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动荡的现实
西方殖民主义的浪潮挟工业革命之威席卷了全世界，似乎无往而不胜，但他们引以为傲的基督教文明和工业制成品却在与古老的中国最初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最终不得不依靠非法的鸦片贸易，并不惜以武力使这种罪恶的贸易合法化。这场让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战争，其结果似乎也并未如发动者所期待的那样，一方面，层出不穷的教案宣泄着中华文化的抵抗；另一方面，即使是英国人最看重的广阔市场也并不如他们所愿的那样唾手可得。1901年，英国人赫德回顾这段历史曾说，“条约第一次规定中外交往时所表达的那种乐观自信的期望，60年之后回首来看，发现从来没有实现过。当然，贸易确实有增长，从贸易征收的税收也已翻了几倍，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前辈所期望的。其中的原因并非中国政府竭力反对对外贸易，而是中国人民不需要它”[33]。而当时，赫德文中所说的“前辈”们却沉迷于武力，积极地鼓动对华战争。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军一路北上直逼北京，清廷也开始布防海口，紧急备战。石家庄地区虽未经历战事，但正定镇标兵多次调防天津，战争氛围日益浓厚。1840年8月6日（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直隶总督琦善上奏“预调正定镇标兵八百名”，协防天津。[34]9月10日，奏“复添正定镇（标兵）三百名”[35]，驻守宁河县北塘海口。英军舰船南返后，直隶总督琦善将所调“正定镇（标兵）五百名”，撤回归伍，另尚留有“正定镇（标兵）三百名”，待确定“夷船南下后，并即一并撤退”。[36]12月30日，鉴于英军增兵广东，道光帝谕令沿海各督抚“严密布置，加意操练”[37]。于是，时任署理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上奏，再次抽调“正定镇（标兵）三百名”[38]。而道光帝谕令，“照所拟兵数，先调一半……其余一半，著各该处预为筹备”[39]。由上所述，从军队调动的情况，可见当时直隶形势的紧张。
晚清时期，清王朝面临的社会问题绝不仅仅是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外来文明的冲击，其自身落后陈腐，百弊丛生，阶级矛盾激化，各地民间反抗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背景，石家庄地区也不例外。
（一）太平军北伐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十余年后，太平军北伐的兵锋直指京城，引起华北局势的极大震动。1853年5月13日，北伐军自南京开拔，渡江从浦口登岸，掠过滁州，驻临淮关，过凤阳，转向西北。一路经过蒙城、亳州，转向北，寻求渡黄河北伐。取归德，沿黄河向西南寻渡。经过宁陵、睢州、杞县、陈留，6月18日前锋抵开封。避开封向西，经中牟、郑州、荥阳、汜水，至巩县寻的煤船，主力从洛河口渡河。战怀庆，克垣曲，突入山西，下平阳，取洪洞，由曲亭镇向东，经岳阳、屯留，连克潞城、黎城，经东阳关过太行山，进入河南涉县、武安，继败清军于临洺关以西，突入直隶。北伐军用了大约四个半月，行踪飘忽，攻守自如，自南京直抵畿辅，震动京师。[40]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北伐军跨越太行进入直隶境内，咸丰帝将作战不力的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革职留任，并拔去花翎，“叠次谕令讷尔经额严防直隶各要隘，据奏早经布置，何以先期绝无侦探准备，以致贼匪窜入直境？该督调度乖方，实难辞咎”[41]。同时，将恩华革职留任，胜保降二级留任，即便是受伤的托明阿也受到降五级留任的惩戒。他一面谕令尚在山西的胜保迅速由井陉一路进入直隶阻截[42]；一面调集驻扎南苑的察哈尔兵，及盛京等各路官兵驰援正定[43]。
