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营救与探望被捕店员

此后几天，崇仁虽然照常在天成布店上班，但心里总惦记着求知书店的事，担心那些同伴。他注意翻看报纸，希望发现有关线索。同时关心街头巷尾老百姓的议论，看看有什么小道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好像安庆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求知书店被查封、人员被抓的事情。每天晚上下班后，他还照旧往吴樾街的求知书店走去，但是能够看到的，仍然是那间被打砸过、被封掉大门的求知书店。崇仁没有碰到被查问、被抓的情况，说明自己身份没有暴露，暂时安全，但得不到求知书店同伴们的任何信息，令他很不安。怎么办？他觉得，自己逃过了一劫，最有义务去营救这些同伴。按捺不住焦虑不安的心情，他决定主动出击，找人打听。然而，这谈何容易？他认真思索了半天，在他的亲友当中，不论是老家黟县，还是安庆，都没有国民党政府里的人。忽然，他想到黟县的一位姓吴的老师，曾任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于是，他马上提笔，给这位久不见面的老师写信。一提笔，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就浮现在眼前，一股正义之气也涌上心头。于是，他一口气将求知书店的情况写了一遍，并且连连责问：爱国有什么罪？抗日有什么罪？开书店又有什么罪？况且售卖的都是国民党中宣部审查过、正规出版的书，这也抓人封店，太不得人心了！并说：你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请马上出面帮忙，赶快释放这些爱国青年，他们没有罪！让求知书店恢复营业！！

写完信发出去后，崇仁的心情才稍为平复。

为了营救求知书店的伙伴，崇仁奋不顾身地去信，质问国民党当局，并请老师出面相助。但是，在没有伙伴们消息的日子里，崇仁饱受着焦虑的煎熬。一天，那位吴姓老师竟然给崇仁回信了，不过，他盼来的却是一颗冰冷的心。此人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帮忙营救那些年轻人，还让崇仁也别再管这事。对这样的老师，崇仁感到愤怒与失望。

这条线索虽然断了，但营救同伴的决心没有改变，崇仁还在做着各种努力。有一天，他终于打听到，被警备司令部军警抓走的人送到安徽省反省院关押。这个来之不易的信息尽管并不是好消息，但仍然让崇仁感到有一丝希望，起码他知道了伙伴们的下落。第二天，他向布店请假，然后带着买好的香烟等物品，去反省院看望他日夜思念的伙伴们。

在安徽省反省院，崇仁以老乡的身份，化名王善发来探监，结果打听到这里关押着汪叶舒与其他两位同乡。这里还得交代一下汪叶舒。

前面说过，汪叶舒九月份因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事件后，身份暴露，已辞去求知书店负责人一职，回到黟县山区小学任教。在那山区小学校，汪叶舒也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12月22日是冬至，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汪叶舒以为风头已过，于12月20日星期天回到老家，准备与家人过一个传统节日。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当局一直在监视他的行动，已经派人守候在他的家乡。结果，他一到家，就被控制住了。两名特务将他家搜查了一遍，一些首饰以及书籍、信件、书法等都搜走了。第二天，特务将汪叶舒押到县看守所。一名姓荘的县长还亲自提审汪叶舒。国民党县政府认为汪叶舒是共产党，甚至是负责安庆的官员，所以不敢马虎，认真对付他。但是，这时的汪叶舒只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做生意的，开个书店，想赚点钱，什么书好卖就进什么书，不是共产党，更不是什么负责人，所以什么也不知道。

在黟县的审讯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县政府只好把汪叶舒押往怀宁县肃反专员公署再审，还是没有结果。又将汪叶舒往省会送，期间还来了一次假枪毙，威胁汪叶舒。汪叶舒始终强调自己是个生意人，不是共产党，这令国民党政府很不满，原来认为抓到共产党，可以立功的人更是失望。汪叶舒后来被转到怀宁县党部机关关押审讯了几次，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天，几个看守对汪叶舒说要过年了，一起喝酒，他们希望通过喝酒，让汪叶舒酒后能讲出秘密。汪叶舒推说不会喝酒，没有与他们同饮。

