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与中国的周边安全态势

2009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2011年又抛出“太平洋世纪”的概念，时至201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直接把美国的亚太战略贴上了“再平衡”的标签。短短三年，一系列新概念的出台标志着美国亚太战略的逐步深化。2012年11月，奥巴马连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东南亚国家，再次高调宣布了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决心。

一 “雁形安全模式”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2010年开始，美国借道双边同盟、积极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形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开始向不利方向变化。

在美国的带领下，亚洲形成了一种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形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进一步磋商三边军事同盟。“雁形安全模式”的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亚洲地区安全秩序中，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是“雁形安全模式”的第二梯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其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构成“雁形安全模式”第三梯队的，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美澳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该“雁形安全模式”的第四梯队则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7月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以及越南。越南总理在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给东盟造成的影响还有待考察。奥巴马访问印度加强美印关系，尽管截至8月底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轮回到亚洲了。希拉里9月份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就达24次，并且显著地重视亚太地区。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希拉里1月12日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本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美国的利益最终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去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即《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P8（2006年5月，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打算将TPP的成员国从4个扩展到8个），而中国将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参与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二 美国亚太战略的新发展：再平衡战略

“再平衡”战略无非打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算盘。“一个中心”即以保住美国在亚太的“老大”地位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党同”与“伐异”，一是通过“不忘老朋友（巩固老同盟关系）、结识新朋友（扩大新伙伴关系）、扩大关系网（主导多边机制）”进行“党同”，二是通过挑动亚太纷争、捞取渔翁之利、打压中俄等异己进行“伐异”。

美国“再平衡”战略由三大平衡组成。第一大平衡是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再平衡”，主要与军事领域相关。军事领域的战略再平衡涉及地理上的再平衡和能力的再平衡，地理上的再平衡包括调整美国的地区战略、军事部署以及武装力量结构以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而军事能力方面则指在硬件、系统和技术方面的投入，在面对迅速出现的区域军事挑战时，这种投入是建立一支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安全和利益的武装力量所不可缺少的。

第二大平衡是巩固和更新同盟关系，创建新的伙伴关系和新的同盟。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属于紧密的同盟关系，与印度、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形成伙伴关系，美国将以这些关系作为基础增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第三大平衡是经济领域的再平衡。TPP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抓手”，虽然美国不是TPP的首倡者，但美国很快主导了TPP进程的方向。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尽快将日本拉入TPP，从而使美日两国在TPP架构中处于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

“再平衡”本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力量收缩的产物。但推行“再平衡”的终极目标之一是维持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随着奥巴马第二轮执政的开启，“再平衡”政策的地区效应正日益显示出来，尤其是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因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而随之作了相应的战略调整，这势必会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三 周边国家对“再平衡”的反应

美国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最重要的国家，其亚太战略的调整牵动着亚洲各国的“心”。面对“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各国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俄罗斯认为，要积极应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但如何应对，却存在分歧，一派主张“助美制华”，提出俄罗斯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甚至帮助美国制衡中国，使俄罗斯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这样俄罗斯既可以避免“卷入超级大国冲突的风险”，又可“坐山观虎斗”，谋取“渔翁之利”。另一派则主张“协作制美”，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上升会损害俄罗斯利益，俄罗斯应与中国等亚太新兴国家加强战略协作关系，以及加强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的多边框架内的协作，以制衡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协作制美”得到了俄罗斯大部分学者乃至高层决策者的赞同。

在普京的主导下，俄罗斯开启了“双头鹰东飞”的战略调整。俄罗斯逐步增加“欧亚主义”在国家战略思想中的分量，更加重视亚太对其依托“欧亚联盟”实现全面复兴的支柱作用。在经济上，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使俄罗斯的西方市场萎缩、自身经济困难，其经济战略由过于重视西方调整为更加重视与亚太的经济联系。在安全上，俄罗斯实行相对中立与全方位合作的安全政策，尤其是将近半陆军精锐兵力和多数海军主力舰艇部署在远东地区，以提高对亚太事务的“话语权”，削减美国反导体系和北约东扩挤压其西部战略空间的压力。在外交上，俄罗斯加强同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特别重视与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深与其他国家的多层面合作，注重参与东亚峰会等亚太多边机制。

俄罗斯与印度、越南等加强关系既有利于平衡中国崛起对区域格局的压力，又可以对美国“再平衡”战略形成牵制，获得“一石多鸟”的收益。奥巴马连任有利于改善俄美关系，美国可能会调整一味打压俄罗斯的做法，更多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不排除美俄在亚太某些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合作。