1853年10月4日（咸丰三年九月初二日），北伐军克赵州。赵州县城“系年久土城，修工未竣”，知州胡允植带领300余兵勇负责防御，企图利用离城15余公里的河道阻击太平军。上午10点钟左右，北伐军以一支人马捆扎木筏强渡，清军击其中流，“枪弩兼施”，但依旧不敌。而另一支太平军由上游偷渡，攻破赵州东门。[44]《光绪直隶赵州志》载：“粤逆李开芳、吉文元等北犯，自隆平、柏乡扰及赵州，州署悉被焚毁。”[45]北伐军行动迅速，将清军堵截各部甩在山西。其进入直隶后，清廷的军事情报严重滞后。赵州被攻克之时，兵部尚书桂良奏报：“近省各州县尚无紧急禀报。”因此，进行的均是“所有兵练，业俱派定分段防守”“大小炮位于城上安置妥协”“预备土袋”“四门稽查”“夜间逡巡”等一般性的防御措施，对敌踪在何处并不确知。而身处九重的咸丰帝也很不安，“无紧急禀报，朕更心焦”[46]。直到两天以后（九月初四日），才由定州知州禀报：贼匪已至赵州[47]。北伐军攻克赵州，烧毁了“州署并关帝庙、城隍庙”，之后主动放弃县城。
10月5日，克栾城。时任栾城知县唐盛，招募乡勇以抵御北伐军，也无济于事。北伐军突入栾城南门，抓获知县唐盛，劝他投降。唐盛假意应承：若放城内的百姓离开，则投降。当百姓离开后，骂敌殉职。唐盛身中十四箭，首级被悬挂在县衙仪门。典史陈虎臣防守北门，被长矛刺死。抵抗的乡勇被驱赶到极果寺，被集体烧死。[48]北伐军直指有“北方三雄镇”之称的正定府，清廷深知，“正定为省城门户，不可稍有悚虞”，于是命令直隶提督宝恒、正定镇总兵、正定知府“实力防守”，并急调胜保、恩华等各路兵马支援。[49]正定的局势也十分紧张，“郡城（正定）戒严，周灏（知县）激励人心，明定章程，总局之外东西南北四门分设四局，严密防守”[50]。同日，据《民国重修无极县志》载：“林凤翔、李开芳肆掠县西南境郝庄等村，游骑至城外，乡民逃避。”[51]而北伐军不与纠缠，转向东北，渡过滹沱河，直取藁城。
10月6日，克藁城。围追堵截的清军终于在直隶境内第一次与北伐军接仗，据《光绪藁城县志续补》载：“（咸丰三年）秋九月，粤贼林凤翔由栾城寇藁城，初四日城陷。察哈尔都统西凌阿击之，获胜。”[52]《同治栾城县志》载：“（咸丰三年）初四日，察哈尔都统西（名凌阿）追粤逆于藁城，大败之，退防栾城。都统带兵追贼于藁城西南徐村，大获胜仗。是日退守栾城，驻扎台头寺西四乡。拿获余匪数百，送大营，悉斩之。”[53]两条县志史料都显示出北伐军与清军发生战斗。西凌阿汇报了战斗过程，“初四日卯刻，前敌行至栾城，尚有贼匪数十名，即行斩杀。并探问知贼已绕向东北藁城县而去，随追至距城二十里之泥扬镇，追及贼之后股，官兵奋勇冲杀，贼匪败走。官兵且追且杀三十余里，该逆沿途掷弃枪炮、刀矛、骡马、衣物，冲衢塞路，计杀长发贼一千余名，半长发贼五百余名，生擒二百余名，就地正法，解散裹挟百姓二千余名。有坐轿贼目一名，经委营总佐领格绷额首先斩杀。又有坐红轿陆姓贼目一名，经蓝翎侍卫索布多尔札布首先拿获。夺获抬枪、鸟枪、刀矛、大小旗帜、火药、铅丸、硝磺、骡马，不计其数，并获二百斤、五百斤重者大炮二十一尊。直追至藁城县城下，城已失守。贼之前股出城迎扑，我军奋勇攻击，杀退数十次，歼毙多名，贼始奔入城中不出。官兵撤队扎营”[54]。暂且不论西凌阿的战果是否真实，清军尾随而至，及正定府城强化的防务都使北伐军需要仔细研判后续进军的方向。正定方向，知县周灏“设虚伏于滹沱河岸，乡兵连村结聚万余人，早河南岸旗鼓摇喊”[55]，制造声势。北伐军千里奔袭，胜在机动性。此时深入畿辅，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且该区域地处平原，唯有河流可作为战略屏障，否则一旦被围困，陷入固守，缺乏补充的北伐军必遭重大损失。基于这一思想，北伐军克藁城后，第二天夜间即组织抢渡滹沱河。这一次北伐军采用搭建浮桥渡河，部队渡河中，“桥忽中断，取门、窗、桌、凳等连夜修桥”[56]，这样有惊无险，北伐军又一次安然脱身。
10月8日，克晋州。《民国晋县志》载：“林凤翔等从西南来……从城（藁城）北渡滹沱河，诡以大旗竖无极道。我州觇贼者谓：吾晋当免。方以无事报官，而贼骑已纷纷至，从西门驰赴东门，俄而满街满巷皆贼马。”[57]一方面，北伐军故布疑阵，使晋县方面放松了防御；另一方面，晋县知州杨云鳌刚刚上任仅十余日，手中无练勇可资防御。北伐军一举攻克晋县，稍作整顿、休息，出城继续向东进发。北伐军攻克晋州，周边州县惶惶不可终日，《咸丰深泽县志》载：“是时土匪四起，民心惶惶。深泽戒备愈严，拿获长发贼二名，就地正法。居民赖以安堵”[58]；《光绪重修赞皇县志》载：“民人惊惶，大半逃散，越数日始归”[59]；《民国元氏县志》载：“元氏与赵、栾接壤，民心摇动，逃散者十室九空”[60]。
