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光明共和国（4）

1994年11月3日下午，市长胡安·曼努埃尔·索萨在会议室召集圣克里斯托瓦尔省警察局局长阿马德奥·罗克、负责未成年人法庭的家庭法官帕特里夏·加林多和我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市长走进会议室，将一个文件夹扔在桌子上，从他失望的表情可以判断，发出的声响比他预想中的要小。马娅常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只需要掌握五分钟的权力就可以让一个人露出专横跋扈的表情。索萨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智商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险，但是其攻击性也不是闹着玩儿的。他有通常所谓“平民的智慧”，不知哪种更糟糕，是他的机会主义，还是他左右逢源的做法。

但是警察局长所陈述的事实却远非幻觉：两个警察曾接近一伙孩子，这些孩子在十二月十六日广场待了好几天了，曾抢劫过几个行人。其中一个警察说，那几个孩子回答问题时“用的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并且在他们试图把最小的孩子带去警察局的时候袭击了他们，据他说，那个孩子大概有十岁。那个警察最初的说法是其中一个孩子抢了他的手枪，然后“随便开了一枪”，但是好几个证人的证词使得他最后承认是他自己在对抗时无意间让枪走了火。子弹穿透了他的同事维尔弗雷多·阿加兹的腹股沟，导致他在短短几分钟后就因失血过多来不及抢救而死亡。

那个警察叫卡米洛·奥尔蒂斯，二十九岁，块头有普通人两个大，正在拘留室等待对其过失杀人的司法处置。去世的维尔弗雷多·阿加兹三十八岁，有两个女儿，履历上的问题比他误杀的同事的更多：因为受贿受到两次内部调查，在一次审讯犯人的过程中，因为滥用职权而造成严重过失。可能他不是真正无辜的人，但是现在他是一个无辜死去的人。卡米洛·奥尔蒂斯必须在法庭上解释自己毫无理由地掏出武器的问题，尽管免去坐牢似乎并不难，但是世上没有一个法官可以让他免于（最后确实如此）支付一笔巨额赔偿，并且被警察系统开除。

多亏了我们在那个会议上统一的官方口径，维尔弗雷多·阿加兹之死被当作一起执行作公务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不幸事故。自然而然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避免提及那些孩子，在公告中用几名“普通罪犯”取而代之。在命运的巧合之下，著名歌唱家妮娜也在同一天下午去世，她的去世吸引了所有媒体的关注，而维尔弗雷多·阿加兹之死不过是社会新闻报道末尾的一则简讯。

但是阿加兹的妻子似乎并不打算让事情这么轻松地过去。她的丈夫去世两天后，她带着明显的醉意，牵着两个女儿，站在市政府门口，对着市长的窗户喊了将近二十分钟的“凶手”。

我这一生中对公开展示痛苦都从来没有好感。每次不得不面对时，我都会不安地感到我的大脑封锁了我的感知，甚至封锁了我自己。我记得我母亲在医院去世时，我父亲扑到她已经没有生命的身体上大喊。我知道他一直挚爱着她，而我自己正因为痛苦而茫然，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即便如此，我仍不免感到整个场面非常虚假，这简直比死亡本身更令我心烦意乱。突然我失去了感觉，房间似乎更大更空旷了，在那个空间中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像雕像一样僵硬。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演得好，爸爸，演得真好啊，爸爸……”

看到那个女人在广场上大喊时，我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蓬头散发，两个快到青春期的女孩，明显的醉态……她的身上有某种极为可恶的东西，所以我甚至都不惊讶自己一点也不同情她。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着她，仿佛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宇宙的距离。她大喊着，但是她的叫喊毫无逻辑。她一会儿骂市长，一会儿骂卡米洛·奥尔蒂斯，卡米洛从拘留室应该都听到了。我坐下继续工作。那个女人停止了叫嚷。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安静之后，她又开始喊起来，但是喊的内容却大不一样了：“是那些孩子！是那些孩子！”

非常奇怪。我之前感觉到的冷漠瞬间消失殆尽，变成了厌恶。我的感觉就像是那个女人正在广场上大声说出一个我正在隐瞒的秘密，我在内心埋藏了数周、一直不敢说出的可耻之事。我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跑到阿马德奥·罗克的办公室，问他打算听任那个贱女人对着市政府喊到什么时候，警察局长惊讶地看着我。

那个贱女人。

令人奇怪的是，某些粗鲁的词汇为了与我们重逢可以等候那么多年，而它们的粗鲁在我们说出口的时候依然丝毫未减。甚至在几乎二十年后的今天，那些词汇仍然像修士一样在他们的修道院里耐心地等着来羞辱我。这是记忆的同态复仇。

