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西方医学、心理学进入中国时同样遇到像社会工作一样的本土化适应问题，西方医学在与中医的对话与较量中，一方面融合了中医的一些有益理念与疗法，另一方面则保持了自己重视分离治疗、使用科学仪器分析检测的传统治疗模式。心理学也一样，就人格心理学来说，人格特质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14]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学者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试图编制出具有普适性的人格特质模型，如MMPI、16PF、EPQ等，其中最具有权威性的当属西方的人格“大五因素”模型（NEOPI），这个模型包括情绪稳定性（N）、外向∕内向性（E）、开放性（O）、融合∕宜人性（A）、认真∕责任性（C）五个人格因素量表，各个量表又由6个亚量表构成，共计30个亚量表。这些西方的人格测量模型在中国人群中使用时，被一些研究者证明具有一定的信度与效度，但研究者们也发现西方的人格特质研究模式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一些文化偏差，如张建新和张妙清等人在1997年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以杨国枢、杨中芳、黄光国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来自西方的心理学进行深刻反省，呼吁要基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建构适合自己的本土心理学，以此挑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话语主导地位的西方心理学及其测量工具。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宋维真、张建新等人在1993年提出了较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CPAI包含3个效度量表、22个人格量表和12个临床量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量表中体现了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等中国本土文化的理念，这些理念折射出中国人在传统文化长期浸淫下积累的独特人格特质。[15]比较西方的“大五因素”人格特质模型和中国人人格测量表两种各具特色的人格理论，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格研究模型是不存在的，处于不同文化与话语背景的人具有各自的特点。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警觉，真正的西方医学、西方心理学和社会工作是否只有消除西方文化的烙印与枷锁，才能容纳深厚的中国文化思潮？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思想本身容纳性很强，文、史、哲往往放在一起而并非如西方学术科目一样各自有极强的独立性。同样地，当我们强调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必须重视其在与西方文化对话过程中的主体性价值。在欧洲的中世纪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作为社会工作主要服务对象的“人”都是依附性的，不是依附于神就是依附于礼治秩序。在中国，直到“五四”时代对传统性全面批判时，才出现人的觉醒。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像世界上其他悠久而伟大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有极高的智慧和永恒的价值。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统文化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超越的，即其中的智慧和睿识不依时空条件而转移，对人生有永恒的启迪；第二个层面是不超越的，即它的文化精神往下向人生落实时，形成一系列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秩序制度、风俗习惯等。[16]社会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契合点在第一个层面，而微观的具体契合点则在第二个层面。就拿道德来说吧，传统中国是一个充满仁义道德伦理的国家，但是，其文化观念中却缺乏一个衡量人道德行为的科学合理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的重要性应该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充分重视。衡量一个人道德行为究竟好不好，首先就应当看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充分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不是有利于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缺乏一个正确的尺度，道德就是一个可以被一群人利用从而压制另一群人的工具，是畸形和荒唐的道德。又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仁”哲学，并非是西方科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科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无条件人格平等，承认每一个人人格价值的独立存在。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中，人被看成是整个宗法系统中的一个固定点，只是一种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刘再复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中，文化系统是交织的经纬线，经线是等级，纬线是阶层，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经纬线上，或者说是在这种文化网络和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固定点上。即使在中国人的家庭里，父母对子女的爱，也是一种责任甚至是功利主义的家族延伸，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惠，一种施舍性的交易，并不是现代意义的爱，也并不是尊重孩子本身价值的爱。在这样的文化思维中，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必须报答、补偿，而在实施报偿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要抛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当我们重视社会工作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时，就必须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贡献与阻抗。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核心，包含各个族群长期以来不断累积和沉淀并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延续的共同集体记忆。面对这个庞大和精深的文化记忆系统，有必要梳理一些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能作出贡献的基本维度。