至此，北伐军10月3日克柏乡，进入赵州地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六天克五城，其间进军方向由北转东，甩开了清军的追兵，避开清军防御的重点，转战深州，利用清军首尾不能相顾之势，获得充分的休整。进而一鼓作气，直插天津。这一时期，是太平军北伐进展最顺利的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同时，对于该地区、直隶省，乃至中国北方局势的震动是巨大的。
（二）西捻军
太平军北伐的纵横驰骋，直接推动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尤以捻军起义最为突出。两支起义军相互呼应，共同战斗。其间，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捻军的抗争仍在继续。1866年10月，张宗禹自河南挥师向西，史称西捻军。西捻军在陕西与清军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1867年12月，自壶口借河面结冰之机，越过黄河天险，突破山西按察使陈湜的防线，克吉州、乡宁，经曲沃、绛县，克垣曲，进入河南北部。经济源、怀庆、清化，转而北上。1968年1月27日，西捻军越过漳河[61]，进入直隶。前有太平军北伐的先例，因此西捻军入直，给清廷带来极大的震动。军机大臣传上谕督饬负责围剿的官员，“各路统兵大臣，并各该省督抚膜视玩延，并不实力催提，星野前进，以致处处落后。任令贼……直向北驱。李鸿章等各拥重兵，坐视观望，毫无急难之意，是诚何心？捻股裹挟日众，畿辅东北一路兵力未厚。设因客兵未齐，蔓延益甚，震及近畿一带，尚复成何事体”[62]，辞句之严厉，其心态也可见一斑。1月31日，西捻军在晋县、束鹿两县交界地带寻求渡滹沱河北上，“正月初七日，入邑（束鹿县）之西南境，攻破木邱寨，迳驱西北，欲渡滹沱北窜”[63]。在清廷一筹莫展之际，西捻军早经磁州、邯郸、广平府，于2月1日渡过滹沱河，进入了正定府。[64]负责正面拦截的署理直隶总督官文哀叹，“直省练军未精，练勇无多，地广兵单，而所调各军又不及迎头痛剿。各处客兵虽经频檄飞催，迄无一起来直，以致贼势燎原。……非但不能遏其狂窜，且省城更觉空虚，转恐难以回顾”。在官文无以为继之时，西捻军掠过正定，兵锋直指省城。而临近的赵州不知捻军的进军方向，局势也很紧张，“捻匪张总愚（张宗禹），号称数万，由宁晋四芝兰北窜，势极凶悍，知州刘锡榖举行团练，提督郭宝昌、刘松山等辎重驻大石桥及城西苏村，郡城戒严”[65]。
1868年2月1日，据《民国晋县志》载，“（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捻匪张总愚（张宗禹）从南来，踏冰渡滹沱河。是夜（2月1日凌晨），宿焉于一带，数十村火光烛天。次日（2月1日白天），从小樵镇东驰而北，自辰至未始毕。是时，贼氛方锐，如入无人之境”[66]。关于西捻军“踏冰夜渡滹沱河”的情形，《同治续修束鹿县志》也有记载，“是夜（1月31日夜），贼由滹沱上游踏冰迳渡，人马陷泥淖中，溺死无算，蹂尸垫马，过者亦多”[67]。由此可见，与前文所述太平天国北伐军相比，西捻军的渡河战斗更为仓促，损失也相对大一些。
2月2日，西捻军向北至无极县境，“正月初九日，捻匪张总愚（张宗禹）由县境西宋村北窜，旋回县东合流等村，再窜入晋州境”[68]。
2月3日夜间，西捻军由定州直扑清苑，省府保定戒严。[69]“接着进至满城、安肃、易州，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前锋深入房山，直达宛平县西卢沟桥”[70]。而此时，清军各路围剿的人马纷纷到达直隶，西捻军的战略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如不能速战速决，势必会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于是，他们一路向南作战，游走于河间、保定、正定三府，及冀、赵、深等各州。
2月29日至3月4日，西捻军在束鹿县境与当地团勇发生多次战斗，“二月初六日，贼大股自深州渐入邑（束鹿县）境，东路团勇意图截杀。初七日，云集响应，聚一万余人，与贼合战。折贼前锋，斩首数级。而逆匪过多，四面围攻，无险可守，屡被马队冲驰。……众皆溃散。初八日，李全有率精勇数千与贼战于城北之路过村……贼往西窜。日暮收队，驻于城下。……翌日（初九日），群逆蜂拥围胡合营、辛集镇、南小陈、田家庄、良马数堡，迭击不退，相持两昼夜。十一日，统领陈国瑞率官军大进，贼遂解围宵遁”[71]。西捻军在与团勇相持之际，追击的清军亦已赶到，于是主动连夜转移。
