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任何人如果有兴趣了解亚里士多德、休谟或康德对道德哲学所做的贡献，都可以转向至少一本英文著作，只要该书试图对这些哲学家的主要伦理观点进行相当充分和详尽的论述。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柏拉图的伦理学。必须承认，柏拉图的阐释者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在阐释其他哲学家时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不一样；不过，我仍然相信，为其他哲学家的伦理观点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在柏拉图的伦理观点中展开。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去做的工作。它并不全面，因为书中并未包括柏拉图伦理学的若干重要方面，但是它的焦点集中在我认为是核心问题的那些方面。

在书中，我努力呈现以下方面：柏拉图持有其伦理观点的理由，他对其中某些观点改变想法的理由，其观点的内容与内涵以及某些可能令我们倾向于接受或拒绝这些观点的理由。基于这些目标，我在前期对话中追溯了柏拉图观点的发展，并特别强调了《高尔吉亚》对苏格拉底式伦理学的辩护和（如我声称的）重述。本书的很大篇幅用于考察柏拉图在《理想国》的主要论证中对道德理论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也增加了一个对后期对话的某些方面所做的非常简要的讨论，以此来表明它们如何进一步阐明了《理想国》提出的那些问题。

对柏拉图道德哲学的恰当理解要求对他的道德心理学、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有所理解（对于我提到的其他哲学家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我也讨论了柏拉图哲学的这些领域。苏格拉底方法和苏格拉底伦理学有助于相互解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产生于他对苏格拉底式方法的反思）以及他的伦理理论之间具有同样的互释关系。我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某些特性的讨论显然不是充分的研究，但是我希望它描述了回忆理论和理念论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参照柏拉图的伦理学来研究这些学说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对此有所领会。我论证中的不同线索结合在对《理想国》中的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的讨论中。

这些关于柏拉图思想发展的主张，要求对他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性质做出判定，而且更一般地说，需要判定柏拉图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联系。我将早期对话看作同时展现了作为历史人物的苏格拉底的观点，以及柏拉图在写作这些对话时所持有的观点。对于早期对话的这个看法在本书第一章中得到了简要的辩护。

我试图将某种伦理理论归之于柏拉图，这可能会令某些读者觉得，我错误地理解了所有对话的特征。我还基于这些对话而将某种相对系统的学说归总于柏拉图；但是有些读者强烈反对这种关于对话的“学说式”观点。我承认，这些观点中有一点是对的，即强调了柏拉图与其对话中的人物之间存在距离；不过我还是相信，一种学说式的观点在宽泛意义上是对的，而且我相信它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评论中，以及在对于这些对话所做的公平而严谨的考察中都能得到支持。在我看来，一种学说式的进路会是最令人信服的，只要它允许我们将某种关键性的哲学立场归诸柏拉图；这样的话我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描述他所持有的这个立场。

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意在使其成为《柏拉图的道德理论》（以下简称《道德理论》）的第二版。出版社同意在先前的版本上适当增加篇幅，以期新版本能够首先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比我先前那本书所做的更为客观全面的呈现；其次对主要问题进行不那么隐晦的详细解释，以使本书对于那些并非专门研究柏拉图的读者来说更好接受；第三，希望本书包含某些对于后期对话的讨论；以及第四，对先前那本著作问世以来关于这个主题新出版的论著加以考虑。囿于篇幅，前两个目标较后两个目标而言更为优先。

近来的讨论影响了我对本书各部分篇幅的安排。《道德理论》的很多批评者将目光集中在处理苏格拉底对话的相关章节。不仅如此，近年来这些对话得到了集中的研究（大部分是通过格列高里·弗拉斯托斯的影响）；的确，对它们的讨论似乎远比对《理想国》的讨论更密集。这个趋势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并没有跟从它。这本书较《道德理论》所增加的篇幅，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对《理想国》做出更充分的讨论。在我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引入的转变（这也是本书关注的话题）是一种改进。如果《道德理论》令读者不容易看清我对苏格拉底对话和《理想国》之间的比较性评价，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令我的观点更加清楚。

在这本书里，我增加了较短的两章来论述《斐莱布》、《政治家》以及《礼法》。它们绝不是对这些复杂而有益的对话所包含的伦理论证所做的充分探讨。我仅限于给出一些提示，指出柏拉图在晚期对话中对早期和中期对话里的一些问题增加了什么内容。

为了给主要的文本留出空间，我（遗憾地）删除或缩减了之前写的大部分较为偏离主题也更具争论性的脚注。多数注释仅仅提到或最简要地指明我采取某个特定观点的理由；这些注释并没有试着对二手文献中表达的不同观点做出充分的报告或讨论。有些地方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不如《道德理论》充分。在少数情况下，我仅仅提到了《道德理论》中那些更长的注释。这些注释的长度不是由理解柏拉图所必须把握的不同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对本书的论证所具有的重要性决定的。

