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物质、运动和思维
托兰德的泛神论虽然免不了神秘的因素，但是它把上帝和宇宙相同一的观点确乎给对自然的独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托兰德在《泛神论要义》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关于宇宙及其物质构成的问题，关于物质的内在能动性和万物相互联系、运动变化的问题，关于思维和生命及其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等等，包含着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前已提及，托兰德主张宇宙的无限性，认为宇宙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和力量上都是无限的；在无限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的世界（本书第7页）。在这方面他显然也受到布鲁诺的直接的影响。像布鲁诺一样，他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是反对哥白尼把太阳看作整个宇宙的固定中心，认为“在无限的空间中，最高、最低、中间、最后，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能承认有一个不动的宇宙中心，不能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宇宙中心”（本书第9页）；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太阳是各个行星围绕旋转的中心”，但是在无数其他的世界中“还有无数类似的地球……围绕它们自己的太阳或者如泛神论者所谓的恒星转动”（本书第15—16页）。
关于宇宙万物的物质构成及其最终单元问题，托兰德不赞成原子论的观点。原子论者认为，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原子是不可分的而且同质的，只有数量（大小、形状）和排列的不同。托兰德则认为“用相同成分混合而成的物体是没有的”，各种物体都是“由不同的成分构成的”（本书第13页）。他把物体构成的这种基本成分称为“原初物体”或“元素”。“元素”都是非同质的，因而不同于原子，不仅在数目上而且在种类上都是无限的（本书第9页）。托兰德在一个地方曾引述古代哲学家的意见说：“事物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无限地分割和划分，因为在自然中最微小的东西也是可分的，”（本书第38页）但是他认为元素“实际上不可分”，因而是“最简单的”，“万物都是由这些元素组合、分解以及以各种方式混合而成的”（本书第9页）。托兰德也反对原子论者把虚空与原子并列为物体构成的本原，认为“物体分割为自己的元素，但无任何虚空。各个规定之间没有间断，因为没有虚空的空间”（本书第9页）。
不过，应当指出，托兰德对原子论的批判最终导向了一个谬误的极端。原子论者企图用同质的原子在量上不同的组合来说明事物的质的多样性，诚然带有机械论的倾向。但是，托兰德为纠此偏，却提出了一个带有预成论性质的种子说。他认为，万物皆有自己的种子，皆由种子发育生长而来。各种事物的种子性质不同，因而“种子的有机结构不可能由原子的任何集合或任何种类的运动所形成”，而是由彼此异质的诸元素即“原初物体或最简单的本原组合而成的”。但是，种子一旦形成就不复有任何发展了，因为一种事物的种子已包含了该事物的一切要素或成分，种子就是事物之具体而微，种子之生长为事物，只是一种量的增长而已。托兰德以树为例说：“一棵树的种子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棵潜能的树，而是一棵现实的树，在种子中已经有了树的一切必要的部分，虽然还如此之微小，以致如无显微镜就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而且即使有了显微镜也只有在极少的事物中才能看到它们。”他认为，不仅动植物如此，而且宇宙间其他物种，如石头、金属等矿物质也是如此，它们也有自己的种子，也是由种子从小到大生长起来的（本书第12页）。这种预成论的观点在十七、十八世纪相当流行，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法国的玻内（Charles Bonnet）乃至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都持有这种看法。难怪康德和黑格尔在其著作（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1节，黑格尔：《小逻辑》第161节）中都对这种观点做过评论。例如，黑格尔说，这种预成论（或译“原形先蕴”说）的“错误在于将最初只是在理想方式内的东西”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认作业已真实存在”，一个植物是从它的种子发展出来的，“但我们却不可因此便认为植物不同的部分，如根干枝叶等好像业已在极细微的形式下真实地存在于种子中” [13] 。这个批评仿佛是直接针对托兰德而发的而且是批评得很对的。
托兰德在《致塞伦娜的信》中提出的物质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学说是他的全部哲学中最具卓见、最可宝贵的思想之一。那么他在《泛神论要义》中的运动观如何呢？有的学者，例如苏联的德波林认为，在运动问题上托兰德在后一著作中较之前一著作似乎倒退了。他说：“托兰德在《致塞伦娜的信》中更充分地发挥了自己关于运动的观点，使他有可能克服对世界的纯机械论的概念。但是很奇怪，托兰德在《泛神论要义》中却没有利用在《致塞伦娜的信》所发挥的极富有成果的运动学说。” [14] 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托兰德在《泛神论要义》中没有再详细地专门论述运动问题，但是，像在《致塞伦娜的信》中一样，他坚决肯定物质的内在能动性，认为“内在的、普遍的能动性是一切运动中最主要的运动，是不为任何界限限制的，宇宙本身是无限的，所以承认有一种无限的能动性是决不荒谬的”；宇宙万物处于普遍运动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点是绝对静止的，而仅仅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才是静止的。静止本身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一种阻力的运动”（本书第10页）。
