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工具性观点的内涵
既然这些对话不是要排除工具性的美德和幸福观,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格拉底的某些主张也暗示了他接受一种工具性的观点,因此我们就应当得出结论,认为这个观点是最切合这些对话的。苏格拉底不可能拒绝这个工具性的观点,也不可能在应用美德与技艺之相似关系时认为其中有任何误导性的成分。
不过,如果苏格拉底明确地构造了工具性的观点并审视了它的内涵,那么推断苏格拉底实际上会接受它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它能回答一些对苏格拉底来说比较紧迫的问题,也看到为什么它可能提供一种表面上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方式,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有充分的理由去成为有美德的人。然而,他也有可能不欢迎所有这些后果。特别是,一种工具性的观点或许不能为他所有的核心主张提供最可行的辩护。
比如说,我们可以论证,他对正义的忠诚可以更容易理解并且更有说服力,只要他将之作为一种是对幸福的本性而不只是对实现幸福之手段的确信而加以呈现。同样,我们也可能对苏格拉底所做的强烈辩护留有深刻印象:一是为了探究美德的重要性,一是为了寻求对我们所持有的道德确信的理性理解(Ap.,38a1—6)。[188]我们可能会怀疑,他对关于道德探究和理解的确信所做的最佳辩护是否应当基于这种工具性的观点。确实,对苏格拉底的道德确信采取一种工具性的论述,这看上去似乎剥夺了这些确信的力量及其对这些对话的读者(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所呈现出来的魅力。
我们不应抑制对于工具性的美德观念的这些疑虑,也不应任由它们控制我们对苏格拉底的阐释。如果我们要试着去理解苏格拉底自己对美德和幸福的理论论述,既然他持有或者说预设了这样一个论述,那我们就应当被说服,认为他接受了一种工具性的观点。即使它并未对苏格拉底的某些确信提供一种非常可行的辩护,这本身也不足以构成充分的理由来假定苏格拉底不接受这个观点;很多哲学家都接受了那些不能为他们的某些确信提供辩护的理论。[189]
不过仍然有可能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看到,他必须在对美德和幸福间关系的工具性论述和非工具性论述之间做出选择,也有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他没有注意到技艺类比中蕴含的有争议的假设。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有争议的假设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格外鲜明,因为他意识到了苏格拉底予以简单地忽略的问题。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从未问过幸福由什么构成,也没问过“我们必须为了幸福而追求美德”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什么。既然他没有提出这些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那他没有追问工具性的观点如何影响了他的基本道德确信,这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所以,我们或许能够更进一步,说明苏格拉底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不过,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式道德理论的反思,那么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苏格拉底并不拒绝一种工具性的美德观念。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同意,如果柏拉图明确地拥护非工具性的美德和幸福观点,那他就背离了苏格拉底。如果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确定一种工具性的观点,那么柏拉图接受非工具性的观点或许就不会导致他与苏格拉底的公开冲突;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是对的,那么要拒绝一种工具性的观点就要求柏拉图提出一些苏格拉底未能提出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如果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某些核心确信看起来比工具性的观点更加可行,而后者本来被认为是要为它们辩护的,那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某些回应;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柏拉图精确地修订了苏格拉底的相关主张,它们影响了对核心确信所做的辩护。[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