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给理由？

最初的一批见证者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19分，空姐邓月薇（Betty Ong）呼叫美国航空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凯里市（Cary）的东南区订票处。电话从十一号班机上拨出，这架飞机早上8点钟离开波士顿，飞往洛杉矶。在北卡罗来纳接电话的是尼迪娅·冈萨雷斯（Nydia Gonzalez）。邓月薇告诉冈萨雷斯，劫机者已经控制了她所在的班机，刺伤了另外两名空乘，杀死了至少一位乘客，还向她和其他人喷射了某种灼伤眼睛并让他们难以呼吸的物质。（9/11 Report 2004: 5）

8点27分，冈萨雷斯将邓月薇的电话转给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Fort Worth）1的美国航空公司运营总部值班经理克雷格·马奎斯（Craig Marquis）。大约在同一时间，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报告，飞机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Albany）附近的上空急转向南飞行。“‘他们在往纽约飞！’马奎斯先生记得自己喊道。‘快给纽瓦克（Newark）和肯尼迪（JFK）机场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人劫机。’他以为劫机者要降落飞机，于是匆匆下达指令。‘我再怎么做梦也想不到飞机会往楼上撞。’马奎斯先生说道。”（CBS News 2002: 47）身经百战的值班经理马奎斯合情合理地将十一号班机被劫和过去曾发生的数起鲜活的劫机案联系起来，在这些事件中，劫机者要么索取钱款，要么寻求避难，要么要求释放政治犯。他假定，他们劫机是想拿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当作谈判的筹码。几乎在同一时刻，波士顿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通知联邦航空管理局指挥中心，劫机者可能已经控制了飞机。（Duenes et al. 2004: A16）邓月薇在继续悄声报告飞机上的最新进展。8点38分，她报告说飞机正在下降。8点44分，电话戛然中断。（9/11 Report 2004: 6）

十一号班机的劫持者很快证明了，克雷格·马奎斯的理由是错误的。冈萨雷斯与邓月薇的电话断线两分钟后，在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Elizabeth）的办公室中，美国海关总督察凯 文·麦凯布（Kevin McCabe）从窗户向东望去。“8 点 46 分，他正边喝咖啡边打电话，”根据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的报告，“这时他看见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因为曾亲眼领略过同型号飞机的庞大体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袭击。他打开电视，然后给位于世贸中心的纽约海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Brill 2003: 1）

在麦凯布呼叫总部几分钟之后，布赖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正在曼哈顿现场直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他刚获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8点52分，他迎来了第一位目击者斯图尔特·纽里克（Stewart Nurick）。纽里克正在苏豪区（SoHo）的一家餐馆里招待用餐的顾客，这时“我亲眼见到了一架……看上去像是一架小型飞机……我刚刚听到几声巨响，飞机好像从大厦中弹了出来，然后楼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火团。之后我就看到一片浓烟，瓦砾或玻璃之类的东西不断从楼上掉下来”（CBS News 2002: 16）。随后不久，世贸中心万豪大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 Hotel）的门卫温德尔·克莱因（Wendell Clyne）接受了冈贝尔的采访：

此时大概是9点2分。

冈贝尔转向第三位目击者特雷莎·雷诺（Theresa Renaud）。她住在第八大道和第十六大街相交处，就在世贸中心以北两英里2。她当时正在自己的公寓里观望世贸中心。“大概十分钟以前，”雷诺说，

导演朱尔·诺代（Jules Naudet）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曼哈顿下城消防公司的纪录片，他在第一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之后就和消防队大队长一起奔赴现场。当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时，他正在北楼（首先被撞上的楼）大厅里拍摄救火队员的行动：“我们忽然听见外面传来爆炸声，就在我转头朝窗外望时，我看见燃烧的碎片不断掉在院子里，然后就听见广播通知，说二号楼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任何‘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偶然事件’的想法荡然无存：纽约正受到攻击。”（CBS News 2002: 23）华盛顿特区也正遭受攻击。一场令人困惑的大劫难降临了。

那个9月的上午，当被劫持的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时，全世界的人都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做出如此邪恶的暴力行径？为什么针对美国？为什么美国当局没能阻止这次袭击？观察家从仅仅厘清眼前发生了什么，迅速转向寻找这场劫难的理由。亲历者则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想知道整场可怕事故何以发生，另一方面想为他们所经受、见证或导致的特定事件寻找理由。

