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得益彰 相映成趣
培根的《谈读书》与王佐良的译文
作者介绍
陈义海，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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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谈读书》数百年来一直那么有魅力，许多读书人依然能从他的这篇短文中获得启示。
自古以来，关于书的故事总是迷人的；同样，关于读书的哲理总是跟理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读书之道中西虽异，但培根的《谈读书》数百年来却一直那么有魅力，许多读书人依然能从他的这篇短文中获得启示。
一、名家
提起培根，我们总是将他跟那句 “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的名言联系在一起。不过，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1980）之后，人们越来越相信“信息就是力量”（Information is power）。在农耕时代，那些掌握了最好的耕作技巧和先进的耕作技术的人是最成功的；在工业时代，那些拥有最好的生产设备和最多的资金的人是最成功的；而在信息时代拥有最多的信息的人才是最成功的。所以人们坚信，在当今社会，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整合信息的能力，他就是最有力量的。这样一来，很多人便觉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已经过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信息本身并不是知识，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在被人接受之前，它只是客观地、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坐拥书城并不说明真的拥有知识；“信息爆炸”时代，知识贫血症仍然到处可见。信息只有在被有效掌握之后才可以被称作知识。一句话，只有在你对信息这个对象“知道”了、认识了、掌握了，你才拥有了知识；“知识”这个词的英文“knowledge”的构词形式也体现了这个特点；要获得“知识”，首先得know（知道、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跟强调知识的力量两者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夫勒和培根是一致的；强调信息与强调知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因此，今天我们再读培根的《谈读书》并不过时。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同代人，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的骄傲。莎士比亚用他的戏剧叙说人世的悲欢，培根则用他的哲学和论说文追诘人生的哲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培根的哲学可能了解不多，但他的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他的论说文。在培根之前，源自古希腊的唯理主义哲学十分盛行，学者们强调的是符合理性的思辨而忽视实践。培根则强调知识应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积累上；他强调了实践在获得知识上的重要性。从这种哲学观出发，培根的论说文多是根植现实的。
培根的《新工具》《新大西岛》在普通读者中似乎很少有人问津，倒是他的《论说文集》拥有广泛的读者。今天我们读到的《论说文集》是逐渐充实而成的。其初版1597年收入论说文10篇，1612年版收入论说文38篇，1625年版收入58篇。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这个版本。散文在西方文学中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主要是史诗和戏剧。培根之前，致力于散文或随笔这种文体创作的且影响较大的恐怕只有法国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据说，官至波尔多市长的蒙田在38岁时突然隐退回家，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自由、平静、悠闲”的乡绅生活，躲进蒙田城堡的塔楼，研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且边读边记下心得。不知不觉在九年当中写成了几大卷文学。1580年，他把它们拿去出版时，不知该给它们取个什么名字好，因为以前的文学中几乎从未有过这种“随随便便”写成的东西，于是他干脆就取书名为“Essais”。“essai”一词在法语里本来是“试验”“尝试”的意思；体育比赛中的试举、试跳、试掷，用法语说都叫essai。看来，蒙田出版他的书跟胡适当初出版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时的心情是相似的。大概是在蒙田出版了这两卷书之后，法语的essai始有“随笔”“散文”之意；今天，我们便把他的书译为“随笔集”了。培根所写的《论说文集》英文叫“Essay”，这个英文词跟法语的“essai”是有关系的。可以说，培根写《论说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只是我们没有把他的“Essay”翻译成“随笔集”，而是将之译成“论说文集”。
《论说文集》中的文章皆是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主题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培根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他的许多论说文一方面是一个哲人的思考，同时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概括起来，它们主要涉及人与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上帝之关系。《谈真理》《谈死亡》《谈迷信》《谈野心》《谈虚荣》《谈美》《谈谣言》，一事一议，见解独到，鞭辟入里，雅俗共赏。所以，斯韦顿（Sweaton）说：“培根的 《论说文集》可说是少数的‘世界书’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乃是为万国而作的；不是为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的。”
二、名作
《谈读书》更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这篇译成中文不足七百字的短文，闪烁着一位哲人的真知灼见。
