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史宝辉

晓东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即将付梓，嘱我为之写序。想起他的漫漫求学之路，甚为感慨。

我是他本科阶段的老师，也是他博士论文答辩会的答辩委员，算是“有始有终”地陪伴着他走完求学的道路。他能够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姜望琪老师的指导下高水平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其中既有老师的一份心血，也有他数年来孜孜以求的努力。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进行评议的时候，委员会主席向明友老师感叹地说：“有十来年没看到这么好的博士论文了。”此时，我为我多年前的学生感到骄傲，也为我在他遇到困惑时给予他的鼓励终于有了结果而感到欣慰。

晓东博士毕业后成了我的同事，这几年他在教学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学问的探求，连续发表了《语用学理论构筑中的理性思想及其反拨效应》《Grice合作概念的层次性再思考》《Grice 意义理论中的意向与规约》《Kasher对合作原则的修订：反叛还是拯救？》《〈手机〉中的称谓语与身份建构》《解构与重构》《话语分析的整体路径》《合作：在原则与准则之间》等有分量的论文，并于2013年获得了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资助项目。

晓东的这本书是对经典格赖斯语用学的研究。众所周知，格赖斯(H. P. Grice, 1913—1988)是语用学的一个核心人物，和John Austin,John Searle一起并称语用学形成阶段的三位大师。他们都曾在牛津大学供职，都是哲学家，因此在语用学初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浓重的语言哲学色彩。凡是学过语言学的，都会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记忆犹新。合作原则对后来语用学的发展影响最大，像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Horn的Q-/R-原则、Levinson的Q-/I-/M-三原则等，都脱胎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常常被打上“后格赖斯(Post-Gricean)理论”的标签，对语用学的研究也就离不开对格赖斯理论的了解。

然而，我们对格赖斯理论的认识并不够清晰，因此当晓东确定这个研究课题时，我是隐隐地有些忧虑的。一是担心这一论题不够“时髦”，有了成果难于发表，二是担心他是否能够最终完成这一论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很深奥的哲学问题。

也许是我的担心给这位“夫子”形成了心理压力，而他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好。为此，他远赴美国一年做研究、查资料、与人交流。这一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但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同身受：“当我登上回国的飞机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也算是来过美国了……”。

语用学不是我的强项，对本书的内容相信望琪老师的序中会有比较深入的评价，我就不过多说。但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使我们对格赖斯理论形成的背景、思维的方法以及展示出的语言哲学思想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是为序。

2014年4月7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