两天后，维克多·科万在11月6日的《公正报》专栏中表明，自己是少数几个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之一：只有像我们的市长胡安·曼努埃尔·索萨那样愚蠢的人才会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相信，如果不解决大街上那些孩子的问题，灾难很快就会降临。维尔弗雷多·阿加兹之死可能只是一起个别事故，但这起意外就像是一个隐喻。而隐喻是强大的：正如我们听不懂那些孩子所说的话，正如他们在晚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不曾属于我们的世界，或者正如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头领，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出现带着某种有待破解的企图。

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头领。或许有几伙孩子有时受某几个孩子的“指挥”，但他们的行动似乎不是由某一个人策划的。有时他们聚集在市政府后面，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嬉笑着从草坡上往下滚，然后站起来重新开始。他们开心的时候和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互相比画手势逗对方笑，或者滚下去之后马上站起来，他们总是屁股着地，引起一片欢笑。我记得我自己就有好多次露出了笑容，同时也惊讶于他们居然是我们在躲避的那些孩子，每次看见他们，我们都会改道而行或者横穿广场。我甚至觉得那些孩子身上有一种快乐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孩子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与我们孩子的那些中规中矩、充满禁令的游戏相比，童年在他们的游戏中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这在今天看起来像是一个严重的疏忽，但是在像圣克里斯托瓦尔这样的小城市里，警察工作的重点是刑事案件，而且暂时没有任何事情能证明那些孩子是罪犯。有那么两三次，警察当场撞见他们伸手偷钱，但试图抓捕时他们就马上四散而逃了。然后他们又重新聚集起来。若是看见两个不同的团伙偶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商量一小会儿之后，一个团伙走开了，也不足为怪。假如他们是在听令行事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两个小头目在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他们商量的方式毫无章法，任意而为，好像一时都忘了他们到那里的目的，然后他们再次分开，有时甚至会交换部分成员。我记得曾经听到有人把他们的行为与生物体细胞的行为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个体，但是他们的生活完全被集体生活消耗殆尽，就像是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但是如果说那些孩子的确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团体，那么他们的头领在哪儿呢？如果说他们是一个蜂巢，那么谁是蜂王呢？

维克多·科万在其专栏里提到的第二件事——他们晚上是怎么消失的——同样令人不安。他指出，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那三十二个孩子天色一黑便钻进了大森林。现在我们知道了，在那几个月期间他们在河边有据点，距离步道不足一公里，他们将营地沿着那条线路往里迁移了两三次，但是他们选择那些地方的原因（除了防御我们这个明显的理由）仍然不得而知。

假如我们能够听懂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说，假如他们能让我们听懂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这很难知道。圣克里斯托瓦尔天主教大学语言文学教授佩德罗·巴里恩托斯的一篇文章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这位教授在文章中断言那些孩子讲的是涅埃语的一个亚种。那段时间，也有人说他们之间交流用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语”，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这些说法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地提出的，甚至带着权威的意味。

一个最不幸之处就是那些冲突留下的声音证据极少。在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的一些录像里能够听到他们的说话声。那声音像是鸟儿的鸣叫，几乎难以分辨，又像是在森林深处发出的嗡嗡声，但是只需闭上眼睛就能发现他们语句中的音调起伏和普通孩子谈话中的有多么相似：抱怨的语调之后是感叹，欢呼的表情之后是断然的肯定，回答之后是更进一步的追问。还有快乐，那些孩子仿佛找到了一种普通孩子难以找到的快乐的奥秘。听着那些笑声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世界只因能够制造出这样的声音而得到了某种报偿。但是我们一个词都听不懂。

那些孩子在大街上晃荡的几个月中，几乎从不跟我们说话，他们之间讲话的时候，也都是俯耳低语。举个例子，假如他们对我们说“一个硬币”，就连这个完全可以听清的词也会有一种偏离感，像是里面被打满了气。我并非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一直非常奇怪的是，一些平凡的事件竟然会这么彻底地改变我们对一种语言的主观看法。有时我认为那些孩子的西班牙语也可以讲得很好，但即便是那样我们也还是听不懂，我们仍然会觉得他们在说另外一种语言。

