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题缘起

当今对社会历史变化的研究，已越来越聚焦于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这就必然导致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规律性研究转向微观社会历史的现实分析。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儒家在中国社会文化与秩序治理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且如上文所言，儒家的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仍然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从理性特点到信仰体系、从道德体系到行为规范、从时间到空间等，都在其关怀与实践范围之内。这与儒家自身的社会性是分不开的，社会现实的政治关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逻辑出发点与思想出发点，儒家的一切理论也都围绕着如何制定系统的伦理价值规范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等级制度，然而“民为国本”的思维逻辑在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因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自然转到“君为政本”的实践逻辑上，“实践逻辑”与“思维逻辑”源于同一理论原点，并维持着自身的动态平衡体系。儒家的民本治理思想既以规范与评价君权为主要功能与导向，又包含着若干超越时代的政治价值，其缜密的构思、实践的品格、对现实的关切和对人性的规范，以及其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民本精神等等，都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基础。

对于儒学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儒家伦理思想、儒家经济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儒家管理思想、儒家政治思想、儒家文化思想、儒家哲学思想、儒家宗教思想、儒家史学思想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但当我们对儒家文化进行整体性诠释之时，则会发现儒家的政治、伦理、经济、管理等思想均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为儒家的这些思想，从本质上而言都包含着一种治理的维度。冯友兰说，中国的哲学思想，是讲人，讲人的福利的，而且讲过之后是要实行的，不是空讲的。这就意味着对儒学的研究必然转向人与人如何相处的社会，以及如何进行社会治理。这样就使得对传统民本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成为必要，这也是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基本线索。

儒家民本治理思想不仅存在于帝王政治的国家治理之中，也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治理行为之中，这种民间的社会治理行为同时又体现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意识取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与社会不是以两种关系而存在，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以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存在而已。家族是国家的载体与缩影，国家是家族的衍生与扩大，家国的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法社会形态结构。因此，研究儒家民本社会治理，离不开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治治理。

2013年，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被中央文件首次提及，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性质、国家发展和国家根本制度要求的治理，是国家共同体的总体治理，包含着狭义上的社会治理。而从广义上而言，在人民的政治共同体意义上，国家治理几乎等同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要求与价值取向体现了国家治理的要求和价值取向。因此，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它突出了人本的核心价值，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目的是将社会治理的过程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并通过制度保障，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代表中共的社会管理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当前支撑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明显短缺，可供借鉴的西方治理理论本身尚不成熟，况且中西制度差异较大，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问题尚有待讨论与分析，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与中国社会治理路径创新的必要性、必然性与合理性。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智慧，创新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与路径，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核心价值。“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为生民立命”等一系列民本社会治理思想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之历史。本书结合社会治理的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来揭示儒家民本思想的逻辑与体系，同时，各种社会治理的智慧亦渗透在儒家的民本理念之中，儒家之所以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除了思想的内在因素之外，这些社会治理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关民本思想的研究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大多数是从历史或人物视角展开的，并没有真正超越若干著名儒学前辈所共同设定的逻辑与架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则微乎其微，而儒家思想的精髓恰恰正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实践。笔者本着这样的初衷选题，希冀能在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治理路径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等方面能引起些许新的思考，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