俄罗斯对中国的“选择性战略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政治、经济与外交、安全上努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攻势，减轻了中国单独应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压力。但俄罗斯的重返亚太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也不可小觑。俄罗斯对华外交的实用主义和投机色彩愈来愈浓厚，与中国的战略协作更多表现在借助中国平衡美国的压力，在其他问题上的协作较少。俄罗斯认为，中国一定程度上是战略与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崛起既存妒忌，也忌讳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材料附庸。因此，俄罗斯在亚太岛屿争端、美国“再平衡”战略等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俄罗斯明里声称希望和平共处，暗里庆幸纷争迭起。俄罗斯的重返亚太与多元实用主义外交会增加中俄两国的战略互疑或战略防范，加重双方在对方战略中地位和利益会合点有限的弱点，从而不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

印度作为中国周边地区另一重要邻国，在美国的亚太新棋局中，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美国拉拢印度以实现自身“再平衡战略”并非仅仅停留在官方的“口头赞美”上。从2011年开始，美国就将亚太地区定义为“从印度次大陆至美国西海岸”的地区。印度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国内战略界随之提出并开始大力使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新词汇，美印在地缘维度出现了对外战略重点的会合。

对中国而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导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但对印度来说，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为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外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强化。自2010年以来，在后危机时代大国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正在成为各大国外交的新宠。印度对外环境的利好变化一方面来源于印美关系深化的推动，另一方面来源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视野下的对印度实力发展的“有益论”认知。美国政府认为，与印度的国防合作是美国实现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美国明确欢迎印度更大范围地参与亚太与全球事务，并且宣称印度不仅是地区强国也是全球强国。

印度对美国战略调整表示欢迎，这为印度实现亚太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对成为美国抗衡中国的“棋子”而丧失战略自主存有顾忌。2012年6月，美防长帕内塔访问印度并与印国防部长安东尼举行会谈时强调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是美国新战略的关键，但安东尼却明确表示在亚太地区需要强化多边安全框架，并以一种相关国家都感到舒服的步伐来推进，建议美国“重新校准”或“重新思考”其新战略。所以，印度更希望与美国形成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可能刺激中国并有可能与中国为敌的“盟友关系”。

鉴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形势，以及中国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反应，印度对美国再平衡战略持保留态度。目前及未来几年内，印度与美国，是战略伙伴，是朋友，但绝不是盟友；印度与中国，是竞争对手，是合作伙伴，但绝不是敌人。尽管美国推动再平衡战略，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甚至澳大利亚的双边、三边和多边战略与防务合作也不断深化，但这也为中印双边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来的机遇。中国防长访问印度，主动破解与印度防务交流困局，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蒙古国，作为一个夹在中、俄之间的内陆国家，为避免重现冷战时期被边缘化的孤立状态以及达到平衡与中、俄关系的目的，制定并大力推行“第三邻国”外交。蒙古国的“第三邻国”确指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欧盟、印度、韩国、土耳其等东、西方国家或联盟。从这一排序不难看出，美国是领头羊，其次是与美国结为军事同盟的日本，再次是与美国犹如“孪生”的欧盟，老四、老五是与美国关系不一般的印度和韩国，一句话概括，所谓的“邻国”基本是以美国同盟体系国家为主。

近年来，蒙古国与“第三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外交领域的双边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取得了丰硕成果。蒙古国获准申请加入欧安组织、与北约成为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受邀参加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北约峰会”，标志着蒙古国与“第三邻国”的关系越走越近，而与中、俄两国关系呈现出渐行渐远的趋势。蒙古国每年都与美国、日本、韩国举行双边或者多方合作各类名目繁多的军事演习。军演有助于提高蒙古国军人素质和军队应急能力以及国际合作能力，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目的取代，就成为一种威慑性活动。

从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看，美国在蒙古国的活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进入蒙古国看重的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为的是“监视和牵制中、俄两国的战略动向，强化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其军事目的显而易见。

日本与蒙古国在2010年将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是蒙古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家，是“对蒙古国的最大援助国”。现在，蒙古国与美日、美韩军事联盟关系处于“密切期”。而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国家关系比较复杂，既有领土问题，又有经济竞争伙伴关系。但在制衡中国问题上，美国同盟体系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势力进入蒙古国能否稳固中国北部已经构建起来的安全环境是一个未知数，需要做出必要的理性判断和防范。