3月7、8日，西捻军回师晋县，“见大兵云集，乃自知无能为，折而南，陷祁州。二月十四、五日抵晋境东南，攻南白滩寨，受创去。欲渡河，聚木为桥，水辄冲坏。未及大兵至，转而北，未数日又转而南”[72]。西捻军自卢沟桥折返向南，试图在晋县渡滹沱河未果，不得以继续与清军缠斗。
3月13日，西捻军在藁城境内，“侦知……欲扑县境，城中官绅、练勇彻夜巡防。二月二十日，贼至南朋、张村、东里村、西里村，攻两河堡不克。二十五日，大股至南朋、里庄、辛庄、角中、周卦等村，游骑至毛庄窥城”[73]。
3月14、15日，在晋县、无极境内，“破楼底、于家庄两寨。又北至无极两河村，遇大兵。又转而东南直逼州城，大兵随至，贼尽向东南奔。贼北兵亦北，南兵亦南，旋转六、七日。……至二十五日，贼苦饥，乃决意南返”。
3月19日，西捻军转至栾城境寻求渡过滹沱河，“二月二十六日，捻匪张总愚（张宗禹）由藁城县南趋栾城，滹水陡涨，十数里不得渡”[74]，渡河再次未果，大军转向东南，再次返回晋县，最终第三次强渡滹沱河得以成功，“至滹沱河，取所掠衣被，厚铺泥面，践踏而过，陷死数百骑，余尽踏马背而去”[75]。至此，在由卢沟桥折返至正定府境内，前后20天左右的时间中，经过多次尝试，西捻军终于摆脱了滹沱河以北的狭窄战略空间[76]，打破了清军的围剿计划，避免了被清军围歼的困局，转而一路向南，转战于豫北及山东西北部。
西捻军在直隶的转战，比之太平军北伐，靠近京师更近，对清廷更具冲击力。同时，对畿辅之地的直隶而言，本就是朝廷的心腹要害，容不得半点疏忽，却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连续遭受两次来自内部的重创。如果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前后三次的动荡，对于晚清社会的动摇是不言而喻的。
（三）义和团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西方列强掀起了又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矛盾进一步凸显，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重压之下，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一次爆发。从文化的角度观察，一般看来，义和团运动有相当浓厚的“诡异”“蛊惑”“不可理喻”的色彩，大量丰富的既有研究的解释也很精准且生动。例如，美国文化学家拉尔夫·林顿“社会力量不对等下，文化接触的反应类型”的代表性研究[77]等。压抑在所谓“盲目排外”外表下的民族情绪的酝酿是义和团运动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于民族主义的滋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只不过落后、保守的农耕文明还没有找到应对工业文明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途径。
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直隶，初期在两省并行发展[78]，至朱红灯起义后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山东一度沉寂，而直隶却如火如荼。究其原因，源自于直东两省长官手段不同，一个“手段单一”，一个“多措并举”。直隶总督裕禄“专剿”，“哪里发现有义和团活动，就往哪里派兵镇压、抓捕。结果是，兵越派越多，直至无兵可派，而义和团活动的区域和规模却越来越大”。而山东巡抚袁世凯，“通过多种手段并用，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从多方面形成对义和团的遏制、经过两个月左右，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79]。裕禄的“专剿”政策并未收到良好震慑的效果，反而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赵三多在山东冠县蒋家庄发动起义，率众攻打黑刘村天主教堂、红桃园天主教堂等地。裕禄电令大名镇负责弹压，起义军在攻打威县堤三口村天主教堂后，于西留善固村解散。“赵三多带领一批徒弟北上，先后在枣强、武邑、晋州、正定等地立坛开场，收徒教拳”[80]。