然而，每一种象形文字都有一块罗塞塔石碑，而我们的石碑上只有名和姓。如果没有那个住在南极区的十二岁姑娘特雷莎·奥塔尼奥，人们永远也无法为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些争吵找到一个客观的评价维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雷莎那时（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原因与那时大不相同）的生活在这座城市是非常典型的。她的母亲是来自涅埃的家庭主妇，父亲是内地的乡村医生，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在市中心开了一家诊所，前去就诊的人很多。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名跟着马娅上小提琴课的女学生：有教养，敏锐，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很高傲，特雷莎·奥塔尼奥在十二岁的年纪就已经表现出了某种当时刚刚冒头的唯阶级论倾向。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中产阶级——如果为他们画个速写——让人联想到那则关于落入一只牛奶桶的三只青蛙的著名寓言：一只乐观，一只悲观，一只现实。“我不相信我会在这么小的地方淹死。”乐观的青蛙想，但是恰恰是它的淡然导致它最先沉下去淹死了。“乐观的青蛙都已经死了！”悲观的青蛙想，“我又怎么能获救呢？”它的绝望马上带它走向了死亡。但是第三只青蛙，那只现实的青蛙，一直都在挥动四肢试图摆脱困境，在同伴死去之后，它的动作越来越绝望，突然它碰到了某个坚硬的固体，于是踩着它跳了上来：在搅动下，它制出了奶油，它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它的绝望）救了它。经过几十年坚忍不拔的努力，再加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圣克里斯托瓦尔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富裕阶层：十年之前连支付平房租金都很勉强的家庭已经买得起位置比较好的地皮，并在上面建造自己的房子了。特雷莎·奥塔尼奥就属于这个阶层，无论她自己知不知道。她已经习惯了和她的女伴们一起从南极区——那时才刚刚露出成为大森林附近富人区的迹象——去圣·康塞普西翁学校上学，习惯了将略带轻蔑的眼光投向那些被母亲牵在手上卖兰花的涅埃儿童。

奥塔尼奥在二十五岁时发表了她的童年日记，那起夺走三十二个孩子生命的事故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她也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日记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畅销书。即使是再精明的头脑也不可能更有效地设计出如此成功的出版行为：那些冲突仍然鲜活地留在人们的心里，因此关于那一事件的任何出版物都会成为销量的保障。而且日记里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女孩。一个女孩如何看待那些扰乱我们生活的孩子。马上就出现了类比，序言里用比杂技演员的肠子还扭曲的句子将这本书与《安妮日记》相提并论。这位奥塔尼奥小姐确实有一种天赋：在她那个年龄特有的、不可避免的幼稚之上，附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意识。二十年后，再读起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认为：小时候的我很可怕。她在书的开头几页写道，完全坦诚地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反思，这话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十二岁脑瓜能够想出来的。

但是特雷莎·奥塔尼奥除了是一个敏锐的富家小姐之外，还做了一件更加不同寻常的事情：她破译了那三十二个孩子的语言密码。一切都缘于一连串美丽的巧合。那三十二个孩子中的其中几个在晚上去往大森林时经常在特雷莎家旁边，南极大街的一个街角那里汇合。实际上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小站，一个碰头地点。一开始，被他们吸引的特雷莎·奥塔尼奥还只是记录下看见他们的日子，他们是三个、四个还是五个人，他们穿什么衣服，等等。她通过一些特征识别出了其中几个孩子，甚至其中一个孩子——一开始她给他起的绰号是“刘海儿”，最后称他“猫”——还让她产生了那种青春期的情愫。

按照特雷莎·奥塔尼奥日记里的说法，“猫”和那三十二个孩子中的许多人一样，总是烟不离口，带着孩子养成成人恶习时所特有的那种着魔般的痴迷。他应该是那个团伙里最年长的孩子之一，大概有十三岁。特雷莎写到了好几次他在她家门口对面的一堵围墙外吸烟，像一个迷路的外乡人。有一次，她讲述的一个场景可能会让研究性意识起源的精神分析学家乐不可支：他走到围墙那里，我听到裤子拉链拉开的声音，对着墙面撒尿的声音，以及吐痰的声音。然后他弯下腰，将额头抵在围墙上。我不相信有人会忽略这一点，特雷莎·奥塔尼奥日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一部分中大量此类风格的段落。和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许多孩子一样，奥塔尼奥是一个早熟的女孩，她隐约地知道虽然同为孩子，但是她和那些孩子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割裂，她指出，这已经不仅仅是贫穷或者无依无靠的问题，而是某种铭刻在内心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更深层的东西，和她的价值观相悖。她用稚气的语言说出了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还不能理解的话：我想得很多，但是我说得不多。对于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情，你能想象得出比这个更恰当的描述吗？然后还有一处：在大街上看到他们时，我们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是他们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就像秃鹫一样。