在现场，急救人员迅速开展工作，而没有问太多问题。只有在工作之中，他们才能开始认真寻找眼前这场灾难的可靠理由。例如，纽约市消防局的救护员加里·斯迈利（Gary Smiley）前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商业区连夜工作，忽然救护车里的对讲机发出通知，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共一百一十层的世贸中心北楼（一号楼）。这时是早上8点48分。几分钟不到，斯迈利就带领他的小分队从布鲁克林大桥冲入曼哈顿。

斯迈利在两座大楼之间设了一个分检区。当他抬着一个刚离开一号楼的受伤女子穿过马路时，女子忽然大喊“飞机”。他抬起头，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二号楼）。此时是早上9点3分，距前一次撞击仅仅过了十七分钟。瓦砾开始砸到他们身上，马路过到一半，他把女子推倒在地，飞身跃到她的身上。一只着着火的断臂灼伤了他的后背。“当时一片混乱，”他后来说道，“所有人都在四处逃生。我顿时恍然大悟。我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1993年，当那些家伙炸那座楼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最终在街对面的千禧大酒店（Millennium Hotel）照料了上百个人。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场袭击。我们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而这才让他们行动起来。”（Fink and Mathias 2002: 33）斯迈利首先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找出了自己的理由，然后将这些理由告诉了其他人。据他所言，人们不仅接受了他的理由，而且立刻据此行动。他把消防车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开那些从北楼顶层跳落、将要坠亡的人体，进入大楼开展营救。就在这时（早上9点50分），南楼轰然坍塌，变为一片熊熊燃烧的废墟。

南楼坍塌后不久，斯迈利打算去营救那些被困在大楼废墟中的其他医护人员。但这项工作没多久就结束了。北楼轰然倒塌（早上10点29分）形成的一股气流将斯迈利卷走，他被狠狠摔在人行道上。他爬到一辆卡车下面，以为自己可能会在这令人窒息的尘土中一命呜呼。这时，根据斯迈利的回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三年前是如何死于一场无端的街头抢劫的，然后又想到自己的死会对他的两个孩子造成怎样的打击，不禁怒从心生。他再次顿悟：

斯迈利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被灼伤了，他来到北端大道上的一家熟食店，许多受伤的警察和消防员已经躲在那里了。他们在那儿听到了爆炸声，并为之给出了理由：“一个警察觉得那可能是二次爆炸。当恐怖分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放置二次炸弹，以杀害救援人员。这是恐怖主义的特点。而在那一刻，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有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头绪，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仅仅知道，他们袭击了整个曼哈顿。”（Fink and Mathias 2002: 35）然而在那时，在场的许多人对正在发生之事以及如何应对还是达成了共识：恐怖分子正在袭击我们，我们必须保全自己来与之对抗。

高层官员也赶赴灾难现场，为他们的发现寻找理由。当助手捣响浴室门，通报一架飞机刚撞上世贸中心楼顶时，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刚在总部大楼锻炼完身体。一路以警笛和眩光开道，他和两位手下驱车来到世贸中心附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从北楼坠楼身亡。凯里克下达了全城警力动员令。没过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楼，飞机的碎片和机身部件掉落到下面的广场上。（由于他们看不见飞机，警察局长的保镖赫克托·圣地亚哥 ［Hector Santiago］ 后来说：“上司本来觉得可能是炸弹。现在人们都认为是恐怖分子干的，现在他也随大流这么想了。”［Fink and Mathias 2002: 106］）

凯里克和助手们一路狂奔，死里逃生。他们躲到了世贸中心七号楼的邮局后面。凯里克回忆道，在此之后：

不久，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加入了凯里克一行人。市长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到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疏散白宫（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分遣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残留建筑物附近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却随即遇上了南楼的坍塌。他们将临时指挥处转移到位于东二十街的市警校内。那天的表现给了凯里克和朱利安尼在全国政治舞台抛头露面的机会；凯里克因此在2004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3

本书有何理由？

在寻找理由时，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目击者遵循了极为普遍的人类惯习。我们甚至可以将人类界定为给理由的动物。按照定义，其他灵长目动物也运用语言和工具，甚至有其文化；但只有人类自幼起就给出和索取理由，并在此后的生活中继续寻求理由。

理由为“X为什么做（做了或应该做）Y？”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条有理的答案。当你告诉我为什么约会迟到时，X可以是你；当我解释我如何中了彩票时，X也可以是我；X还可能是驾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X并不一定是一个或一群人，X可以是上帝、邪灵、伊斯兰教，或者干脆是“他们”。X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类属、势力，甚或不可见的实体。X产生Y。

在世贸中心大劫难中，人们在多重层次上给出理由，包括：

• 劫机者为什么劫持飞机，并撞向大楼？

• 大楼为什么燃起熊熊烈火并轰然坍塌？

• （对于亲历者来说）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做？我们（不管我们是谁）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 （对于亲历者和旁观者来说）其他人（个人或群体）为什么那么做？

