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金融地理学理论及文献综述

金融地理学作为经济地理学的衍生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金融资本是核心生产要素之一，但由于其不像物质生产要素那样是有形形态，所以一直以来没有被纳入经济地理学的主流研究范畴（Leyshon, 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和生产要素逐渐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也在加强，金融业的地理属性日益重要，Laulajainen（1998）指出现实经济中的金融中心具有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因此有必要对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区位选择从金融地理学角度予以解释。

2.2.1 金融地理学的产生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各国逐步放开金融管制，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以计算机网络及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加速发展，为金融机构突破地理空间约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金融活动提供了可能，也改变了货币与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Cerny, 1994）。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于金融业的地理空间属性展开了探讨。

O'Brien（1992）发表了《全球金融一体化：地理学的终结？》，指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投资者凭借交易网络终端，可以在异地实时完成金融交易，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并互换信息的地位将被弱化，金融全球化将造成金融服务地理聚集的结束，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地理学的终结”。这对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投资者减少对空间地理的依赖，有利于拓展其投资范围；其次，金融交易日趋信息化，交易的聚集体现在信息网络中，因此金融机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有了更大的空间，突破了现有地理条件的限制；最后，削弱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导致监管机构在其监管辖区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管效力。Castells（1989）、Cairncross（2001）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全球的金融交易活动将在庞大而复杂的全球信息和交易网络中进行，货币和资金流通将突破距离成本的限制，地理区位将不再是金融机构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将对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区位优势产生威胁。此外，Andrew（1994）、Ohmae（1990, 1995）、Kobrin（1997）也指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将使金融交易跨越国家边界，导致国家权力日渐衰弱，从而影响各国金融监管的自主性。

尽管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进程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终结论”依然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与挑战。Martin（1994, 1999）指出金融全球化是分散与聚集这两种相异力量的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管制放松、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货币的空间分布，反而强化了专业金融服务在原有中心区域的集中，重构了货币的空间分布，只要国际金融中心在区位和交易上的重大影响还在，经济全球化就不会导致“地理的终结”。Laulajainen（2005）指出即使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各大金融中心仍具有异质性和不规则性，金融业的空间地理属性依旧存在。Zhao（2002）指出金融业需要在满足客户金融需求的基础上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在日常运营中依赖于信息流的生产、处理和理解，因此获取并处理市场的金融信息是提高金融服务的关键。Zhao将金融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为了甄别和处理非标准化信息，金融机构需要在地理空间上接近非标准化的信息来源地。Agnes（2000）指出由于不同企业在环境、市场区位和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差异，某些金融服务的信息会依赖于地方化的信息，因此空间关系和地方嵌入性对金融服务的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业除了具有服务业的一般性质以外，还具有自身行业的一些独特性质。Andrikopoulos（2013）指出金融服务业的基本特征包括：①无形性，金融业提供的是无形、非实体化的产品；②不可分性，体现为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与消费是同步的；③异质性，各大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都有自身的特点，无法统一做到标准化；④地理分散性，金融机构在面向市场时要建立必要的分支机构来满足各地区客户的需求；⑤风险性，金融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经营风险的。Folkinshteyn（2014）指出金融服务业除了具有一般现代服务业的特点以外，还具有受委托责任和双向信息交流的特点，其中，受委托责任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对客户的委托尽职尽责，履行保障金融资产安全与实现资产增值的责任；而双向信息交流是指金融交易是金融机构与消费者长期形成的一系列双向交易，从而产生稳定的商业关系，会导致消费者习惯的形成，带来较强的锁定效应和较高的转移成本。

Clark（2003, 2004）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范畴：①货币地理性，货币作为金融资源的载体，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需要研究货币在全球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流动所生产的影响；②金融信息属性，由于金融业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异质性特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织和管理；③边界嵌入性，研究金融业在地理空间范畴的嵌入性是如何影响金融业区位选择的。Leyshon（1995, 1997, 1998）认为应该从外部环境和内在属性两方面了解金融地理学：第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金融排斥性；第二，要从货币的历史属性和人类学属性角度来分析货币体系的时间与空间变动。因此，在金融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主要从供需视角、信息视角、聚集与分散视角、金融制度视角等方面分析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区位选择。