既然本书旨在为那些刚开始严肃地思考柏拉图伦理学的人们提供方便，我也就没有强调它和《道德理论》之间的差别。我写了一份附录，描述了针对《道德理论》的主要反驳，以及我现在想要接受或回应这些反驳的方式，不过写完之后我又决定不将这份附录收入本书，因为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很可能不像对我来说那样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并不想显得对这些有益的建议与反驳不知感激，毕竟提出这些意见的批评者（无论是友善的、敌意的还是中立的）都不辞辛苦地说明了他们认为《道德理论》的问题所在。我很感激这些批评激励我再一次去思考柏拉图的伦理学；即使我很可能没有达到我应当掌握的程度，但是我确信眼前的这本书已经因为《道德理论》受到的批评而有所改进，无论我是否接受了这些批评。

尽管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想把它作为《道德理论》的第二版，但是后来还是有一些变化。旧作中的文本完全没有在这本书中再出现，因此若将这本书看作一本新著而不是旧作的新版，这也很合理。然而，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的确更像是第二版。我并没有试着和《道德理论》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尽管这对于用新的眼光考察原始文本和二手文献来说是必要的；相反，我在旧作的基础上重读了原始文本并全面研究了二手文献。

在注释中，我试着对《道德理论》出版以来相关讨论的主要进展提出某种看法。我从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收获很多，尤其是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理查德·克劳特（Richard Kraut）以及格列高里·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的著作，以及特里·佩内（Terry Penner）、约翰·库珀（John Cooper）和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的论文。我还说明了从某些旧日作品中获得的新启发，均得自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对这些著作的阅读或重读。我在写作《道德理论》时已经采用了（比如）格罗特（Grote）、蒙若（Moreau）、约瑟夫（Joseph）和墨菲（Murphy）的观点，但是在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建设性的评论，此前它们并没有真正对我产生影响。

对柏拉图的伦理学加以重新考虑，这项任务比我原来以为的更加复杂也更为有趣，我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感谢那些在此过程中为我提供帮助的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监督委员会和员工向来十分乐意提供帮助和支持，无论是出版、印行《道德理论》还是同意对其进行扩充修订都是如此；我尤其得到了安吉拉·布莱克本（Angela Blackburn）在各个阶段给予我的建议与支持，并从中获益良多。在1990—1991年间，我有幸从康奈尔大学获得学术休假并从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获得了资金支持。我的观点的发展，也是在过去数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回应本科生和研究生提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近的一次是在1991年秋季的讨论班上。从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同事那里，我获益良多，很难一一列举，但是就本书而言，我特别意识到从以下同事那里得到的启发：西德尼·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大卫·里昂（David Lyons）、哈罗德·霍兹（Harold Hodes）、尼古拉斯·斯特金（Nicholas Sturgeon）以及艾伦·伍德（Allen Wood）。詹妮弗·怀廷（Jennifer Whiting）和苏珊·索维·梅耶尔（Susan Sauvé Meyer）针对某些地方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丹尼尔·德弗罗（Daniel Devereux）和大卫·布林克（David Brink）对全书草稿提出了详尽而尖锐的批评，我也经常从他们的建议中获益。我对柏拉图的观点在很多问题上有所发展，这都源于盖尔·法恩（Gail Fine）的著作。她该为如此众多的改变负责，而且我不能排除她有将我引向新错误的可能，但是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改进。本书的几版草稿都受益于她犀利的批评和持续的鼓励。

最后，我一定要对两位最近逝去的同事和朋友表达我的感激。迈克尔·伍兹（Michael Woods）自1974年读到《柏拉图的道德理论》的草稿开始就一直鼓励我从事对柏拉图的研究，并邀请我为克莱林登（Clarendon）的柏拉图系列撰写关于《高尔吉亚》的一卷，直到1993年去世，他一直在编辑该书。他对我的《高尔吉亚》研究工作以及希腊哲学的很多其他主题都给出了大量敏锐的建议和评论，令我获益匪浅。在1971—1972年间，格列高里·弗拉斯托斯指导了我写作关于柏拉图伦理学的博士论文。就在1991年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准备回复我对他论苏格拉底一书的书评。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我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观点的坚定、严厉、同情且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者。通过订立准则和亲身示范，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推动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伦理学研究在当今的兴盛与活跃。我特别想知道，他对我最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努力会有什么看法，在书中我继续展开了与他的讨论，这种讨论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一直都是我的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知道自己恐怕不能说服他，我也知道他的批评仍然会进一步启发我去探究这些问题。

特伦斯·H.埃尔文

伊萨卡，纽约州

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