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光明共和国（3）
1994年10月15日，半月例会记录的第四条提到，议员伊莎贝尔·普兰特首次将儿童乞讨问题提交社会事务局讨论。提案中陈述了（不难猜到普兰特女士那带有民粹主义特色的繁复句法）三起在市里不同地方发生的“袭击”市民事件：第一个遇袭者是托埃多镇一家食品店的经营者，几个孩子抢走了他当天的营业收入；第二个遇袭者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在十二月十六日广场中央被人抢走了包；第三个遇袭者是索莱尔咖啡馆的服务生，他说自己遭到了“一群十二岁左右的小流氓凌辱”。女议员先陈述了事实，接着要求将孤儿院基金增加一倍，以便给予那些孩子必要的保护，然后直接指出我应该对市政当局在社会问题方面的处境负责，真是一堂生动的民粹主义逻辑课：先陈述已经失控的局势，然后提出对她来说难以实现的解决方案，最后将一切归咎于政治对手。但是如果抛开其空谈不说，普兰特女士的发言倒是很好地证明了那些孩子已经开始干扰到所有的人。
在那三十二个孩子去世一周年之际，加西亚·里韦列斯老师就冲突发表了一篇题为《守望》的随笔，其中有很长的一章专门写了童真神话。童真神话，他说，是失乐园神话的一种简化的、积极的、轻松的形式。孩子是那个袖珍宗教里的圣徒、调解者、圣女，被赋予了在成人眼中象征原始天恩的责任。但是那些已经开始悄悄占领街道的孩子与我们至今所了解的这种原始天恩的两种象征——我们自己的孩子和涅埃的孩子——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涅埃的孩子确实脏兮兮的，没有受过教育，他们确实很穷，目光短浅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社会认定他们无可救药，但是他们的原住民身份不仅淡化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状态。虽然在我们看来他们很可怜，很邋遢，经常感染病毒性疾病，但是我们早已对他们的状况产生了免疫力。我们可以平静地从他们那里买一朵兰花或者一小袋柠檬：那些孩子很穷、没有文化，就像大森林是绿的，土地是红的，埃莱河里有着成吨的淤泥一样。
至于其他方面，我们也说不上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圣克里斯托瓦尔在九十年代中期与外省任何一座大城市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地区的经济中心，种植茶叶和柑橘，进入了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小庄园主和小地产主开始自己种植，使得劳动者中产阶级略有发展。在五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小企业发展繁荣，人们有了积蓄，普遍打扮起来。水电站的建造者出资修复了河道，这件大事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历史文化中心不再是休闲专区，圣克里斯托瓦尔首次开启了“面朝大河”的生活，这是我们当时的市长尤其喜欢说的附庸风雅之词。在这座崭新的城市，人们突然见到了带着孩子散步的年轻母亲、情侣和跑车，这些跑车尚未与环境融为一体，在经过为调节交通而设置的减速带时总会忘记底盘问题。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不仅是这幅配乐场景的又一个装饰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的盲角。人们如此沉浸在这种繁荣的感觉中，以至于孩子们的出现，这里指的是另外的那些孩子们，明显让人感到不适。安逸就像一件湿衬衫紧贴在思想上，只有当我们突然想做一个动作时才会发现自己受到了限制。
如果说一方面是空谈，那么另一方面则是事实。两天后我第一次目睹了诸多袭击事件中的一起。我和马娅出门散步时，在山上的小公园里遇到了他们。一共六个人，最年长的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她旁边的长凳上坐着两个长得很像的孩子，可能是双胞胎，十岁或者十一岁左右，还有两个女孩坐在地上，好像在杀蚂蚁玩。所有的孩子都像大城市里的穷孩子那样脏兮兮的。神情也像。他们貌似心不在焉，实际上却十分警觉。我记得那个最大的女孩穿着一件胸前绣着图案——几棵树或者几朵花——的赭色连衣裙，她看了我一眼，很不屑的样子。
距离我们三十米左右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正提着几个购物袋穿过公园。有那么一瞬间，一切都很平静。我发觉无论是马娅还是我，都在努力面对一种感觉：某种无法避免的事情即将发生。那个最大的女孩站了起来。她一点也不邋遢，反而有一种近似于猫的洁净，身体表现出青春期之前才有的那种坦荡。她招呼了一下周围的孩子，他们全都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快速走到了那个女人身边。那个最大的女孩在她面前停住，对她说了些什么。女孩的头大概到那位女士的胸部，因此那位女士微微地弯下了腰，并且把其中一个袋子放在地上，这时其中一个较小的男孩趁机抓起袋子，撒腿便跑。