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谈到跟读书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读书之目的、读书之作用、读书与运用，以及如何读书。文章首先高度概括了古今之人读书之目的：读书可以“怡情”“傅彩”“长才”，并指出了这三种读书姿态在生活当中的具体表现。其次，作者又指出了读书的作用，并洞明了读书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并形象地指出，读书之于天性，犹如修剪之于花草。在这里，培根睿智地点明了“读书”“天然”与“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其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从字里行间见出。文章第一部分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培根谈读书方法的那几句：“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这里，培根再次用形象的语言将几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区别开来。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多情况下我们缺少的恐怕不是信息，而是如何处理信息；我们缺少的恐怕不是书籍，而是如何高效地去吸收书本知识、整合前人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培根的这种对各种书籍的区别对待的阅读方式，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培根认为，有的书 “亦可请人代读”。这里所说的 “代读”，在培根那个时代的贵族当中是常见的，但在今天，作为普通读者则很难做到。不过，今天有的人还是有请人 “代读”的机会的；不过，硕导、博导们让自己的弟子代为收集整理资料，那是一般读者没法享受的福分。现在的出版社所出的一些经典名作的简写本、提要也可算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代读。可是，这种 “代读”太多了，自然也会养成一种浮躁的习气；作品毕竟还是原汁原味的好，正如培根所说：“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谈读书》的第一部分已简略地提到了读书之作用，认为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文章的第二部分则重点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同时，这一部分也是这篇文章论述特别有力、逻辑特别严谨的一部分，也是显出作者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睿智的一部分。这里既有格言式的精辟，又有符合情理的推演。一开始，作者便以格言警句的方式写道：“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书→充实”“讨论→机智”“笔记→准确”形成三重关系；接着，作者又用辩证的方式对自己提出的判断进行诘难，或作反向推演：即若不做笔记、不参与讨论、不读书将是如何。其中说到若不读书，则“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如果说对于不做笔记的补救办法尚可为人们接受的话，那么，从作者在反推当中所提出的应对不读书的办法来看，实际上他是说不读书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从“读书”“讨论”“笔记”这一层面，作者进而专门探讨“读书”一项。换言之，作者这里是紧扣住读书这个主题展开讨论；或者说，是要明确回答为什么 “读书使人充实”。跟以上三重关系相对应，作者提出以下几重关系：“读史→明智”“读诗→灵秀”“数学→深刻”“伦理学→庄重”“逻辑修辞→善辩”；论至此，一句“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大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培根在他的《学术的进步》中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专心学问者，性格也受陶冶。”
如果以上属于正面论述，以下作者则对自己的关于读书的论点进行反论：即前一层次作者强调的是读不同的书可以使人怎样，接下来则是要回答人缺少了什么样的素质可以用什么样的学问来弥补。培根认为，“智力不集中”者，可用数学来弥补；“不能辨异”者，可用经院哲学来弥补，诸如此类。总之，“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而这药便是书籍。还需注意的是，为了引出他的这一层的论点，培根采用了譬喻的手法。用各种运动与身体的关系来譬喻读书与人的精神的关系，十分贴切。
培根的《谈读书》又很自然会令我们想起荀子的《劝学篇》。无论从劝人读书这一点上，还是在强调读书对于人天性的改进上，或是在文章的论述方式上，两位哲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从以下可以见出：
首先，在学问或书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养成这一点上，荀子和培根无疑是一致的。荀子认为：“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培根则坚信：“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表述虽异，其理却一。其次，在肯定书籍的工具功能方面，虽然荀子没有写出培根《新工具》那样的著作，但荀子却深深地意识到书籍对于“君子”的工具作用：“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培根作为近代思想的先驱，在《谈读书》中已明确强调了书籍的工具功能，他不仅仅认识到读不同的书籍可以养成不同的性格，同时也认识到，缺少什么样的素质则应该读什么样的书籍或做什么样的学问来弥补，虽然他在这里对工具功能的强调不如他在自己的著作《新工具》中来得那样明显。总之，无论是荀子还是培根，皆认为“君子”“善假于物也”。再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劝学》和《谈读书》亦堪称 “姊妹篇”。两位哲人在时间上虽相距十多个世纪，但在劝人求学、催人上进方面，却是心有灵犀；在鞭辟入里、纵横捭阖的气势上，亦是难分伯仲。荀子的 《劝学》以设喻见长，培根之《谈读书》亦善将抽象之哲理与事理连类。在设喻上都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总之《劝学》和《谈读书》，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诗心文心上的相通，在探究指善之理上的遥契；正如钱锺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三、名译