1899年11月（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有饶阳县尹姓拳匪到晋州之棚头村设坛授徒，中立村石吕魁为大师兄，石双亭、石小盤、刘复生为二、三师兄。初惟二十四人学习拳术，旋即分立拳场于吕家庄、彭家庄、卓宿等处。远及于府西获鹿之石家庄，与府东深泽之小镇、×河等处”[81]。《民国晋县志》亦载，“光绪二十五年，义和团从山东起。次年（1900年），延蔓至晋州境”[82]。
1899年12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间，裕禄奏报，“有大刀会及义和拳匪徒与教民滋事之案，渐及于直隶河间、深、冀等处”[83]。
1900年4月底左右，则“义和团大刀会等月前已至涿州、易州等处，近日又至卢沟桥一带”[84]。
1900年5月间，“四月初，拳焰又起。晋州、定州、新乐、宁晋、广宗、获鹿等处，拳场林立，指不胜曲。……四月底……匪渡滹沱河而北，将深泽之梨元石桥头、赵八庄、秀武，与无极之庄里、大陈河流矜村等教堂，或拆或焚，均成平地”[85]。
在无极县，“（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起山东，卢某派徒来县设坛，煽惑朱家庄张大环者成立拳场，为拳民头目，愁（仇）视教民。六月间，拳率众赴庄里村焚烧教堂，杀死教友二人。又至黄台村将教堂焚毁”[86]。而李杕的《拳祸记》也记载了这一事件，“（六月）初十日，无极拳匪围攻黄台村教堂，被躲村教友击死五人，拳场亦即捣毁……（拳首）退入县城另立新场”[87]。
在新乐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新乐拳匪被闵镇村教友还击，死者十三人。……七月初六日，北拳党七百余人，烧新乐闵镇村教堂。……次日，匪烧王村教友房屋”[88]。
在正定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正定迤南教堂全行焚抢”[89]。
在行唐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烧安香村教友房屋”[90]。
在高邑县，“光绪二十六年九月间，拳众齐集，与天主教为难，官绅相与排解。拳众乃乘夜入城，侵犯县署。时，县内驻有官兵，闻变驰救。本地团勇亦出面弹压，并击毙拳众数人，余始逃散”[91]。
在元氏县，“（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作乱于京师。元氏亦有设坛习拳术者，然为数甚少”[92]。
在平山县，“（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自获鹿来，设坛于城内东大寺，幸赖在城绅董禀请县知事即日驱逐出境”[93]。
在束鹿县，“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当是时也，县北村镇有外来匪煽惑乡民，群焉附和，有识者力劝使散”[94]。
由上述资料可见，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在几乎全部石家庄地区的范围都活跃着拳民的身影，与教民时有战斗，互有伤亡。最终义和团运动的风起云涌，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恐慌，意图增兵镇压。同时，也促使清廷改变了政策，不得不下令“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抚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瞻顾，任令外兵直入”[95]。由此，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抗击列强的新阶段。义和团与清兵配合，在廊坊、天津英勇奋战，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战果。面对八国联军的反弹，清廷张皇失措，转而出卖义和团，向列强求和。八国联军趁机将侵略的范围扩大至直隶范围，借镇压义和团之机肆意报复，正定府范围也遭铁蹄践踏，“良民多遭连累”，时人以为“外侮”。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固然有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多重原因，但选择以“灭洋”为突破口，却也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