• 是什么导致了恐怖主义？

•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什么导致了暴力？

这本书兼顾不同的层次，一方面设身处地理解理由的给出，另一方面对这一现象追根究底。我试图了解，人们如何且为何为他们所做之事、别人所做之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之事以及发生在别人身上之事给出理由，这些理由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我的关注点不在人生、邪恶或生命之脆弱这些宏大的理由上，而在于不同类型的人在处理日常事务、遇到麻烦、评判他人或遭遇“9·11”恐怖袭击这种紧急情况时所给出或接受的具体理由。

本书侧重于理由给定的社会层面：人们如何共享、交流、争辩和共同修正既有的理由，而不考虑个人神经系统如何处理新接收的信息。我并不关注人们给出的理由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合理与否。我感兴趣的是人们给出理由的社会过程。至于事情为何会如此发生，我没有做多少笼统的学术讨论，遑论如何就重大事件发生的理由取得一致意见。

“9·11”袭击引发了大量的辩论。“无可争议的一点是，”一本讨论“9·11”袭击意义的文集的主编们指出，“‘9·11’袭击的根本意义只有通盘综观才能理解，但这个盘有多大，本身就吵得热火朝天。”（Hershberg and Moore 2002: 1）两位主编继续说道，针对“9·11”袭击提出的严肃理由包括“基地”组织（al-Qaeda）的狂热主义、被误导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东地区政体的独特性、一度稳定的（如果又是危险的）世界秩序的瓦解，等等。所有这些议题在我听来都不陌生。我本人的大多数专业工作都与厘清宏观政治过程的理由有关：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是什么导致了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恐怖主义为何狡兔三窟，诸如此类。不过，本书并不打算探讨这些宏大的政治问题，而关注人们面对面时给出理由的社会过程。理由的给定在这么小的尺度上同样重要。

我们稍后将看到，理由的给出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即便旁观者可能觉得这些理由不足为信、装腔作势或异想天开。在像“9·11”袭击这样充满变数的情况中，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之事，依照过去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所习得的模式来采纳理由。可用的模式随群体、情况和关系的变化而大有不同。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理由为这样那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正在发生之事提供了可共享的说明。它们还道出了理由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

再回过头来看看对9月11日那天发生在世贸中心之事的理由给定。在为当时发生之事寻找理由时，应急救援人员和市政府官员至少有过往的经验、其可被归入的类别和例行程序可供参考。楼内的工作人员可用的资源就少得多了。就连见多识广的查克·艾伦（Chuck Allen）也随着劫难的发展而改换了理由。

艾伦当时在位于北楼八十三层的拉瓦交易公司从事计算机操作工作。他还是一位有执照的飞行员和业余无线电报务员。早上8点45分左右，艾伦看见一架飞机在哈德逊河上向南低飞，他感到颇为惊讶，但以为飞机正驶向纽瓦克机场。但随后不久，他注意到飞行员加大飞机油门的熟悉声音，随后听到飞机撞向他上方十三层的轰鸣声。大楼开始晃动，瓦砾开始坠落，坠落的飞机燃油开始引燃烈火。

惊恐的计算机程序员用对讲机问他是怎么回事，艾伦大喊：“好像是一架喷气式直升机撞上了大楼！”（Der Spiegel 2001: 48）之后，在和其他人一起从八十三层快速向楼下跑时，他试图用带在身上的双向无线电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在艾伦领着一群人从八十三层逃至楼下，跑到大楼北侧的广场上时，一个警察告诉他：“我们觉得这是有意的。”（Der Spiegel 2001: 108）一系列新的理由开始浮现。

甚至在逃离被撞大楼之时，纽约“9·11”袭击的幸存者就已经开始思考这场灾难的理由了。格里·加埃塔（Gerry Gaeta）是负责管理世贸中心的纽约港口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建筑师。事后在讲述自己从北楼八十八层（比查克·艾伦的出发点高了五层）惊险逃生的经历时，加埃塔讲述了他和办公室一群同事是怎么从瓦砾和黑暗中死里逃生的。房地产事业部的伊莱恩·杜奇（Elaine Duch）浑身都被飞机撞击所引燃的大火烧焦，连衣服都烧化在皮肤上。

加埃塔的第一反应是，恐怖分子将这场袭击谋划得巨细无遗。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建筑师，他后来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觉得这场撞击有其意料之外的后果。