2.2.2 基于供需视角的区位选择

Scholey（1987）认为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共同导致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并指出资本盈余、资本短缺和金融中介三要素推动了金融中心的形成。Davis（1990）将工业区位选择理论引入金融业区位选择分析中，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指出供给因素、需求因素、沉没成本共同决定着金融业的区位选择：①供给端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条件、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劳动力成本、税收制度、政治经济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基础设施配套成熟度、公共服务、融资成本等；②需求端因素，主要涉及金融机构能否进入金融市场并获得客户，是否了解客户需求并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③沉没成本，主要涉及人员培训和搬迁费用、基础设施投入、申请营业执照的相关支出、潜在客户的流失以及从一个地区或市场退出时造成的声誉损失等成本。上述三大要素共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Leyshon（2004）分析了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首先，收入水平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消费需求，吸引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进驻；其次，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及其溢出效应会影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程度，从而吸引其他金融机构进驻；最后，当地的金融文化以及金融客户对金融产品、金融规则的熟悉度会影响金融业的聚集。冯德连、葛文静（2004）基于供给因素和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轮式模型”。

2.2.3 基于信息视角的区位选择

Porteous（1995, 1997）基于信息外部性和信息腹地理论分析了信息流对金融中心区位选择以及金融聚集的主要机理，指出信息在空间区位的不对称和信息腹地的变迁是导致金融中心聚集与分散变化的直接原因。其中，信息腹地是指能够为信息流的开发和获利提供最佳接入点的空间或地区，并指出金融活动聚集于某一区域的原因在于该地区的贸易关系或实体经济活动引发了相应的信息流，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因此，若某一区域的信息要具备获利的潜力，则该地区必须具备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金融流动性，而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足够的金融交易规模来满足市场的流动性需求。在信息腹地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比信息腹地外的其他机构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并能对金融信息迅速做出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机构的收益取决于信息的可获取性与精准性。因此，金融机构更有意愿向发展规模大、有一定经济社会辐射力的信息腹地中心城市聚集，从而该地区就越有可能成为该区域的金融中心。

Zhao（2002）将金融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公开信息）与非标准化信息（内部信息），为了准确获取并鉴别非标准化信息的可靠性，金融机构需要更接近信息源。Thrift（1994）指出金融信息的质量对于金融决策至关重要，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非标准化的金融信息质量会随着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地理距离的加大而下降，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波动率加剧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机构要及时、准确地掌握金融市场的信息就必须密切联系本地区的社会网络。此外，Martin（1995）也认为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塑造了不同地区的优势，地理因素对信息传递依然重要。Davis（1998）指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信息的地域空间分布是国际金融交易的主要决定因素，Gehrig（1998）指出金融中心在金融信息的聚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中心形成的基本条件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并聚集。Babcock-Lumish（2003, 2004）指出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便于企业家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这点在风险投资和创新活动中较为突出，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距离越远，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因此，地理区位依然是风险资本和创新活动聚集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2.2.4 基于聚集与分散视角的区位选择

金融聚集论侧重于研究金融资源与地域空间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从金融聚集效应考察金融机构、产品、制度、政策、法规如何在一定地域空间形成空间聚集，从而影响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与区位选择。

Krugman（1991, 1995）指出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是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为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理论奠定了有效的分析框架。Kindleberger（1974）指出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动力源于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其中，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首先体现在各种金融资源的聚集变化过程中，其次体现为金融资源跨越国界，其聚集和辐射范围扩展到全球；规模经济效应揭示了金融业在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影响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Krugman（1987）也指出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伦敦发达的通信网络、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与金融业配套服务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事务所、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公司等。Gehrig（2000）基于离心力与向心力的视角，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因素。其中，向心力因素包括：①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迅速获取有效的信息，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②信息溢出效应。金融机构的聚集使得金融信息可以最迅速地扩散，提升了金融机构间的沟通效率。③市场流动性。市场流动性有利于交易出清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离心力因素包括市场进入成本、信息的空间不对称以及政府行政干预，离心力因素会导致金融运营成本上升，投资环境不完善。Pandit（2001）指出金融中心是以金融业高度聚集的形式所形成的地域空间。Panitch（2014）指出金融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将企业的多种金融服务集中在一起，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但这对金融企业区位布局选择的影响不够显著，而金融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可以使金融行业基于区位优势实现指向性集聚，最终实现正反馈和自我维持的增长路径。王宇、郭新强（2014）通过构建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消息冲击”对金融集聚规模和速度的影响，发现税收制度会显著影响金融集聚，并且永久性税改政策的有效性最强，同时，通过强化金融创新的制度激励，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扩大金融集聚的规模和提升其速度。