我不想将整个情形称为协同作案。它比协同作案险恶、深奥得多，是一种默契的配合。每个孩子都非常自然地在整个抢劫编排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这种自然不是一次演练或者训练所能达到的。一个男孩或者女孩先说一句话，另外一个孩子加以补充。当那位女士发现自己的一个袋子被拿走后，她停止和那个年长女孩说话，突然转过身去，这时女孩趁机抓住女人还握在手里的袋子用力拉扯。但是那位女士表现出的抵抗力却也出人意料，不仅没让女孩把袋子抢走，而且她反抗的力气竟然大到能拖着女孩往前走。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扑过去抓住她的挎包，另外一个则轻轻一跳，直接野蛮地揪住了她的头发。
可怜的女人大喊了一声。这声喊叫显然透着痛苦，但更多的是惊恐。男孩粗暴的拉扯直接将她拽倒在地上，孩子们趁她摔倒的工夫抢走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走了：挎包和两个购物袋。我们赶到她身边时，她仍是一脸茫然，而不像是受了欺辱的样子。她瞪大眼睛看着我们，问道：“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
从那几周开始，我们开始经常在大街上、公园里、河边，甚至历史文化中心看到那些孩子。他们通常都是三四个一群走在一起，从不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在一起。他们的团伙很少是固定的，不过有两三个团伙很容易辨认：那个女孩所在的团伙就很容易识别，因为那两个长得特别像的男孩总是跟她在一起。另一个团伙由四个男孩和两个穿着及踝长裙、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组成。第三个团伙全部都是男孩，有一只白色的流浪狗一直跟着他们。在保存下来的那几个月的录像中，有几个团伙比较容易辨认，特别是那个带狗的团伙。在摄影师赫拉尔多·森萨纳举办的著名展览《没有价值的童年》（一个为事件的“官方说法”发声的文化产品）里的一些照片，也会让人产生有的孩子“重复出现”，有的脸庞我们都已熟悉的错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连这一点也很难肯定。那些孩子更容易辨认的感觉可能只是我们被扰乱的意识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在实际上没有标准的地方建立标准。
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没有人对此多做些什么。我已经开始做涅埃社区的项目，忙得几乎不再想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那三十二个孩子已经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不时地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在那段时期——估计是因为我在家里发现了那本书——我晚上开始给小姑娘读《小王子》。我童年时曾饶有兴趣地读过，但是在给我女儿读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一种自己难以理解的排斥。起初我以为是它的矫揉造作令我气愤，还有小男孩及其世界——星球、随风飘动的小围巾、狐狸、玫瑰花——的那种孤独感，直到我突然明白那是一本用心极其险恶的书，一只披着三层羊皮的狼。小王子来到一个星球，在那里遇见一只狐狸，狐狸对他说，它不能和他玩，因为它还没有“被驯服”。“驯服是什么意思？”小王子问。在绕了几个弯子之后，狐狸回答说：“建立联系”。“建立联系？”小王子更加惊讶地反问道。狐狸用华丽却又居心叵测的话回答道：“当然，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需要了。”再往下几页，小王子面对一片玫瑰花田，表明自己已经记住了这套犬儒主义的说辞：“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花，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以前那样。那时它只是一只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狐狸。但是，我和它成了朋友，于是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我们在冲突刚开始时的天真与促使圣——埃克苏佩里写那些东西的天真何其相似，我至今仍对此感到震惊。和小王子一样，我们也曾认为我们对儿女的家庭之爱改变了他们的样子，即使蒙上眼睛，我们也能在几千个孩童的声音中辨认出他们的声音。一个相反的事实或许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逐渐占领我们街道的其他孩子是同一个男孩或者同一个女孩几乎难以区别的版本，“和其他千万个孩子相似”的孩子。我们不需要他们。他们不需要我们。对于他们，当然应该加以驯服。
然而现实是固执的，即使这样，他们仍不失为孩子。我们怎能忘记令人气愤的事情正是从这些孩子身上开始的呢？有一天他们竟然会抢东西。“他们以前看着多乖啊！”有些人感叹道。但是在这种感叹背后是一种人身侮辱，“他们以前看着多乖，他们欺骗了我们，这些虚伪的孩子。”他们确实是孩子，但是和我们的孩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