对于年幼的特雷莎而言，和女伴们从家到圣·康塞普西翁学校的徒步开始变成小小的冒险。今天他们从我们身边跑过，我感觉到其中一个女孩蹭到了我的胳膊，是她的头发，像是在给我挠痒痒。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短短几周后，她说由于父母担心，她的一个女伴已经被禁止一个人上学了，这也再次证明了早在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之前好几个月，对那三十二个孩子的敌意就已在城里产生了明显的后果。

很难说那些威胁和诱惑哪个对我们的影响更大。这两种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有时几乎难以分辨。在日记里可以看出，特雷莎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她知道这可能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而且她并不总是被动的：她将中午的夹心面包留下一半，然后在回家路上从那些孩子面前走过时假装不经意地打开，她“故意”让人从院子外面看见她，在从大街上可以瞥见的地方玩耍。最终，她爱上了其中一个男孩，这也不足为奇。“猫”只是那个无形灵魂的无限浓缩而已。

也许日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是12月21日的开头，她破译了那些孩子的语言密码。但那部分的叙述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

几天之前，那些“大街上的孩子”（那时候人们有时会这么称呼那三十二个孩子）所主导的一起事件彻底打消了这座城市友好或者漠然的心态，如果说这种心态曾经存在过的话。我们社会事务部借圣诞节来临之际举办了一次送温暖活动，那年我们想给活动增添一点“天使”色彩：我们想让那些通常由我们分发的节日必需品匿名出现在那些最困难的家庭门口。这种荒唐做法源于开会时一个纯粹出于无聊而产生的想法。或许只需有人温和地提醒一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哥本哈根就行了，但是由于并没有人提醒，而常识又总是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消失，所以在12月20号晚上，以一种令当时的我们引以为傲的隐秘方式，用慈善捐款和当年的预算结余购买的超过三吨的必需品被分发到了民宅、食堂和公寓等等的门口。

那是一个恐怖的黎明。当整个城市在早上6点左右醒来时，前一天晚上精心准备的那些礼物几乎被损坏殆尽。那三十二个孩子弄坏了大米和面粉的包装，把它们扔得到处都是，食用油铁罐、牛奶瓶子都破了，罐头被打开，里面塞满了昆虫。从家去市政府的路上看到的情形简直让我怒不可遏。我家门口胡乱扔着几个零食和甜点盒子。有的盒子上有被咬过的痕迹：显然不是野兽留下的，而是孩子的牙齿和小手留下的清晰又放肆的痕迹。他们在撒出来的面粉上画上笑脸，把大米包装到处乱扔。他们甚至懒得遮掩罪行。破坏所有这些东西只是为了玩得高兴。一场名副其实的集体暴行表演。哪怕他们是吃了那些食物，或者把它们偷走留到以后再吃，那么驱动我们把东西放在那里的慈善用心也算是没有白费。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破坏就太过分了。

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晚上，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在自家房间里听到，他们一边谈论所发生的事情，一边等同伴到来一起回夜间的住处。按照特雷莎·奥塔尼奥日记里的说法，他们一共六人：两个女孩，四个男孩，包括“猫”。或许是因为事件所带来的兴奋，他们说话的声音比平常略大，所以特雷莎听得很清楚。一开始只是一种直觉，就像是大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解出一道数学题了，然后那种感觉又消失了，我听得懂，又听不懂，特雷莎·奥塔尼奥说，接下来她又说，他们说的是lenguaca吗？

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一样，特雷莎·奥塔尼奥也创造了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暗语，用来跟同伴交流。这个暗语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在他们试图掩饰的单词的音节之间或者末尾随机地重复音节“ca”。比如，单词“lengua”（语言）可能变成“lenguaca”或者“lencagua”，单词“lápiz”（铅笔）可能变成“lapizca”或者“lacápiz”，没有什么区别。特雷莎·奥塔尼奥和她的朋友们用这种简单的花招在课上传纸条，感觉就像是用密码传递讯息。那三十二个孩子也发明了一种类似的方法，不过要复杂得多。特雷莎·奥塔尼奥最终“听懂”了一些词汇，甚至是简单的句子，她发现他们正在议论当天早上我们的“天使”慈善计划被破坏期间发生的事情。一个男孩责备那些小孩子没有留下点什么东西，应该是指食物，小孩子们互相指责，直到其中一个开始哭起来。“猫”让那个哭的孩子马上安静下来，那个孩子回答道：我不安静，你管不着，谁都管不着。然后是更多的抱怨，最后（按照特雷莎·奥塔尼奥所声称的那样）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那么你希望我们一直说真话吗？