名作有如阳光，它必定不受时空的阻隔而撒向千秋万代；但隔着语言之栅栏的名作，其流传又有赖于翻译。好马需有好鞍配，他种语言中的名作需要优秀的译笔来再现。对于原作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人们历来总是持怀疑态度；人们总是怀疑，译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原作的风貌和精髓。法国人甚至说，翻译像女人——忠实的不美丽，美丽的不忠实。这更加使人们对译文不放心了。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并赏析培根的《谈读书》的时候，或许就有读者发问：你所赏析的是培根的《谈读书》，还是王佐良的译文《谈读书》。我们的回答是：既是培根的，也是王先生的。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译文《谈读书》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培根的“Of Studies”的精神。
培根的《论说文集》20世纪以来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的译本，或全译，或选译。每有译家翻译《论说文集》，《谈读书》一篇总是不会放过的。王佐良先生虽然并没有致力于《论说文集》的翻译，但就他所译的少数几篇，尤其是这几篇当中的《谈读书》，是翻译界公认的难以逾越的“高山”。圈内人士甚至认为，就《谈读书》这一篇，王佐良先生以前的译文，虽各有千秋，但在文字上总觉火候不到；之后的译文，人们总觉得是对王先生译文的诠释。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先生是如何处理培氏的“Of Studies”的。
首先，语体风格上的契合。培根的“Of Studies”在行文风格上跟今天的英语已经颇不一样。英语也跟中国的文学语言一样有着时代 “断层”的现象。乔叟虽然是英国的民族作家，但他的著作今天出版时，为了让普通读者读懂，也需“翻译”成现代英语。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培根所生活的时期虽然要晚于乔叟，但他所用的英语跟今天英国人所使用的英语也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今天的英国读者来说，他的语言至少也可以说是半文半白了。所以，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最大特点便是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半文半白的汉语来翻译 《谈读书》。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徐徐品来，一股古雅之风拂面而来。顺便提一下，王先生用三个“足”来译原作中的三个“for”既贴切，又体现了原作在细节上的特点。
其次，语言节奏的把握。培根的 《谈读书》语言洗练，哲理深邃，可谓妙语连珠，格言处处。不过，如果一篇文字通篇都是格言警句，它反而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谈读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将这些精彩的、闪光的部分有机地镶嵌在文章的各个部分；语言节奏也是时缓时急；这一特点就像中国古文中常见的骈散结合。在处理这些特点时，王佐良先生做得恰到好处。纵观整个译文，我们发现，译文的语言节奏和原作的语言节奏几乎是合拍的；原作中凡是具有格言警句的语句，在中文当中基本上都得到了再现。从以下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的这种努力：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 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chewed and digested.
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
在谈到各种书籍对人的精神的不同功用时，培根这样写道：Histories make men wise；poets witty；the mathematics subtile；natural philosophy deep；moral grave；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王佐良先生则相应地译成：“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再次，“归化”与 “化境”。“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所谓“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钱锺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他们还是希望能读到流畅的译文，希望译家能 “归化”外国的作品。当然，“归化”并不是指篡改原作的精神，“归化”实际上是要译者具有两种语言的深厚功力；一些译者之所以采用 “异化”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母语功夫并不到家。王佐良先生译《谈读书》走的是“归化”的道路。仅从篇名看，王先生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培根的原题是“Of Studies”，一般的译家都较为直接地将之译为“论学问”或“谈学问”。这当然不错。但王先生更多的是从文章的主要精神出发来翻译的。“studies”在英文中的意思颇为丰富，兼有 “学问”“研究”“读书”等义；但就这篇文章看，培根重点讨论的是读书问题，所以译之为“谈读书”。颇为适切。更主要的是，在行文之间，王先生能用最为地道的汉语来表达，所以读来毫无“隔”的感觉。比如开头的这一句：the general counsels，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其后半截很多人会处理成：“纵观统筹、全局策划，最好是由有学问者来做。”因为，他们一见到文中的come best from就立刻想到“最”这个字眼；而王佐良先生则巧妙地处理为“舍……莫属”这一句式，妙极！译文中多处体现了王先生在措辞上的匠心，像“怡情” （for delight）、“傅彩”（for ornament）、“练达之士”（expert men）、“好学深思者”、（those that are learned）、“条文”（rules）、“学究故态”、（humour of a scholar）、“寻章摘句”（fin talk and discourse），这些都不是靠查英汉词典得来的语汇，而是译者在吃透原作后的精心处理，是真正的、中国人写出来的典型的汉语语汇；同时，通观全文，通篇也是典型的汉语句式。当然，译者在追求 “归化”时，又避免沉湎于母语表达的快感当中，在使用文白相间的汉语时，没有偏向使用过于生涩的辞藻，从而很好地把握了一个语言的 “度”。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译文真正地进入了一种“化境”：理解和表达上的水乳交融。
名作出自名家，名作配以名译：相得益彰、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