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殉葬制的秦献公

从某种意义上说，秦献公是个幸运的君主。当他以政变的方式登上秦国权力巅峰时，最可怕的对手吴起已飘然离开西河，秦国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这给了秦献公改革内政的良机。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延续了三百年之久的殉葬制度。

秦献公早年流亡魏国，在魏国接触到中原先进的文化。在魏文侯统治期间，儒学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魏文侯一生武功赫赫，西取秦河西之地，北灭中山，东抑强齐，死后得到的谥号却是“文”，这证明他在文治上的成就甚至超过武功。魏文侯文治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极为推崇儒学思想，尊孔子高徒子夏为师。在魏文侯的倡导下，儒学思想在魏国生根发芽。其二，他让著名法学家李悝主持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变法改革的国家。这两点，对秦献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秦献公从魏国返回秦国后，立即着手废除殉葬制度。这无疑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不仅反对活人殉葬制度，甚至反对以陶制人俑陪葬，孔子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秦国的殉葬制度，始于公元前678年，当时秦武公死后陪葬人数达六十六人。秦穆公去世后，陪葬者更是达到一百七十七人的惊人数量。殉葬是一种极为丑陋、落后的制度，王公贵族不仅生前享受荣华富贵，死后还幻想到阴曹地府里有奴仆服侍。

殉葬制度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秦国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才流动十分频繁，但是东方诸国罕有人才流向秦国，谁也不愿意为秦国奉献才华与智慧后，最终沦为国君的陪葬品。尽管秦国一直维系着军事大国的地位，但军事巨人与文化矮子成为强烈的反差，这导致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废除殉葬制度，无疑是秦国历史的一大进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革命。落后而野蛮的秦国，开始露出一丝文明的曙光，同时也为吸引国外人才铺平了道路。

秦献公做的第二件大事是迁都。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把首都从雍城迁到栎阳。迁都的目的，是为了与东方的魏国斗争，收复沦陷的河西之地。雍城距离前线较远，不利于秦献公总揽全局，不能及时收到前线的战报，而栎阳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前线，更利于指挥作战，也更能鼓舞士兵的斗志。据史料载，栎阳“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既是交通要冲，又有一定的商业基础，建都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除了废除殉葬与迁都外，秦献公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献公六年（前379），设立蒲、蓝田等县，完善了秦国的行政区划。献公七年（前378），秦国开始一项经济改革，称为“初行为市”，这是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增加国家的收入来源。献公十年（前375），秦国改革户籍制度，把五家划为一伍，实施集体化管理。

秦献公能够从容不迫地改革内政，是因为外部环境日益变得对秦国有利。

在晋国分裂后，魏、赵、韩三国（统称三晋）起初尚能齐心协力，一致对外。魏文侯去世后，三晋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秦献公上台前一年，即公元前386年，魏国出兵干涉赵国内政，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连年战争不断。吴起出走与魏赵战争，令秦国有了喘息之机，秦献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力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过十年改革，秦献公开始对三晋展开试探性的反击。当时秦国对魏国精锐的武卒颇为忌惮，故而秦献公把打击目标对准韩国，韩国是三晋中实力较弱的国家。公元前374年，秦献公以胡苏为大将，率军进攻韩国。韩军在统帅韩襄的指挥下，在酸水与秦军展开决战，秦军大败。三年后，秦军转而进攻赵国，在高安一战中，秦军又遭大败。

这两战的失利，让秦献公非常沮丧。如果秦国连韩国、赵国都打不赢，又如何能打败更强大的魏国呢？如何收复河西呢？看来，经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四代乱政”，秦国的军事力量确实跌到了低谷，要重振雄风，须假以时日。

幸运女神似乎十分关照秦国。秦国的出击并未遭到韩、赵两国的报复，因为三晋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谁也没空理会秦国。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公子魏罃与魏缓之间爆发内战。在内战中，魏罃赢得主动权，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眼看胜利在望，韩、赵两国突然出兵干涉，魏国内战演变为三晋全面战争。韩赵联军在浊泽之战大败魏罃，魏罃差点丢了性命。幸好由于韩、赵两国存在矛盾，魏罃绝处逢生，并奇迹般地逆转战局。凭借魏文侯、魏武侯留下的雄厚资本，魏罃反败为胜，消灭政敌魏缓，并打退韩赵联军，武力统一魏国，登上君主宝座，是为著名的魏惠王（此时尚未称王）。