至少，在后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迪安·墨菲（Dean Murphy）、米切尔·芬克（Mitchell Fink）、路易斯·马赛厄斯（Lois Mathias）以及《明镜》周刊的记者们为了他们生动的“9·11”纪实而采访的幸存者，都几乎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亲历的灾难视为一场恐怖袭击。原因可能是美国法院已经给试图在1993年用一辆载满炸药的货车炸毁世贸中心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定了罪。也可能由于美国政府受科尔号驱逐舰2000年在也门遭炸弹袭击的提醒，在“9·11”之前很久就已经向美国人警告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险恶用心。（State 2001a）

不管如何，许多幸存者还将“9·11”袭击视为挑起新战争的第一次卑劣袭击，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在美国航空公司十一号班机撞上邻近的北楼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正偕夫人卡西（Cathy）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分别为七岁和十岁）在位于世贸中心的万豪大酒店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学会的年会。布朗一家得以快速疏散。理查德·布朗后来说：“在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之后，我们在巴特里公园等待。我告诉孩子们，这很像珍珠港事件。他们有时会通过最新大片来理解这一类事情。我告诉他们，这就好像《珍珠港》和《泰坦尼克号》的混合版。”（Murphy 2002: 110）至少对于接受采访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噩梦般经历的理由并不难找。恐怖分子试图干掉他们，并几乎得手。

进一步反思过后，幸存者和目击者常常会充实他们的故事。例如，就读于位于附近曼哈顿社区学院（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的大四学生金伯利·莫拉莱斯（Kimberly Morales）就有了新的想法。她在学校附近看到了飞机撞楼、爆炸、大火以及北楼最终的倒塌。她还看见绝望的人们从楼上坠亡。在回布鲁克林的路上时：“我一路不能自已。我想了很多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一腔怒火，不知该如何发泄自己的愤怒。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本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人在哪里？在我们遭受劫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正在价值上百万的游艇上花天酒地？”（Murphy 2002: 128）。对理由的寻找很快导致对责任和过错的追究。就算是不知姓名的恐怖分子驾着劫持来的飞机撞上了南北双塔、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但依旧是某些人员的渎职给了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让他们顺利劫持了飞机。

公职人员同样在追究理由、责任与过失。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9月11日当天召开了广受赞誉的记者招待会，将理由放到大背景之下：“我相信，全体纽约市民会向所有在今天遭到恶毒攻击的人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告诉所有人，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不可能阻挡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脚步与运行。我们将为此倾尽全力。”（Adler and Adler 2002: 9）理由——试图破坏“自由国家”运行的“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决定了合适的反应：沉着镇定。

同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针对袭击发布了一份类似的回应：“我们又一次看见恐怖主义；我们看见恐怖分子，这些人不相信民主，这些人相信通过摧毁大楼，通过谋杀平民，他们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可以摧毁大楼，他们可以杀死平民，我们也会为这种悲剧感到难过；但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他们绞杀民主精神。他们摧毁不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摧毁不了我们对民主的信念。”（State 2001b）根据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这场悲剧的原因是心灵扭曲的恐怖分子以为——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摧毁美国的公共建筑物来动摇美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在毁灭性的“9·11”袭击九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鲍威尔的理由，指认出罪魁祸首，并把他们和全世界的邪恶势力联系起来。“我们的反恐战争，”布什宣布，“将从‘基地’组织开始，但不止于此。在发现、制止并捣毁所有全球性恐怖组织之前，我们绝不罢手。”（State 2002: i）

理由种种

不管是公职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还是社区学院学生，人们给自己或他人找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真相或自圆其说的某种普遍渴求。

他们给出的理由常常是肤浅的、矛盾的、虚伪的，或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是牵强的。不管人们给出理由时在做什么，他们显然是在协商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在讲述自己和理由的倾听者之间的关系。给出者和接收者在确认、协商或修复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

人们给定的理由通常分为四个互有重叠的类别。

1.惯例，即人们对渎职、差错、荣誉或好运所给出的惯常理由：火车晚点了，终于轮到你了，她有家学渊源，他一向走运，诸如此类。

2.故事，即结合了原因—结果说明的解释性叙事，既可以是 “9·11”大劫难这种稀有现象或特殊事件，也可能是诸如朋友的背叛、获得大奖，或毕业二十年后在埃及金字塔偶遇高中同学这样的事情。

3.支配司法判决、宗教忏悔或颁发奖章这类行动的准则。

4.对以上三者后果的技术性说明：对于世贸中心八十八层的伊莱恩·杜奇在9月11日一架被劫飞机撞上大楼后的遭遇，结构工程师、皮肤科医生或矫形外科医生可能给出的解释。

这四种给出理由的方式都有其独特之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通过每种方式所给出理由的内容也都会有所不同。这些方式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都会影响到这些社会关系，或确认某种现有的关系，或修复这一关系，或宣告某种新的关系，或否认某种关系的存在。但这四种理由的给定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每种理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

