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清绿在人间: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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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新四军

为了寻找共同面临问题的新答案,几位年轻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开办求知书店,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加上被捕坐牢的经历,让他们成熟了许多。大家认真分析形势。首先,几人都认为,一年前开办书店,售卖进步书刊,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而现在,抗战已经爆发,我们投身抗日才是当务之急。因此,书店就不办了,要想办法去参加抗日。接着,去哪里,怎么去又成为问题。有人讲战事已开,时间紧迫,如果上海顶不住一撤退,南京也难保,我们再往外走就困难了,要抓紧定下来。有的人说我们还是去陕北吧,那里有共产党,有红军,有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我们去报考,去读书,去抗日。有两位怕事的则表示,办个书店还被抓去坐了8个月牢,我们还是回老家算了。结果,参与热烈讨论的剩下崇仁、叶舒与蔚林。大家推举叶舒到江西九江打听情况,顺便听听其表兄黄达衡的意见。

说干就干,叶舒连忙外出买船票,等他回来,屋里又多了两个人。原来,安徽大学一位到书店帮过忙的走读生王伯彦闻讯来看望他们,而狱中那位爱国狱警也来了,两人十分关注几人的去向,问他们作何打算,并表示要跟他们一起走。因为对那位狱警了解还不深,所以大家有所戒备,有所保留,只告诉他仍然在考虑之中,不久就将他打发走了。

叶舒坐船到了江西九江,找到表兄黄达衡,将几人在安庆讨论商量的情况告诉了达衡,让他也出出主意。

达衡听了十分兴奋,他想了想,说还是去找找杜重远先生吧,他现人在南京,请他介绍我们到陕北去。叶舒觉得这样也好,毕竟杜重远先生是名人,又热心。两人商议由达衡一人去南京找杜重远,叶舒则回到安庆,向几位伙伴通报这个安排。

叶舒回到安庆,与崇仁、蔚林又聚在一起商谈。崇仁认为能找到杜重远固然好,但万一在南京找不到杜重远,去不成陕北,又该怎么办?不如在这里先活动活动,找找关系,看看能否联系上新四军,找到新四军也能抗日!

崇仁的这个主意获得几位同伴的赞成。大家仍推举叶舒回黟县去活动,因为他在黟县时间较长,关系较多。蔚林负责求知书店的善后工作,崇仁协助。几人都做着准备,随时奔向抗日前线。

不久,外出联络的黄达衡传回好消息,他在南京找到了杜重远。杜先生听到几位年轻人要到陕北去的决心,十分支持,马上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介绍他们到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再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到陕北报读抗日军政大学,而且,还给了每人20元作为路费。黄达衡把这个消息马上通过信函告诉在安庆等待消息的叶舒、蔚林等,并叮嘱事不宜迟,马上动身,自己也赶来安庆与大家会合。蔚林收到信函后,一边给仍在黟县寻找新四军的叶舒写信,一边与崇仁一道做着到武汉去的准备。

黄达衡到安庆后,与蔚林、崇仁见了面,将见杜先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俩,并按杜先生的嘱咐,很快就买好到武汉的船票,生怕迟了走不成。

蔚林正在忙于处理求知书店的善后工作,一时无法送达衡去坐船。于是,崇仁只好独自一人送行。码头上,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也去陕北,五十多岁的父亲在送行。父亲望着女儿,深有感慨地说:乱世,我也不能保你们安全。孩子,自己去找生路吧!我放心,你们去的道路是光明的。女孩对着父亲点了点头,转身上了轮船。她向往着光明的未来,很兴奋,与结伴的女孩一起唱起一首当时极其流行的进步歌曲《自由神》:


工农商学兵,大家一条心,不分男女性,全力奔前程。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我们是中国的主人!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按住你的创伤,挺起你的胸膛!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穿上意志的武装,踏上人生的战场;擎起自卫的刀枪,制止敌人的猖狂!


歌声四处飘荡,年轻的崇仁也跟着哼唱。此时的他心情复杂,既有对陕北的向往,也有对故乡的留恋,还有对同伴的不舍,不知不觉竟流下了热泪。他对达衡说,等处理完求知书店的事,我便与蔚林一块坐船去,你在武汉等着我们。

其实,21岁的崇仁是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报纸,知道了共产党抗日的正确主张,知道了陕北有个抗日军政大学;通过丁玲所写的《七月的延安》,看到了陕北的光明美好,仅此而已。因此,可以说此时他对千里之外的陕北的认识还有点朦胧。但对共产党的向往,对抗日的向往,却是真诚的。

10月,蔚林与崇仁处理完了求知书店的善后工作,便一同去了武汉。然而,在汉口他俩却找不到达衡,估计他已经先行到陕北去了。失去关系,两人手上又没有介绍信,真让人着急。那时日寇已步步逼近,没有人介绍,两人的心也凉了半截,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求见处长李涛。