与过去相比较，美国的“再平衡”更积极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东南亚对美国的“再平衡”则更多是矛盾的心理。其实早在2007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人通过演说和文章等多种渠道，力邀美国“回归亚洲”，李光耀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心理意图，即，借美之手抵消中国影响，重建地区力量平衡，恢复东盟主导地位。东盟“欢迎”美国回到亚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当地区领导，所以，美国和东盟围绕地区领导权的潜在竞争会逐步显露出来，两者虽然为了牵制中国的共同目的而“走在一起”，但两者的关系从根本上属于“权宜性的联盟”，东盟为了自己的根本目的，必然会不仅仅同美国合作，还会多方经营，同时发展与中、俄、日、印、欧等其他大国的关系，巧妙地维持外在关系的“再平衡”。

四 美国重返亚太的不确定性：实力与意愿之间的差距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实力上升和中国影响扩大的战略谋划，其战略动机具有双重性：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遏制中国权力的迅速扩散。2012年以来，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与领土争端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甚至倒退的背景下，美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国的双边、三边或多边战略互动则进一步深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达到新高度。

1.美国的国内因素与外交政策的相关性

奥巴马新任期内，美国政府的要务包括在新阿拉伯世界站稳脚跟，解决国内财政困难，妥善处理民主党与共和党关系，以及进行税务改革和应对气候变化。即使推行强硬路线的坎贝尔—希拉里“轴心”不复存在，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作出重大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较之第一任期，奥巴马可能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向中东，同时致力于解决复杂而棘手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但美国不可能坐视中国或其他亚太国家主导亚太秩序，也不会就此改变“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

奥巴马新任期仍将面临复杂的挑战：伊朗仍然在发展其核武能力，叙利亚陷入内战且可能危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巴林；中国也可能对外强硬以缓解国内压力。持续的欧债危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俄罗斯期待签署新的战略武器控制协定。

因此，奥巴马需要迅速做出决断，考验伊朗是否有签署约束自身核武发展的意愿；如何领导各国在叙利亚确立后阿萨德政权的秩序，特别是在现阶段如何武装反对派组织；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需要通过鼓励美国和两个崛起的亚洲巨人——中国和印度合作的方式来具体落实其在亚洲的“转身”策略。需要考虑以何种速度和方式来终结阿富汗战争。

2.同盟国家的选择性对待

黄岩岛对峙和钓鱼岛争端相继发生，严重地挑战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安全领域的权威性。美国在两栖争端中对菲律宾和日本的两种不同态度，凸显了其在亚太地区的不同安全考量。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而日本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立场明显站在日本一边，并以日美安保条约牵制中国。特别是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政策，使其在插手、干涉亚太地区事务中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度。2010年11月，美国甚至提出“中美日钓鱼岛对话”的提议。此后，美日更是举行以钓鱼岛为目标，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威慑中国。这也暴露出美国以介入钓鱼岛争端为借口，牵制中国、控制日本、领导亚洲的意图。

而在黄岩岛问题上，美国的干预较少，因为美国深知，尽管菲律宾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同盟国家，但菲律宾是美菲同盟的完全受益国家，而日本则可以承担离岸制衡的角色，美日关系是美国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础，其重要地位无可替代。所以，美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接受中国非全局性“压倒”菲律宾的现实，但不能承受中国“彻底压倒日本之痛”，在形势恶化之时，美国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选择项不可能是中国。

未来，美国必然会更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积极介入海上争端的姿态，中国或者做出适时妥协，照顾美国关切的回应，使美国权威在“面子”上增强，或者选择直接和美国对抗，那么结果就是中美关系负面因素增多。但无论中国选择何种回应姿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期待美国自动减少介入都是“奢想”。

3.同盟国与伙伴关系的不同反应

美国推行“再平衡”所不可或缺的几个重要“伙伴”对美国也并非言听计从。印度难以完全支持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因为该战略可能冲击亚洲的均势格局，还可能将印度完全置于与中国直接对抗的不利态势之下。因此，印度防长在与美国防长的对话中试图提醒对方，强化亚太多边安全架构的进程过于仓促。印度防长甚至还提出印度将按自己的节奏来参与印美合作。

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期望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但美越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及越南对美国“和平演变”的担忧，又使美越两国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只要越南的领导人和执政党不换，美国就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满足越南所有要求，对此越南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美越这种新建立的“伙伴”关系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由于越南领导高层对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仍然存有疑虑，美越双边关系主要还停留在象征性行为上，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存在着瓶颈。

综上所述，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存在着意愿与实力的差距问题。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到战略上的“转身”，再到“战略再平衡”，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在霸权的相对衰落期，美国正寻求以最有效率，最能取得实效的方式参与亚太事务。当然，维持美国军事力量部署和军事力量结构的“再平衡”将代价昂贵，需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意。目前，美国国会内部两党已经形成共识，削减在亚太的投入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