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祗墓
民國二十五年（1936）洛陽周公廟盗出西晉碑形墓誌一通，文曰：“晉大司農關中侯裴祗，字季贊，河東聞喜人也，春秋六十有七，元康三年（293）七月四日癸卯薨，十月十一日己卯安措。大夫人東莞東武伏氏，夫人秦國陳倉馬氏。”又曰：“大夫人柩止西筩，府君柩止北筩西面，夫人柩止北筩東面，女惠莊柩止北筩東入。”其墓後經清理，知爲磚築多室墓，墓門東向，前室方形穹窿頂，西室及北室均長方形券頂，北室之東又設方形土洞側室1。因遭盗掘擾亂，墓内埋葬情况不明，所幸墓誌對下葬時間、墓主身份及安厝方位均有明確記録。
比照誌文，可知裴祗夫婦與裴母各自所葬墓室均稱爲“筩”，《説文》謂“筩，斷竹也”2，或即象墓室券頂之形。裴女别葬耳室稱“入”，《説文》謂“入，内也”3。據《隸釋》所載彭山東漢崖墓題刻，“内”爲長筒形“穿”旁所開葬人側室4。故裴祗墓之特殊結構實與其兼具兩類不同埋葬方式有關，“筩”與“入”明確有别，前者供異對夫婦合葬，後者供早殤子女祔葬。
漢墓多見異對夫婦合葬，西晉則趨於少見，中原地區明確者僅見裴祗一例。與此同時，早殤或無嗣子女特闢較小側室祔葬於父母之旁例證有所增多，如洛陽西晉士孫松墓5、曲沃北魏李詵墓6、景縣東魏高雅墓7等。此類祔葬多與父母對早逝子女特殊情感有關。如士孫松墓誌：“新婦前産二子，長名嬰齊，次名黄元，皆年二歲不育。緣存時之情，用違在園之義，遂以祔於其母焉。”又如北魏甄凱墓誌：凱“降年一十有四，以正始四年（507）二月二十七日，病遂大漸。……太夫人悲哀感動，尋亦薨背。公愍其短折，即其孝心，權令與太夫人同墳共殯。自云百歲之後終與吾兒相從。正光六年（525）正月丙午朔二十七日壬申，良之諸兄奉安公夫人之宅兆，仰遵先旨，厝良於墓後别室”8。此種親情，即便父母生前未有遺願，他人安排葬事時亦特爲顧及，例見高雅改葬墓誌：雅“以熙平四年遘疾，卒於孝義里，年卌四。逮天平在運，帝道昭明，念舊惟賢，篤終追遠。有詔：定州前撫軍府故長史高雅……言念幽壟，有懷追悼，宜加褒錫，以慰沉魂”。“大女孝明皇帝嬪，字元儀，年卅二。第二息鎮東府騎兵參軍諱德雲，字仲武，年廿一。”均别室祔葬。
裴祗墓誌拓本
裴祗墓
士孫松墓
高雅墓
李詵墓
概言之，東漢所流行異對夫婦多室合葬，若論中州，至西晉僅存少數延續之例，至南北朝基本絶跡。漢代子女祔葬父母，或處身側或置耳室，一般不特闢墓室，西晉子女祔葬始專設較小側室安置。裴祗家族三代同墓而葬或因其非常死亡而顯特殊，但其所隱含漢晉新舊喪葬傳統嬗變則非偶然。
2016年3月13日
1 黄明蘭《西晉裴祗和北魏元暐兩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70—73頁。
2 許慎《説文解字》卷五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同治十二年番禺陳氏刻本，1963年，97頁。
3 許慎《説文解字》卷五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同治十二年番禺陳氏刻本，1963年，109頁。
4 洪適《隸釋》卷一三《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洪氏晦木齋刻本，1985年，148—149頁。“維兮本造此穿者，張賓公妻、子偉伯、伯妻孫陵在此右方曲内中。”“維兮張偉伯子長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與少子叔元俱下世，長子元益爲之祖父穿中造内，栖柱作崖棺，葬父及弟叔元。”另，樂山肖壩崖墓亦有延熹二年、建和三年類似題刻。唐長壽《樂山崖墓和彭山崖墓》，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80頁。
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1期，169—185頁。
6 楊富斗《山西曲沃縣秦村發現的北魏墓》，《考古》1959年1期，43—44頁。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工作的總收穫》，《考古》1959年5期，227頁。
7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3期，17—31頁。
8 孟昭林《無極甄氏諸墓的發現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59年1期，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