尽管魏惠王艰难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经过数年的血战，魏、赵、韩的任何一方都元气大伤。

三晋战争几乎给了秦国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秦献公利用此难得的机遇，卧薪尝胆，锐意改革，走出了四代乱政的阴影，秦国的实力得以恢复，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魏国却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大耗实力，秦魏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秦国开始易守为攻。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以章峤为统帅，统率大军进攻魏国，双方决战于石门。此役秦国取得了极为惊人的战绩，章峤大破魏师，斩首六万。秦国再次向世界证明，自己依然是军事大国，有能力与任何一个国家抗衡。从现有的史料看，石门之战是战国初期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会战。

战后，早已落魄的周天子居然站出来庆贺秦军大获全胜，并给秦献公一个“方伯”的头衔。所谓方伯，就是一方之伯，即一方诸侯之长。这件事就有点奇怪了，战国时代的周天子形同虚设，他为什么要偏向秦国，而对魏国的失败幸灾乐祸呢？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秦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勤王，表现积极；其二，晋国分裂后，周王室的地盘不断遭到三晋的蚕食。

石门之战固然是秦国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单凭一次战役，不足以说明秦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魏国。我们评价某个战役，需要把双方的损失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如实反映真实的战场情形。秦军歼灭六万魏军，自身损失是多少呢？是一万、三万，还是五万？史料没有记录。如果杀敌六万，自损一万，那就很划得来；如果杀敌六万，自损五万，也就算勉强胜利了。

不管怎么说，石门之战扭转了秦国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让秦献公信心倍增。他开始积极谋划收复河西，一雪前耻。

石门之战次年（前363），秦献公把目标对准少梁城。当初魏文侯发动伐秦之战，就是从修筑少梁城开始的。因此，夺取少梁城对于秦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秦军并未得逞，面对秦军的进攻，一向与魏国为敌的赵国居然出手相助，赵成侯派军队渡过黄河，协助魏军挫败了秦国夺取少梁城的阴谋。

秦献公锲而不舍，于次年（前362）再度进攻少梁城，秦军大破魏军，俘虏其统帅公叔痤，收复繁庞城。这座城池是当年魏文侯从秦国人手中夺取的，现在又回到秦国人手中。秦国在与魏国的河西争夺战中，已经开始占据上风。

魏惠王明显感觉到秦国的威胁，为了保住河西，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修筑长城。

进入战国时代后，由于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春秋时期以城堡为主的点式防御战术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战争需要，以长城为依托的线形防守战术逐渐兴起。战国七雄先后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以构筑长城防线，这种新型防御模式渐成主流。从战术角度上说，修筑长城的确起到了很好的防御效果，在之后数十年里，秦军也很难突破坚固的长城防线。然而，修筑长城是消极防御手段而非积极进攻手段，故而在战略上魏国已经从进攻退缩为防御，暴露出底气上的不足。

同时，为了避开秦国的骚扰，魏惠王决定把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的迁都与秦国的迁都刚好相反，秦国首都东迁是为了接近前线，魏国迁都则是为了远离前线。随着首都的东迁，魏国的军事重心逐渐由西部转移到东部，使原本处于守势中的西线更加脆弱，难以抵御秦国的进攻。事实上魏惠王迁都后不到十年，旧都安邑城就被秦军攻陷了。

河西筑长城及首都东迁，从长远来看，是相当致命的决策。此后，魏国的西部便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秦国的扩张，就是从对魏国西疆的鲸吞蚕食开始的。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他在位时间共计二十三年。

我们往往把推行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时代视为秦国崛起的开端，客观地说，秦国的崛起是从秦献公开始的。在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其中以废除殉葬制最为重要。在秦献公时代，秦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他统治后期，秦国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向局部反攻。可以说，秦献公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正是有他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后来商鞅变法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