我每次重读特雷莎·奥塔尼奥“翻译”得有点令人费解的第一段对话时，都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就像是狗吠或者海豚的尖叫突然被人类的语言讲了出来。只要一想到再多一点点智慧和常识就能听懂那些孩子之间的交谈，我就觉得这个损失比黄金国或者金字塔的秘密更大。很明显，特雷莎·奥塔尼奥远远没有听懂全部对话，她自己编造的单词和句子填补了含义的空白，但是缝隙仍然存在。

很久以后，借助数年间陆续找到的那几小时的事故录音，社会语言学教授玛加丽塔·卡德纳斯展开了一项题为《新语言》的有趣研究，但这项研究在学术界之外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卡德纳斯的论点很大胆，尽管有时想象多于科学，但是却站得住脚。她认为，那三十二个孩子组成的团体对一种新语言的“需要”并不是出于在另一个群体面前采用代码的需求——跟女孩特雷莎·奥塔尼奥和她的朋友们在课堂上使用暗语的目的不同，那些孩子们选择用代码的方式说话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听不懂——而是完全出于游戏和创造的冲动。教授认为，在新世界和新生活的背景下，那些孩子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他们需要新的词汇来命名所有尚未被命名的事物。卡德纳斯反对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词语和被命名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给定的，没有任何逻辑原因使得物品“桌子”必须被叫作“桌子”，而不是——同样不是给定的——“树”或者“广场”。她认为，“那些孩子以西班牙语为基础，以编码游戏的方式创造的”语言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它试图找到一处所在，在这里关联不再是任意的，而是给定的，这是一种神奇的语言，事物的名称由其本身的特性自然而然地产生。

当一只小鸟第一次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走向鸟巢出口，从可能会摔死的高度跃下，它不是在对飞翔的艺术做哲学研究，而只是在飞翔：它的姿态体现了数千年的遗传信息，动作的合成在首次振翅之前就已经在大脑里完成了。显然，那三十二个孩子在用那种新语言说出第一个词之前并没有组织语言学大会。卡德纳斯的论点在这一点上立得很稳：语言正是起源于游戏，那三十二个孩子对语言的需要更多的是出于游戏的需要，而不是交流的需要。他们以西班牙语为基础，但是对它进行了辑合。他们取消了其他动词时态，只使用陈述式一般现在时。时间信息放在句末，用表示时间的词说明。按照教授的说法，“Fui a tu casa”（我去了你家）就变成了“Voy a tu casa ayer”（我去你家昨天）。如果说从结构上看，那三十二个孩子的语言是辑合性的，倾向于简化和统一，那么从词汇的角度来说，其特点却恰恰相反，倾向于创造性、混乱和多重性。

卡德纳斯认为，为了创造新词汇，那三十二个孩子有时会——和年幼的特雷莎·奥塔尼奥一样——随机重复音节，或者改变音节的顺序，比如把“tiempo”（时间）变为“potiem”，或者把“claro”（清晰）变为“rocla”，但很多时候只是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单词，作为自己的词汇使用，这就导致一个物品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常用叫法。对于最后一组——“给定的”词汇一组——多亏了特雷莎·奥塔尼奥的日记和卡德纳斯教授的执着，我们知道了其中一些单词的含义，比如用“bloda”表示“oscuro”（黑暗）或者“noche”（夜晚），用“tram”表示“comunidad”（群体）、“familia”（家庭）和“grupo”（团队），还有“jar”表示“plaza”（广场）和“lugar de reunión”（集会的地方），“mel”表示“cielo”（天空），“galo”表示“lucha”（斗争）和“enfrentamiento”（冲突）。毫无疑问，那三十二个孩子使用的语言尚处于最初始的阶段，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往哪里发展。一帮当时刚聚在一起不足六个月——据我们所知——的孩子那么迅速地学会了一种新语言的代码，其中的奥秘值得单独写一本书，但是我想不到还有谁比我更缺乏做这件事的才能了。

至于那个从窗口窥探的女孩，年幼的特雷莎·奥塔尼奥，不难想象她一动不动、全神贯注的样子。在她的日记里，比她对那群“小野人”的青春期迷恋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在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时那种难免的不屑。或许真正令人费解的是那个女孩代表了当时正在产生的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即便我们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即便我们努力猜测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们晚上藏在哪里，即便我们那么害怕他们却不敢承认，那些孩子也已经开始改变一切事物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