2.2.5 基于金融制度视角的区位选择

长期以来，金融学的主流分析范式以新古典金融学为主导，但新古典金融学关于不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假设条件，使得新古典金融学分析框架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无法对现实金融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Merton、Bodie（1995）首次提出“新制度金融学”，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指出一旦引入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不同的金融制度和组织形式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会产生差异性效果，从而提出“金融制度内生性”的命题。总体而言，解释金融业及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及演进也是制度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金融中心的制度因素不仅决定金融机构在当地持续经营所需的法治环境，也影响其在金融活动中涉及的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世界银行将制度因素细分为六大方面：产权制度、法治水平、税收制度、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政治稳定。陈祖华（2010）指出健全的法制环境、产权保护制度、契约精神促进了金融中心的聚集和发展，对于理解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与区位选择意义重大。下面从产权制度、法治水平、税收制度和路径依赖四个维度进行文献梳理。

（1）产权制度

Stiglitz、Greenwald（2002）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研究范式，通过将制度因素纳入传统货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传统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同时考察不同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对一国货币政策和经济体系的影响，从而将微观货币市场与宏观货币市场构建成整体分析框架，为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微观金融基础。必须指出的是，Stiglitz、Greenwald提出的“新范式”未涉足金融权利界定的制度变迁，导致货币金融与金融权利界定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限制了对货币金融运行规律的解释力。正如Heinsohn、Steiger（1998）指出的那样，货币金融运行与所有权制度紧密相关，所有权制度是货币金融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Soto（2000）基于金融资产与资本的逻辑联系，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对金融资产充裕与绝对资本贫乏并存的“悖论”，指出上述发展中国家缺失健全的所有权制度，从而抑制了金融循环，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阻碍了金融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因此，所有权制度是一国金融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此外，Soto强调金融资产不仅是金融投资工具，更是金融权利的制度载体，体现了经济社会属性，认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理顺了信用、契约、法律等各种制度关系，激发了资产的制度潜能，促进了金融资产融入经济循环体系中，从而推动了一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Kaufman（2001）指出金融所有权制度为金融交易引入了契约、责任以及保护机制：一方面，市场参与主体获得了金融交易的自由；另一方面，所有权制度也规范和保障了交易各方的权利。张杰（2011）指出所有权是金融交易的前提，既构成了货币金融运行的制度基础，也决定着金融交易的长期绩效，从理论层面看，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是当今制度金融学的核心命题，从实践层面看，金融资产的社会属性和制度内涵完善与否决定了一国金融制度的成熟度。

（2）法治水平

Glendon（1994）根据法律渊源、法律审批规则及法律术语、部门法律等因素，将世界法律体系划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La Porta（1998, 2008）指出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规制和金融系统，影响了股东和债权人权利以及私有产权的实现，并将法律体系分为英美法系、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社会主义法系五大类，指出英美法系比大陆法系更加侧重投资者权益保护和信息披露的合规性，法治环境较为透明和公正。此外，Delios、Henisz（2003）, Garcia、Guillen（2008）指出一国的法律制度越成熟、产权制度越健全，越会给市场参与主体营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从而能有效保护企业的产权。Globerman、Shapiro（2003）指出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高、法律程序的透明、腐败程度的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为企业投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Budd（1995）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指出法治环境、政府行为、市场规则等制度性要素对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持久繁荣起到重要作用。Hudson（1996）指出透明的金融监管环境、成熟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单豪杰（2010）指出金融中心的制度基础主要体现在法治环境和政府行为上，可以从政府清廉度、行政效率、产权保护度、法律完善度、契约执行效率五个方面概括法治的内涵。

（3）税收制度

Zorome（2007）指出离岸金融中心税收环境需要具备这些制度条件：较低的显性税赋增加公司税后利润，以简化的监管环境减少这些隐性税赋。Roussakis、Dandapani、Prakash（1994）指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要具备三大条件：先决条件（低税赋环境、社会稳定、完善的保密流程、宽松的监管环境、外汇自由交易）、重要条件（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地理区位）、次要条件（经营成本较低、文化包容度强、政府行为适当）。Boddewyn、Brewer（1994）引用“逃避即规避”的观点，指出市场所在地的税赋高低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税后利润，因此，企业会“用脚投票”来回应高赋税。Gordon、Hines（2002）指出企业会通过迁移总部来规避母国的高税率。Kim、Wei（2002）通过调研数据也证实了离岸投资基金比在岸投资基金更加激进，因为离岸投资基金的灵活性更大，投资决策的金融监管较少，可以享受零资本所得或低资本所得的税收环境。Donato（2006）指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属于普通法系，具有宽松的低税或免税的税收制度，那么形成离岸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就较大。