一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态的重要构成因素。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实施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依据，而且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念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动模式、人际关系、家庭与社会结构都深受其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几千年，其思想精粹渗入中国人、中国家庭及社会的灵与肉中。儒家文化偏重人与社会关系，注重道德完善与人格提升。儒家文化的某些价值含有极其丰富的公共意识和公德心，儒学具有极强的草根性，其价值核心“仁爱”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大众伦常之间的自觉意识，很多民间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依然是儒家式的。可以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当代中华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17]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是不可或缺的，必须与儒家文化进行深入对话、调整和融合。社会工作要以多元化的视角吸收儒家文化的积极养分，接受儒家文化中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相对抗元素的挑战，这样才能使社会工作较快融入中国人的具体国情、社情及民情中。
二 道家文化
道家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脱。道家学说所崇尚的尊道贵德、自然无为、虚静守柔、大公无私、不争谦下、法天贵真等品格，不仅影响了古代帝王的施政理念和贤臣良将安民保国的行政方式，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民间社会，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潜在价值取向。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于道教。”他还强调：“懂得了道家，就懂得了中国的大半。”这样的提法确实很有争议，但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道家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提倡人身心灵的和谐。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依靠自己获得拯救和解脱有时候就是最好的良方。黄朴民先生认为，道家文化可以归纳为一个精神、四项原则、一种理想。[18]一个精神就是自然的精神。四项原则是独立思辨的批判原则，变易及辩证的原则，适度及中庸的原则，柔弱、无为及包容的原则。一种理想就是和谐的理想。道家的很多思想及价值取向国人的心理调适和精神超越很有帮助。如道家主张“顺应自然”，采用心斋、坐忘的情绪控制方式，“恬淡虚无”，放弃欲望，做到无所欲、少欲等，这些文化价值对于中国人的心理调整和心理健康作用很大，对于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的知识建构与方式出新有重要启示。
三 佛学精神
佛学自从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直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入世观念的挑战，也在同一个时候迈向正视现实人生社会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中国佛学精神完成了印度佛学观念的嬗变，不仅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一些理论精粹，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佛学对中国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弥补了儒学和道家文化的空缺与不足。儒学和道家文化都缺乏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追问。佛学正好迎合了中国人的需求，在其传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战乱中缺乏安全感，恰好可以在佛学关乎前世、现世、来生及因果论的解释中得到些许精神慰藉。佛学含有“缘”的观念，认为一些事件的发生，是超越人的感知和控制力的。“缘分”不仅可以说明希望的结果，也可以解释不希望的结果。这种降低个人责任的解释具有心理调节的作用。佛学还有“因果报应”和命定的思想，一个人有了报应的思想，想到过错方将来必然受到报应，其就会感到释然，接受所遇到的困境，心理冲突就缓解了很多。有了因果报应和命定思想，很多人就会将今日困境归因于前世所犯的错误，要想得到来世的幸福与安康就必须在今世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因此，很多信奉佛学思想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为比较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佛学精神的嬗变过程同样给社会工作本土化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四 中国人的特质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对象是人，是历史的、自然生成于一定地域、文化、世俗的人。不同地域的人及人群体现出来的民族、种族特质是有差异的。建构于西方社会及文化的社会工作在服务于中国人的时候，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国人独特的性格及行为模式。那么，中国人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特质是什么呢？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可以看到西方精英理论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话语逐渐搭建的过程。我们当然可以内省自己的性格及特质，但是或许从局外人的眼中来审视中国人会更加客观和中肯。如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就认为，中国人的特性最为杰出，可以用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来概括，而其他各国人在这几个方面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比如，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虽灵敏，但其他方面都不如中国人。