日本国内需求依然低迷，经济增长难有明显起色；俄罗斯受经济制裁和石油减产影响严重，印度投资和消费增长开始走弱；其他部分新兴经济体外交关系紧张，国内政局有所动荡，在货币贬值与利率飙涨双重压力下，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已陷衰退边缘。世界经济减速势必对全球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世贸组织（WTO）报告显示，2019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为96.3，是2010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并警告全球贸易增长可能继续放缓。与之相应的是，反映国际贸易情况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持续运行在近年的低位区间。另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大幅升级，我国商品出口难度愈发加大。5月10日开始，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提出将在短期内对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这将导致我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减少，出口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
制造业投资-生产弱循环效应加剧。从内部看，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局面尚未明显改观，制造企业扩张动力持续下降。一季度制造业利润总额下降4.2%，比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低0.9个百分点；前4个月制造业投资仅增长2.5%，较一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创2004年2月以来的新低。受此影响，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3月的9.0%回落到4月的5.3%，特别是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放慢速度分别高达12.1个和13.6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PMI指数中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分别为49.5%和47.2%，均处在荣枯线之下，也反映企业仍在努力去库存。从外部看，美国实施打压政策，将导致我国制造企业主动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近期，美国禁止国内企业与一切被控会“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公司进行商业交易，试图切断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供应链，引发制造企业信心和预期大幅下挫，势必影响后续投资。
市场重现普遍调整的压力加剧。一是车市持续不振。4月汽车销量下降14.6%，由此导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2.1%，石油及制品类销售较上月下滑7.0个百分点。二是楼市销售走低。4月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0.3%，与房地产相关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销售分别较上月大幅回落12.0个、8.6个和11.1个百分点。三是股市重回洗盘调整状态。4月中旬以来，受获利回吐、经贸摩擦升级等内外因素影响，上证综指、深证成指跌幅均高达10%以上，观望情绪加重，市场活跃度下降，新增投资者数量下滑，成交量急剧萎缩，财富效应减弱。四是汇市波动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再掀波澜，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快速贬值，已逼近7.0的心理关口。同时，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贬值。
综合来看，4月经济数据在正常回落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有增无减，下一步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按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要求，保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下行引发失速风险。
表2-9 2019年4月主要经济指标变化情况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