（4）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一个正反馈的系统中，一旦外部偶然事件冲击了该系统并被该系统所吸收，系统会“自我强化”“自我积累”，并沿着某一路径变迁演进，即使该路径不是最优的，系统也会强化固有的路径模式。Martin（2000）指出制度对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有重要影响，制度是路径依赖在金融中心变迁过程中的反映，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不同，会导致不同地区制度路径的差异性。Arthur（1988）发现一些公司进行区位选择时会将地址设立在靠近同行业其他公司聚集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新进入的公司选址策略会受到该地区原有公司的影响。Arthur（1994）指出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与路径依赖有关，现有金融机构规模收益递增引发的聚集效应对于新进入的其他金融机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一旦某一金融中心经过历史的积累形成较为充分的聚集，规模经济效应就会产生，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对维持国际金融中心体系均衡具有重要作用，这也解释了某一金融中心城市能长久地在区域保持竞争优势并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Zhao（2002）指出信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决定信息腹地的重要因素，会影响金融中心路径依赖优势。Porteous（1999）指出路径依赖效应使得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具有“黏性”特征，延缓了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格局的演变，即使某金融中心的经济腹地开始衰退，该中心仍可利用路径依赖效应，形成并控制一个更大的腹地以巩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覃剑、冯邦彦（2011）指出当金融制度变迁冲击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时，会使交易成本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各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重构，改变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将在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下保持一段时间的持续稳定。

2.2.6 金融地理学理论的研究评述

金融地理学把地理区位、空间距离等要素纳入对金融地域运动的研究中，同时考虑了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等人文因素对金融区位选择的影响，解释了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与区位选择。学术贡献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地理学作为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由经济地理学演化而来，结合了金融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并借鉴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强调基于过程的方法论。从研究对象、理论基础来看，金融地理学侧重研究金融地域运动的内在形成机制和微观机理，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来解决金融业聚集与分散以及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均衡问题，在金融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第二，金融地理学基于地理因素的差异，将地理区位、空间距离等要素纳入对金融地域运动研究中，不仅关注地理环境对金融的影响，而且强调社会环境、科技进步、制度因素、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社会人文因素对金融业区位选择和产业聚集的影响，强调综合、系统、全面地研究问题。同时，金融地理学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相对于单纯的地域因素而言，经济社会稳定、货币稳定、良好的金融制度、司法制度、产权制度、税收环境等因素对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区位选择更为重要。

第三，金融地理学将非标准化信息和标准化信息引入金融区位选择的框架中，强调用信息理论解释金融业区位选择在空间地理的演变，指出金融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信息外溢效应”，侧重从“信息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信息腹地”“路径依赖”等角度解释金融业聚集的形成与发展。

尽管金融地理学为我们研究金融制度的空间组织与运作、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区位选择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但依旧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以DOW为代表的区域金融学派，致力于将金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相结合，通过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地域运动的地理差异和地域布局状态，来揭示金融发展的区位结构变动。在研究框架上，继承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将区域金融引入金融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主要基于新古典理论的严格假设，但缺乏夯实的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对金融属性和金融地域运动的运行规律涉及较少，缺乏对区域金融形成机理、运行机制等基础性问题的解释。

其次，以Gehrig和Porteous等为代表的地理经济学派，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基于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框架来分析核心—边缘模型、金融聚集与分散模型，在金融地理模型构建、金融集聚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分析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虽然该学派将空间区位、地理距离等地理要素引入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中，但忽视了社会环境、科技进步、制度因素、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社会因素在货币和金融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导致对货币和资本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空间分布以及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研究甚少。

最后，以Leyshon和Thrift等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派，将研究视角立足货币和金融活动的地理特征与空间组织，在金融地理结构和金融体系区域变迁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把社会因素、金融因素、地理因素这三大系统有机结合，更加重视制度因素、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对金融区位选择的演变机制。但该学派目前还缺乏明确的理论体系，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还较少，正如Leyshon（1995）所说，货币金融地理学尚处于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仍将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