李涛,湖南汝城人,1905年生。1937年9月,受党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带领李涛等人来到武汉,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李涛出任首任处长。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共在湖北和武汉地区的组织(包括协助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协助联络失散党员等);促进豫南、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待各地前来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和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群众,领导与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任务繁重,但人手很少,因此,李涛处长每天要接待多批各种人士,处理大量工作,忙得团团转,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

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位于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二号的一幢四层楼房,是李涛在爱国人士熊子明帮助下租赁来的,这里包括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及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后定名为中共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在前,长江局设立在后。是年12月中下旬,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四人为高级参谋),还有王明、博古、李克农、罗炳辉、邓颖超等领导人都曾在此住宿办公。王明(时任长江局书记)就曾口占了一副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高参,颇为形象地概括了此地曾经精英荟萃的情景。

崇仁与蔚林好不容易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处长李涛,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去陕北的要求。然而,当时正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创办,工作千头万绪。人海茫茫,对着两位素昧平生、没有介绍信、没有组织关系而要求去陕北的年轻人,李涛一方面肯定他俩的抗日热情,另一方面认为他俩是安徽人,也可以去参加新四军,因为回去当地较有群众基础。

在汉口的几天时间里,崇仁还观看了苏联纪录影片《今日之苏联》,那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令人神往。加上原来看过的一些苏联翻译小说,使崇仁觉得社会主义的苏联是那么可爱,甚至萌生了到列宁格勒当工人的念头。然而,那只是匆匆的一闪念。因为环顾四周,祖国正在沦亡的边缘,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表。

听从李涛的指点,崇仁与蔚林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回老家参加新四军比较好,而且原来曾经让叶舒回去找关系,估计也有眉目了。于是两人从汉口坐船到江西九江,再从江西九江坐船到都昌,然后从山路到景德镇、浮梁,回到黟县老家。

回到黟县后,两人没有找到叶舒,但却等到了一个去学习的好机会。原来,为了组织抗日队伍,培养训练抗日骨干力量,中共长江局通过中华救国会沈钧儒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王昆仑(中共党员)等人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希望举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并取得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的支持。1937年12月,以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安徽歙县岩寺开办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工作委员会驻岩寺工作团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短期速成干部学校。中共长江局派出黄诚、谢云晖、魏今非、鲁自成、朱光等人加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工作委员会,并在其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直属长江局领导。特别支部还成为当时徽州地方党组织联系和活动的中心。

黟县党组织负责物色选送30多名学员到训练班学习。王崇仁的表兄范治农是中共党员,他介绍了崇仁到训练班。训练班还吸收了程间、汪蔚林、舒天经、范澍生、舒丽瑜、汪晋侯、叶芳炎、汪学英、黄士方、汪达仁、王瑶贞、汪成泉、叶子、张缉文、叶芳渊、胡俊元等人,他们都是黟县的进步青年,有的还是中共党员。学习班的教官有部分新四军支队的领导人,如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就在其中。学习内容主要有党的抗日政策、辩证唯物主义、游击战术等。学习班学习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实用,既有政治理论,又有政策主张,还有游击战术。这对于年轻的学生、工人、农民都非常合适,让他们在进入抗日部队前,就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又学习掌握党的政策。还让有实战经验的红军干部讲述游击战术,使学员们受益匪浅。那段时间,小小的岩寺热闹非凡,受训的学员个个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军事训练时的口号声、集会时的歌声响彻大地。

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多月后,训练班就结束了。结合学员们的志愿,他们有三个去向,一是就地参加新四军,二是回原籍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三是被派到皖南特委参加党训班学习。这批人基本上成为了徽州地区党的工作与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骨干力量。

歙县岩寺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所在地

崇仁选择了就地参加新四军,从此成为了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一员。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边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以及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而成。组建于1937年10月,军长叶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崇仁参加的是由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被授予“尉官”军衔。分配到政治部民运科群众组当组长。这个组大部分都是黟县老乡,大家在一起工作,情同手足。民运科群众组,顾名思义,是做群众工作,开展民运,同时兼顾侦察工作和文化工作。当时,新四军刚刚整编,全体将士都刚从国共内战中走过来,而这时必须转变观念,抛弃前嫌,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而民运科群众组,在转变自己思想观念的同时,要开展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

新的开始,新的使命,崇仁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与战友一起发动群众,宣传全民共同抗日,样样工作都走在前面。徽州一带的老百姓,看到抗日的新四军纪律严明,不打骂老百姓,不侵占损害群众利益,只是宣传团结抗日,在大街小巷刷写标语,演讲等,为岩寺带来新的气象,所以非常欢迎,积极支持与配合抗日队伍。看到部队生机勃勃,老百姓积极拥护,崇仁感到十分快乐。十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是我生命中最为活跃的一段。

崇仁的热情实干与工作才能,使他在部队中崭露头角,也引起了支队司令员陈毅的重视。为了让新四军更好地发展与成长,部队决定选派几位战士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成后再回到新四军,促进新四军更好发展。支队首长商议后,确定了派到延安去的人选,其中第一个就是——王崇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