托兰德不仅重申了物质内在能动性的学说，而且“利用”这一基本观念进一步发挥了宇宙万物皆流皆变、对立面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说：“万物的运动造成了一个无限的前进和倒退的过程。尽管运动的系列和万物的系列是永恒的，然而没有一种运动、没有一种事物是永恒的，一切事物都被更新”（本书第25页）。就地球来说，由于赤道的运动，“地球上的每一微粒（对其他行星也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遍历各种各样的迁流变易”（本书第18页）。万物在流变中互相转化：“今日之沧海乃昔日之桑田，而今日之桑田异日亦将沦为沧海；”（本书第19页）“现在寒带的居民会被带回和转向赤道线”，“北极角的位置移到南极角，东部移到西部”；太阳曾经无数次“在它现在升起的地方落下，而在它现在落下的地方升起”（本书第18页）；凡此种种现象，托兰德用一句极富辩证智慧的语言概括为：“两极相合。”（本书第16页）他在一个地方引述的一位古代作家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一箴言的极好的注释：“无论神的还是人的一切事物都在浮沉转化；昼夜消长，月有盈亏；火与水有相通之路；太阳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外观，既是此物又不是此物：对于木星是光明，对冥王星则是黑暗，对冥王星是光明，对木星则是黑暗。彼物来到这里，转换到这里，此物则去到那里，转换到那里，永远如此。彼物过渡为属于此物之物，此物亦过渡为属于彼物之物……”（本书第23页）
当然，托兰德在《泛神论要义》中阐述的运动变化的学说也有其重大的缺陷，即他终究未能完全挣脱机械论的樊笼，把运动归根结底仍还原为位置的移动，甚至说：“在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革新，而只有位置的交换，由此而有万物的生灭，亦即生成，增长，改变以及诸如此类的运动。”（本书第10页）十八世纪是机械论统治的时代，卓越人物如托兰德也逃不脱时代的局限，是很自然的。
关于人的思维问题，托兰德在《泛神论要义》中继续发挥了他在《致塞伦娜的信》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大脑，思维是大脑的活动。他反对某些人把膈膜或心脏或肝脏或其他部分想象为思维之所在，坚持认为“大脑是思维这种能力的专门器官”，而“思维是大脑的一种特殊的运动”。但是，关于思维活动及其观念的性质是什么，托兰德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说明。他认为，“大脑是一种物质的非常复杂的器官，只能产生物质的东西”，从而得出了“一切观念都是物质的”这个荒谬的结论（本书第10，11页）。
有趣的是，托兰德一方面把人的思维物质化了，另一方面却赋予万物以生命和灵性，走向了物活论或万物有灵论。在这一点上托兰德背离了他在《致塞伦娜的信》中的观点，在那里他对各种各样的物活论都做了批判 [15] 。但是现在他却极力主张：“地球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机物，”（本书第15页）“散布在地球上的事物各有不同种类的生命”（本书第14页）。前后观点的这种变化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托兰德转向泛神论的必然结果。实际上，物活论或万物有灵论乃是泛神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附随的要素。正如托兰德所说：“因为弥漫整个物质的上帝遍在于大地、海洋和太空深处，因此，人和牲畜，牧人和野兽在出生时全都承受了有灵气的生命”，又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世界的部分，都包含在一个赋有充满理性和永恒的理智的自然中，”这种宇宙理性即世界灵魂，亦即上帝，就是那“渗透极大与极小之物的灵魂的神圣来源”（本书第38—39页）。
上面我们就《泛神论要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及若干重要问题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或有不当，敬请读者指正。本书系根据《Pantheisticon》伦敦1751年版英译本翻译。这个英译本文字水平不高，颇多文理不通之处。苦无拉丁文原著可以对阅，许多地方译者只能据上下文意反复琢磨索解，译文恰切与否，犹未敢自信。不久前从钟宇人先生处借到此书的俄译本（莫斯科1967年版），一些疑点参照俄译本重新译过，对钟先生的慨然相助谨表谢意。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同志为此书责任编辑，对译文提出过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陈启伟
于北大畅春园
[1] 《致塞伦娜的信》，弗罗曼出版社（斯图加特）1964年影印本，第128页。
[2] 参阅德波林：《十七—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史纲》，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版，第87页。
[3] 《致塞伦娜的信》，第99，100页。
[4] 《基督教并不神秘》，弗罗曼出版社（斯图加特）1964年影印本，第20页。
[5] 《基督教并不神秘》，弗罗曼出版社（斯图加特）1964年影印本，第39页。
[6] W.R.Sorley:《1900年以前的英国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重印本，第149页。
[7] 《致塞伦娜的信》，第161页。
[8] 同上，第234-235页。
[9] 同上，第234页。
[10] 同上，第236页。
[11] 莱布尼茨给托兰德的信（1709年4月30日），载A.M.帕特逊：《布鲁诺的无穷的诸世界》，附录A，美国1970年版，第173—177页。
[12] 托兰德给莱布尼茨的两封信（1710年2月14日，2月？日），载同上书，第178—190页。
[13] 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35页。
[14] 德波林：《十七—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史纲》，第103页。
[15] 《致塞伦娜的信》第五封信第2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