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让汪叶舒十分不满，而他每次的供词都是一样，使国民党当局很头痛，更加怀疑他是共产党。他们送给汪叶舒一个外号：西伯利亚。说他顽固，不解冻。

一天下午，两名手持匣子枪的特务对汪叶舒说：走，到安徽省反省院去！我们要去宣城打红军了，这里没人陪你，把你寄放到反省院去。就这样，汪叶舒被转到了安徽省反省院关押。

汪叶舒刚从怀宁转来反省院，被单独关押就碰上崇仁来探监。但看守没有让他们见面，崇仁只好通过警卫队长，将带来的物品送进去。汪叶舒在里面收到崇仁送来的物品，十分高兴。他连忙写了一张纸条让看守送出去。原来，他刚转过来，什么用品都没有，正在为难之时，崇仁来了，正好让他帮忙买些日用品，包括毛巾、脸盆和牙刷等。

崇仁根据汪叶舒写的纸条，用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为汪叶舒买来一些生活用品，一解汪叶舒燃眉之急，让他十分感动。患难见真情，崇仁真够朋友！汪叶舒感慨道。因为汪叶舒在家乡被捕后，他的亲友都知道，但为避嫌，没有人来探望过他，而崇仁仅是老乡，一起筹办书店的伙伴，却能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下落，不顾危险地前来探访慰问，买来慰问品和日用品，难能可贵！有的人甚至猜想他是共产党员。

求知书店的几位伙伴被捕后，是被分别关押的。其中汪蔚林和小鬼陈昂若被关在安徽省反省院，而汪铁梅和李尚武则被关在怀宁县看守所。关押在反省院的，分别安插特务以难友身份在牢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打听他们的身世，了解他们开书店的意图等。两位年轻人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从此小心行事。一天，汪叶舒与汪蔚林在隔着天井的窗口看到对方，汪叶舒举起拳头向上挥了一挥，意思是要打破枷锁，冲破牢笼，汪蔚林会意地点了点头。但他们的举动也被同房的特务看见了，很快，狱卒要汪叶舒搬了牢房。

不久，汪叶舒与汪蔚林又被迁到怀宁县看守所，而小鬼陈昂若则被释放了。于是，求知书店被捕的四人均关到了怀宁县看守所。崇仁照样常常去看望他们，不过，省了两边跑，只去一个地方就行了。

这时的中国，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936年12月底，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斡旋以及各方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表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结束内战，走向抗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促使这一转变的西安事变功不可没。

中国共产党人适应着时代潮流，将政策从反蒋抗日变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1937年2月，为了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得到广泛认同。经过多次谈判，国内终于实现了停止内战的局面。

崇仁营救伙伴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只能隔三岔五请假去看望与慰问他们。天成布店的经理却认为崇仁接近不良分子，很生气，指责崇仁，让崇仁不要再去探访他们。年轻的崇仁很不服气，与之争辩，甚至一怒之下，告假回黟县老家，探望家人去了。

求知书店的四位伙伴在牢里依然被多次审问，他们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只有汪蔚林是国民党员。狱警就说他们是统一战线派，企图暴动等。一个月后，派了三个警察，将他们押解到太湖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再将他们投入军人监狱。

经过半年多的关押、审讯，甚至用刑，国民党当局仍然无法证明求知书店及其店员有任何问题，而几位年轻人，尤其是当过书店负责人的汪叶舒与汪蔚林，每次都严词驳斥国民党当局的恶意诬陷，表明自己只是生意人，让监狱警察无计可施。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汪叶舒与汪蔚林甚至反过来做监狱警察的工作，说明抗日、爱国、救国无罪，办书店更无罪。他们的爱国热情与表现，得到难友的好评，并说服了一名年轻狱警。后来两人转监后，该狱警还帮忙寄刊物到狱中。汪蔚林这时写信给其父亲，让他到安庆的国民党省党部找汪士藻论理。因为汪士藻到过书店，书店的书也按他的要求送审，让他说说书店有什么问题，那封信就是通过这位狱警帮忙寄出去的。

