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北大 结缘恩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您是我国宪法学界的泰斗，能够拜访您，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将法律确定为自己的志向呢？

吴家麟（以下简称“吴”）：我在年少时对社会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为何物，一次偶然的境遇把我与法律终生联系在一起。当时我在福州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二，学校附近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好奇心促使我走进法院旁听。我在法院看到现场激烈的法庭辩论，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间的精彩舌战令我着迷。控辩双方慷慨激昂、争锋相对，唇枪舌剑中妙语迭出，其中不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舌战群儒的辩论场面，律师们身着锦绣长袍，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挥洒自如，才思敏捷，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诙谐风趣的形象都将我折服。以后只要与上课不冲突，我就跑去旁听。当时我就打算将来去做律师，梦想着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满腹经纶、博学多识、匡扶正义的雄辩之人。但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要做律师就要到上海那边去学习，挺贵的，那个时候我承担不起这笔学费。

记：您还在少年时期就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之后您是如何求学的呢？

吴：1947年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的好友以及同学的资助下，专程到上海报考各地的名牌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四所学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结果被四所大学同时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北京大学，那是我的首选，因为北京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北京大学又是名牌大学、国内最高学府，另外我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奖学金，学校每个月发给我补贴，保证我的生活以及学习。虽然北京与家乡福州相距有数千里之遥，但我还是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从此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您当时报考了四所高校，最终选择了就读北京大学，那么您对北京大学的印象如何呢？

吴：北京大学是国内的最高学府，优点我就不谈了。当时北京大学的缺点是教条主义比较严重，对司法的具体业务搞得比较少，具体业务不如当时同在北京的朝阳大学，那时候说的是“北朝阳、南东吴”，由于在福建省时我对朝阳大学不熟悉，所以我没有去报考这所学校，我只想到要去考北京大学，所以最后就读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京大学我迈开了法律人生中的第一步。

记：北京大学是国内的最高学府，当时您的任课教师应该都是法学界的精英，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吴：北京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北京，其中有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我的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志让教授1932年春天起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36年为老朋友沈钧儒辩护，并担任“救国会七君子案”的首席辩护律师；1944年与黄炎培先生等人共同创办《宪政》月刊，担任主编；1949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给我们讲授宪法学，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对张志让教授讲授的宪法学很感兴趣，并担任了宪法学的课代表，与张志让教授的接触很多。在张志让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我组织了北京大学解放后第一个学生宪法学研究讨论小组，研究国外先进的宪法制度，这更加深了我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另外，我除了与恩师探讨宪法问题以外，还谈论中国的国粹——京剧，因为他与我都是京戏爱好者，我还为他收集了许多的京剧剧照与唱片，我们很熟悉、很谈得来，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一直到1957年我们停止了交往。

记：您就读于北京大学之时，正值国内局势的动荡时期，这对您的学习与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

吴：当时局势激烈动荡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影响很大，有许多同学休学了，有的同学到解放区去做教员。当时我们的学校没有停课，我想继续求学，所以没有离开学校。

记：吴教授，北京解放之后学校的教学情况有变化吗？

吴：解放前与解放后学校的教学变化很大，一开始我们也不太适应。新中国视国民党时期的法律是旧法，旧法就要全部推翻，旧法的教材都接触不得。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学还是有点基础的。我们当时学习的内容和你们现在学习的东西区别很大，与现在的教学方式也不同。解放以后，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苏联的那一套内容。我做学生时候学习的一些东西，除宪法学之外，说实话都还给老师了，我记得学习过《土地法》、《婚姻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