惯例并不需要假托充分的因果解释。如果我详细解释自己为何将咖啡泼到了你的报纸上——昨夜如何难寐，工作如何令人糟心，最近患上了难以控制的颤抖症——你很可能早就不耐烦了。“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可能已足够，尤其是如果我提出给你买一份新报纸的话。（“对不起，我被地毯绊了一下”应该也成。）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迥异的惯例。例如，同样给出一个疏忽、开小差，或好运的理由，公交车上的邻座会感到满意，但配偶却往往难以被安抚。惯例宣示、确认、修复或否认社会关系。因此，依据社会关系的不同，惯例天差地别。

然而，例外事件和陌生现象则要求不同的理由；它们要求讲故事。对于惨遭滑铁卢、大获全胜、颜面尽失、面临共同的悲剧或者在夜里听到异响的人来说，一句“碰巧而已”远远不够。他们也试图根据眼下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配以理由，但此时理由举足轻重。重大的人生转变，如结婚、离异或父母过世，同样要求比惯例更有分量的说明。一般而言，例外事件的理由为解释添补了一丝辩护或谴责的意味：公司给我发的奖金比你多，因为我工作更努力，卖出了更多台电脑。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对关系的质量、强度、持久性与得体性的暗含诉求，远甚于与惯例有关的诉求。

三大特点使得故事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首先，它们重构并简化了社会过程，使这些过程适于讲述；“X对Z做了Y”，这呈现出一幅便于记忆的画面。其次，它们包含了对责任的强烈归与，由此将其导向了道德评判：功劳是我的，过错是他的，他们对我们不仁。这第二个特点使得故事在厘清事实后的评估中尤为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要改变他们不那么光彩的所作所为的故事情节。第三，故事从属于眼下所处的关系，因此会随关系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场球赛，电视记者与落败一方的球员彼此之间的说法亦有不同。

不仅如此，故事还精简了原因—结果的关联。典型的故事只有少数几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导致了有限时空中的一切。行动者有时包括超自然的存在物和神秘力量——例如，在巫术中被用作对不幸的解释——但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解释了既定事实。从而，故事不可避免地弱化或忽视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因果链中的作用。（Tilly 1995, 1996）它们符合讲故事的主导方式。事实上，早期对“9·11”袭击给出的大多数理由都采取了故事的形式。

与故事不同，准则不需要承担太多解释职能，只要它们遵循现行的规则。（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是一个听令于规则的主计长，经验丰富的三级军士长爱德华·麦克格罗蒂［Edward McGroarty］是带我的师傅，他曾开玩笑说：“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宗教条规、法律条文以及高规格的荣誉评定充斥了理由，但这些理由描述的是发生的事情如何遵从于现有的准则，而非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相应的后果。法官、牧师与评奖委员会这种第三方，尤其注重依据准则来给出理由。

当我和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想要复印一些至关重要且卷帙浩繁的19世纪米兰户籍记录时，我们与米兰市档案馆馆长钱帕（Ciampan）会计师（Ragionier）提出的准则有过一场颇富教益的遭遇。会计师一开始对我们置若罔闻，坚称只有市长才有资格授权外来人士使用这些记录。当我们借能人朋友之力，最终拿到了市长的授权信时，我问会计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照相。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户旁，取出一本大部头的市政档案规章，翻到其中一段，上书“档案馆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档案内容拍照”，然后将一只手放到这本厚书上，并举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须依法办事。”我们只得徒手抄录下那些记录，苦不堪言。

甚至连准则的受害者也常常接受它们作为判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维·帕特森（David Patterson，他将在第三章再次出现）在电子行业的萎缩中大伤元气。在早些年的繁荣期，他的公司将他从加州分公司的管理职位提拔至纽约都会区的部门领导。包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内，他举家迁至纽约一处富庶的郊区。两个孩子为这次搬家做出了痛苦的调整。在80年代中叶的萧条期，公司关闭了他的部门，解雇了他，并给了他四周的遣散费。他无法找到另一份管理职位。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困境，他给了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一个准则式理由：“政策就是政策，程序就是程序。你必须按规定来。你要是在公司工作就知道了。这不会让你好受一些；这没有任何帮助，但你就要这样想。你必须接受它，……否则你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立足。……就算重返战局，我还是会如故行事。而且我能料想，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在我身上上演。”（Newman 1988: 77）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时不时地咒骂愚蠢的政策。但对于身在局内的人而言，准则如影随形，甚至至高无上。