在致力于从优生角度改造中国民族性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编译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其将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15章内容编排成这样一组标题，很能说明中国人的特质：“活易死难的中国人”“没有‘神经’的中国人”“耐性太好的中国人”“不求准确的中国人”“‘寸阴是竞’的中国人”（反语，原文是缺乏时间观念）“勤劳的中国人”“撙节的中国人”“知足常乐的中国人”“有私无公的中国人”“无恻隐之心的中国人”“言而无信的中国人”“尔诈我虞的中国人”“爱脸皮的中国人”“婉转的中国人”和“客气的中国人”。[19]尽管这些表述不能描绘出中国人特质的全部，但至少这些是最重要的，也基本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在这些中国人特质中，有些是有益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展专业服务的，如知足常乐、勤劳、客气、耐性好等，有些则是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开展的，如言而无信、爱脸皮、尔虞我诈等。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要契合那些有利的特质，帮助调整那些阻抗的特质，建构适合中国人特质的本土性社会工作理论、价值与知识。
五 面子、人情、关系文化
面子、人情与关系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与社会行为模式。1980年，留美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曾说：“中国只有关系，没有社会。”1950年以前，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论和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论都从关系视角探索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变动逻辑。20世纪40年代，胡先缙关于面子的研究颇具国际影响。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对声誉的追求，然而赋予这种追求的价值和实现这种追求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在分析强调重点和基本态度不同于自己文化的文化时，即使是在人类生活最普遍的层面，不同社会都会形成不同的观念。[20]在中国，面子与人情、关系折射出人们获得声誉和稳固提升地位的一组标准，以及在同一个文化架构内不同的态度如何能够相互妥协。面子、人情与关系三者各自有不同的内涵意向及外在表述，但三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包含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一个人的面子大，就蕴含着这个人的人情及关系好，反之亦然。中国人对于面子、人情及关系的重视程度几乎可以超越生命，很多人宁愿要留住“面子”而选择放弃生命。并且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要维护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其“面子”也就越容易受到伤害。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女大学生同一位男大学生相恋，他答应一定会娶她，可是当发现她怀孕时却写信否认了自己的承诺。女大学生随即到男生宿舍去找他，找不到便在那儿上吊自杀了。男学生立刻被捕并被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个故事至少有两个隐喻：一是女生觉得男生有负于自己，使自己的“面子”没有了，就是“无脸见人”；二是对男生的惩罚是公众对于他不负责任导致女孩自杀的不满情绪的表达，也就是对其不顾“面子”的控诉。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面子、人情及关系的人际关系框架本身就是一种维护道德标准的社会约束力，也构成一种内化的自我约束力。其有利于中国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建构自己的人脉。一个人乐于助人，其关系脉络自然通达，人情网络也就厚实，面子也就增大。但是，过分强调面子、人情与关系同样会阻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开展。人们在遇到困难或身处困境时，出于面子的考虑或许不会选择外人——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他们会觉得将自己的难处向他人表达是“很没面子的”。如果缺乏服务对象的求助和主动倾诉，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就很难开展。因此，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人情及关系的维度就是要深挖这些行为模式的有利因素，使之契合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推进。
六 民间思想文化资源
民间思想文化资源是整个大中华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长期发展与积淀中所创造和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思想文化资源对在地民众的生活习惯、生活习俗、礼仪民风、思维方式、乡规民约、交往方式、宗教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其传承与发展是维系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生息的重要纽带。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民族众多的国家，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于其具有浓厚的民族性，而民族性是由多种文化、道德、民风、民俗、地域、环境诸因素决定的。[21]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各民族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及生活习俗。就语言来说，各民族的差异就相当大，如西藏的藏文、内蒙古的蒙文、新疆的维吾尔族等族群的文字、满文、女书、客家话、闽南语、粤语等。甚至于同一种汉语，在不同的地带，发音也不同，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南腔北调。在福建境内的一些地方，有的村落隔一条河或翻过一座山，人们的语言就无法沟通。社会工作要实现本土化，研究中国的民间思想文化资源是相当重要的。譬如闽台地区的民间信仰就很典型，在闽台地区，很多村落基本上有村就有庙，民间信仰很深地植入村落社群的日常生活，人们碰到喜事或是悲情都会选择与庙里的神或菩萨进行分享、沟通甚至寻求抉择，这种民间信仰自身就带有非常重要的心理疏导、心理援助、情感宣泄、社群融合、民间文化、族根记忆等社会工作文化。社会工作的专业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先从外力加给困难群体的一种力量，而民间信仰则是人们发自内心并且已然形成惯性的一种自我慰藉和自我疗伤。如果可以在人们自觉的求助过程中植入社会工作的文化与专业元素，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接受社会工作的专业帮助，也会较快提升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