汪蔚林的父亲汪仲瞻收到儿子的信后，为救儿子，还他们一个清白，匆匆从黟县赶往安庆，到省党部见了汪士藻，打算认真与之论理一番。没想到汪士藻一听到汪仲瞻提求知书店的事，马上就说：求知书店的事已经没有问题了，被捕的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年轻人脾气大了一些，要多关他们一些日子，磨炼磨炼，也好让他们改改脾气。同时也让汪仲瞻转告汪蔚林等。

汪仲瞻赶忙给儿子写了信，将见汪士藻的情况告知，并安慰了几位年轻人，也劝他们改好脾气，争取早日出来。

抓错了人，关错了人，反说你脾气大，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无赖行径！但是，求知书店与店员都没有问题的话从一位国民党省党部官员的口里说出，不仅因为对几位年轻人半年多的关押审讯得不到任何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已经在起着积极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将战火烧向华北，通称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经多次努力，蒋介石终于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3日，蒋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

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爱国人士被囚禁的日子不会长久。

6月，在九江已被释放的黄达衡也来到安庆，到太湖探监，告诉几位求知书店店员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这时，有爱国思想的监狱长了解到这几位年轻人因爱国被捕，竟主动邀请汪叶舒与汪蔚林到狱长室座谈，还放宽了对他们的控制，例如可以让探监者进入狱中与他们交谈，他们可以请假到监狱图书馆看书报（有狱警跟随）。7月，为自救，几位年轻人商议后，决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状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即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打官司。文稿主要由汪叶舒与汪蔚林草拟，因为汪蔚林的伯父汪屺瞻在黟县被称为一支刀笔，在乡村以会打官司著称，汪蔚林从小就受到熏陶。草拟的状子内容大意为：我们贩卖的书刊，都经中宣部审查批准出版，又经贵部同意发行的。我们没有贩卖过一本未经中宣部审查批准和未经贵部同意出售的书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贩卖一些经过审查批准出版的爱国书刊，是不应有罪的。请贵部指令安徽省党部饬令安徽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开释安庆求知书店工作人员及准予该店启封，仍旧照常营业。

状子递交后，几位年轻人在等待消息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8月，他们终于等来了宣判。在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军事法庭上，由军法承审员刘某某宣读了宣判书，称“安庆求知书店所售的书刊，均以中宣部审查通过出版，无一反动书刊。押四人，均属爱国的人，决非共党，已调查清楚，应宣判无罪开释”。

虽然是无罪释放，但是仍然要找一个保人来担保，担保几人出狱后不参加共产党，还要随传随到。法警去为他们找来一个保人，是一间商店的老板，而此商店正是法官们利用贪污的钱私下开设的，做生意只是个幌子。法官让老板担保几人出狱，并在担保书上签字。老板满口答应，但要几人付钱，钱到手后才签字，毎人五元。

担保是假，谋财是真。后来，这些见不得光的“秘密”由狱中同情他们的那位爱国狱警透露出来。

8个月的牢狱生活，给几位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人生教育课。重获自由，返回安庆，已是1937年的8月中旬。

崇仁闻讯，最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将牢狱中的所有经历告诉了崇仁，还将判决书、他们打官司的状子底稿等统统拿给这位老乡阅读，因为避过牢狱之灾的崇仁曾经尽己所能搭救他们，不顾危险探访过他们。

经历此次被捕，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几人感受到崇仁正直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从此对他尤为佩服与尊重。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已打到上海，安庆上空也常响起警报声。此时，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