最后，技术性说明会因内部结构和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但它 们都宣称建立起了可靠的因果关联。在回顾自己徒劳地踢世贸中心七十六层防火门的时候，格里·加埃塔基于自己作为建筑师的专长，为原本关于恐怖分子先见之明的故事补充了一个原因—结果说明。结构工程师以机械原理作为其原因—结果关系的核心，医生偏向人体动力学，经济学家则以市场驱动的过程为主。尽管工程师、医生和经济学家有时会在遭受攻击时花大力气为自己的专长辩护，恳切地表明他们是经由广受认可的专业程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总的说来，他们的理由给定以公认的原因与结果为核心。整个行业与专业知识的有组织机构都是他们的后盾。

大体而言，理由可以这样划分：

从左到右，图表展现的是理由经过组织、有条有理以及内在融贯的程度，其中“通俗”的理由普遍可得，“专门”的理由则依赖大量的话语训练。从上到下，图表依次给出的是X与Y之间以适当性而非因果性为标准的匹配（程式），以及对从X至Y的因果过程的追溯（原因—结果说明）。显然，这个图式所排列的，是由给出者所提出，或由接收者所接受的主张，而非任何由包括你我在内的第三方对理由充分性的判定。

全部四种理由通常都作用于关系。其最为深藏不露的作用是，它直接确认了给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就像一个忏悔者接受牧师以一种与原因和结果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的准则做出的对其罪过的解读，以及如何向人和神做出适当补偿的训示。其更为明显的作用则是，理由的给出常常建立关系，例如，一个采访者在做关于食品、电视或政治偏好的调查前，先向受访者解释访谈的目的。它有时还起到协商关系的作用。例如，技术性说明的作者出示职业资格证书，以获得听者的尊重和服从。最后，许多理由的给出可以修复关系。例如，某人在伤害了另一个人之后，讲了一个故事以表明这种伤害是无心之过，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尽管看上去很糟糕，这并不意味着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关系的恶化。一段修复关系的故事常常以“对不起，但是……”开篇。程式和原因—结果说明都作用于关系。

程式在Y（眼下的事件、行动或后果）和X（先于Y的事件、行动或后果）之间确立起一种适当的对应关系，但很少或完全不进入将Y和X相联的因果链中。原因—结果说明追溯从X到Y的因果线路——即便我们旁观者觉得它们荒诞不经或不可思议。面向不同公众的“通俗”理由显然大有不同，例如，它可以为宗教热忱或宗教信条所用。不同领域的专门理由同样千差万别，神学家所阐述的准则、技术性说明与医务人员所提出的截然不同。

老到的读者应当提防一对容易上钩的错误假设：通俗的理由兜售的是准则和技术性说明的劣质、无知和过度简化的版本；从而，真正好谋善断的人从不诉诸惯例或故事。我们这些久经世故的人容易犯下这种错误，因为我们时常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准则或技术性说明转换为用其他术语工作的人能够理解的说法。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在一个“万事通”所掌握的知识（例如相对论知识）与务实者的日常知识之间做出了一种必要的区分。他倡导一种基于街头认识论（street-level epistemology）的经济学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不仅源自个体经验，还取自我们所处的社会场景。实践知识既可能遵从适当性的逻辑（程式），也可能采用可信的解释（原因—结果说明）。适当性和可信性也依社会场景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给出者与接收者的不同组合为相同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理由。以“9·11”袭击事件为例。我们已经看到目击者和亲历者给出了惯例（“这是战争”与“这是恐怖袭击”）与故事（“恐怖分子故意撞毁他们的飞机”），并在格里·加埃塔对撞击如何卡住了世贸中心防火门的解释中看到了技术性说明的兆头。在那之后，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花费了大量时间再现两架飞机的撞击（后来发现，油箱着火是更关键的因素）是如何压塌两座设计上防震的大楼的；对“9·11”袭击的技术性说明现在已经汗牛充栋（例如Glanz 2004中的论述）。但持反美立场的神学家和国际律师同样做出了准则式分析，在他们看来，这场袭击是一场应得的报应。理由的类型依事件类型的变化并不像依对话类型的变化那么大——谁在对谁说话尤为重要。

当然，理由的给出也存在中间形式。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一种形式有时会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对于宗教团体来说，“这是神的旨意”介于惯例与故事之间，其解释力可大可小，取决于神意介入人间事务的盛行信念。棒球迷的谈话在惯例、故事、准则与技术性说明之间疯狂转换，让其他体育项目的爱好者——或不爱体育的人——对其从缜密的原因—结果论证向简单口号的跳跃困惑不已。专业人士和教师经常在技术性说明与故事之间转换，这取决于听众是否跟得上其领域内通行的解释。长期患病者和疑病症患者成为自己病患的专家，他们和医生的谈话也变为关于诊断、预后（prognosis）和治疗的半专业讨论。在修理汽车时，对机械术语一知半解的车主将冒着受骗或被无视的风险。

反过来，给出技术性说明和准则的专家往往倾注大量心血，或将惯例和故事翻译为他们自己的行话，或帮助别人做这种翻译。保罗·德鲁（Paul Drew）抄录了一段辩护律师、法官和被告之间的对话：

“在我看来像是过了三天”在闲聊中可能很奏效，却永远不可能通过庭审记录这一关。我们见证了辩护律师将惯例式语言翻译成准则用语的做法。观察医疗问诊或宗教教义问答，我们也同样能看到从日常对话到专业说明的翻译。不过话说回来，惯例、故事、准则、技术性说明这四种类型还是区分了多数人常见的理由给出形式，并且容易辨别。

解释理由

在此，我的任务并非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给出的一切理由做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本小书只求对下面三个问题给出初步答案：

1.理由的社会给定是否存在通俗与专门、程式与原因—结果说明之间的系统差异（就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尽管在文化意涵上千差万别，惯例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并与技术性说明截然不同。

2.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再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强烈地影响到他们提出、接受或抗拒的理由？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专业人士和客户之间的理由给定与夫妻之间的理由给定大相径庭，因此，为自己的配偶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将难以找到适当的沟通模式。

3.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理由的协商会有显著差异吗，就如我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注意到，当人们就其关系的本质有分歧，当这种关系较为紧张，或当至少其中一方会因对这种关系特质的承认而有所损失时，他们一般会就理由争论得更加激烈。

还未有人对理由给定的广泛而充足的例证做出过充分的分析，以得出最终总括的答案。不过，一个出其不意的类比有助于理解种种理由的给出和接收。理由的给出就像是通常人们在应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所发生的事情。5处于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人可能会觉察、确认、强化或挑战这些关系，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沟通模式，这些模式标示出了他们正在做的是这些事情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不受挑战地给出理由的能力通常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在诸如高级公职科室与组织化行业的极端情况下，权威的理由给定有其势力范围。6不管在理由给出的过程中发生什么，给出者和接收者都在对他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关系的界定进行协商。

对不平等关系的协商与理由的给出之间进行类比表明了如下这些可能：

在其专业领域内，专家给出者提倡并强调准则和技术性说明之于惯例和故事的优先性。

尤其是，专家给出者通常能娴熟地将惯例和故事翻译为他们更加青睐的说法，并指导他人在这种翻译中予以配合。

从而，在任何社会场景中，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越会占据主导地位。

在理由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差异悬殊，或给出者的地位较高时，给出者给出程式，而非原因—结果说明。

从而，程式的给出者宣示了自己的优越性或与接收者之间的差异。

理由的接收者通常会要求给出者做出原因—结果说明，以此挑战对方所宣告的优越性。

这些要求通常表现为对对方提出的程式表示怀疑， 并要求了解Y究竟如何且为何发生的细节。

即便是权威性地给出的准则，一个有经验的接收者也同样可以通过运用这些准则，并表明它们遭到了给出者的误用，以挑战给出的理由。

即便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差异或不平等关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显的影响给出者后继“福利”的力量，给出者就会从程式转为原因—结果说明。

在每一种情况中，给定理由的接受程度都取决于这些理由是否匹配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处于不平等关系中的人经常就可接受的尊重或差异的信号进行协商，理由给出的参与者也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这项活动：通常给出与推定的关系相匹配的理由，但也用给出的理由释放信号，表明自己希望如何界定与对方的关系。

从原则上讲，这种解读很容易出错。例如，如果你认为，大多数人依据自己的成长经历、所属群体、基本信念或根深蒂固的秉性给定理由，你就应该期待人们会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给出同样的理由。反之，如果你认为理由的给出在两个层次上运作——向好友倾诉的深层、真实的理由，不同于告诉其他人的信口而言、敷衍了事、见风使舵的理由——你就不该指望看到我所说的对关系的协商。从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既有证据足以证实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书的论证给了你一个利用自己在给出和接收理由上的体验来挑战它们的机会。

我的观点有一个推论：既然大多数人都处于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大多数人就也都隐含地带有惯例的精细网格，适用于这种或那种社会场景；“我该走了”可以恰到好处地结束向你问路的陌生人的侃侃而谈，却不适用于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假设阿尔法（Alpha）将贝塔（Beta）放在图书馆桌子上的书撞落，然后说了下面几句话中的一句：

• 对不起，老兄。瞧我这笨手笨脚的。

• 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

• 呆瓜！我又把书撞掉了。

• 你把书放这儿干吗？

• 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

上面每一种表述都暗指了一种阿尔法和贝塔之间的不同关系。

故事有别于惯例。它们依赖于（至少宣告了）一个共享信念的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准则一般要求将相关个人与标准化身份——例如，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员、被告和原告——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的匹配。技术性说明假定了听者对理由给出者能力的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技术型专家乐此不疲地展示其权威性的标志：头衔、证书、白大褂、专业工具、气派的办公桌。

在一部关于疾病的精彩之作（我们下面还将讨论这本书）中，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Anatole Broyard）这样描述自己等待一位波士顿泌尿科医生（这位医生首先诊断出最终夺取他性命的前列腺癌）的过程：

令布鲁瓦亚尔大失所望的是，这间办公室并不属于这位泌尿科医生，后者领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间办公室“是一种千篇一律的现代风格。没有古董，没有东方风情的地毯，我也没看见任何画像”（Broyard 1992: 35）。按照布鲁瓦亚尔的高标准，这个“冒牌货”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医生形象。但这个故事凸显了身份、身份标识以及给定可信技术性说明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外行人并不会自动接受专业权威。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以下面这段轶事展开他对工程事故的精彩分析：

在1981年凯悦酒店天桥倒塌事故中，共有114人丧生。在“9·11”袭击之前，它一直都是美国建筑物倒塌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场事故。在媒体、法院、学术期刊和日常谈话中，1981年的坍塌事件同时引发了故事、准则和技术性说明，三者又互为补充。

失败的技能同样促成了医学中的理由给定。根据戴维·罗斯曼（David Rothman）的记载，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美国的医生们失去了一项来之不易的能力：不受挑战地说出患者的病因和疗法。他们很难再怀着接收者照单全收的期待给出惯例或准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距离感和权威性。误诊与误治的公开，代表受害者与幸存者利益的诉讼，保护患者利益的政治动员，以及立法者、保险公司、生物伦理学家与保健组织日益加深的介入，这些都将第三方引入了医生与患者之间原先是私人的——且多为单边的——对话当中。（Rothman 1991；另参阅Katz 2002）

无论有没有第三方的介入，技术性理由的给出者经常发现他们在对重大事件的技术性说明与浅显易懂的解释之间来回转换。例如，极少有技术性坏消息的接收者有足够的工程、医学或财务知识以理解专业人士之间传递同样信息所使用的语言。关于问诊过程，一本医学院学生使用的标准教科书如是铺陈：

科尔（Cole）和伯德（Bird）所假想的医生，很可能具有对结肠癌的病因做出技术性说明的能力。毋庸置疑，这位医生还可以进一步指明：在现有知识体系下，技术性说明中的哪些原因—结果关系仍不明确或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仍有争议。医生就这一问题与同行之间的意见交换一般都遵循这种规程。尽管如此，他（她）很少对患者做出技术性说明。尽管教科书没有这样明说，医生其实是经过双重过滤传递出一种极度简化的技术性说明：一重过滤将信息转换为能够被患者解读为重大事件的理由的语言，另一重过滤缓冲这些理由带来的情感冲击。

医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会运用不同种类的理由：惯例——例行问题；准则——遵循医院规章；技术性说明——会诊疑难杂症；故事——面对缺乏医学知识、无法理解相关技术性说明的患者。当然，医生之间会相互讲述自己不得不对付的焦躁易怒的病人的故事。但在某些行当，几乎所有成人都在不同的理由中进行同样的转换。一位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可以在晚间服务多收钱时给出准则，对舍近求远的路线给出技术性说明，对广播里的音乐给出故事，或对于未能遵照你的指示给出惯例式理由。相比医生，我们大多数人更有信心挑战出租车司机所给出的理由。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中，我们都是在协商自己和对方之间关系的定义。

全书结构

沿着这一思路，本书接下来将逐一讨论不同种类的理由。或许很讽刺，本书为理由寻找理由。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讨论惯例、故事、准则与技术性说明。第六章对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技术型专家提出建议，探讨他们如何使自己的理由给定为不熟悉技术性问题的公众所理解，以此结束本书。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对历史和社会科学分析的关注难免多于其他思路。但我希望，即便是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解释力心存疑虑的读者，读罢本书，对于当人们在各自的天地中给定、接收和协商理由时发生了什么，也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这正是这本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