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文辉治理西康思想的实践

“建省四力政纲”在刘文辉“建设新西康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治理西康过程中，刘文辉加强对西康的控制，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努力“培养人民组织力，以克服散漫”，这是建设新西康的基础；兴办报刊，发展教育，正确处理宗教事务、与宗教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努力“培养人民知识力，以克服愚昧”，这为建设新西康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力度，利用抗战大后方地位大力发展战时工业，发展农牧业，努力提高西康经济水平，谋求“培养人民生产力，以克服贫乏”，这是建设新西康的主要工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施“经边三化政策”大力推动西康社会近代化进程，努力“培养人民生存力，以克服脆弱”，这是建设新西康的奋斗目标。

（一）培养人民组织力，以克服散漫

巩固自身在西康的统治地位是刘文辉开展治理西康工作的基本前提，对此刘文辉采取了多项措施强化其在西康的统治地位，并妥善解决各种突发事件，努力“培养人民组织力，以克服散漫”，为建设新西康奠定坚实基础。

为巩固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地位，刘文辉采取了多项措施。第一，加强军队建设，抵制中央军进入西康地区。“二刘之战”后，刘文辉退据雅安地区，并积极整合原有军队力量，将其整编为两个师、十一个团，在西康全境尤其是成雅铁路沿线构筑防御系统，形成独霸西康的局面。在中央军薛岳等部进驻西康“围剿”红军时，刘文辉借康属驻军复杂、粮食供应困难、建省受到影响等理由将中央军“挤出”西康。第二，为提高西康地位、更好地经营西康，刘文辉积极推动西康建省。“二刘之战”后，刘文辉如丧家犬般惶惶不可终日，“二刘之战失败，（我）退守西康之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⁴⁾为保存实力、东山再起，刘文辉积极推动西康建省，并担任西康省首任省政府主席。第三，针对西康实际情况，在宗教、民族等事务上制定适当的政策，以维护西康的稳定。

为巩固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地位，刘文辉采取果断措施，妥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1938年9月，班禅行辕奉扶班禅佛柩移驻甘孜县，后与当地土司武装联合，向刘文辉部进攻，控制甘孜全境，并向附近县市进攻，罢免康北各县县长、委派行辕20余人担任县长。刘文辉采取断然措施，于12月调集军队反攻，将班禅行辕及叛乱土司驱逐至青海玉树。这就是历史上的“甘孜事件”。1944年，昌都地区察雅县扎西央恰寺寻访罗登协饶活佛转世来到西康，并认定康定县东俄洛的灵童罗桑单增·曲吉坚参为九世切仓转世。但该灵童早已被认定为康定县沙德区古瓦寺转世活佛，由此两寺展开争夺，最后双方准备诉诸武力。刘文辉与当地佛教领袖合作，顺利平息此次事件，史称“察雅罗登协饶灵通之争事件”。此外，刘文辉在“大白事件”、“巴按民念一之役”、“诺那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根据实际情况，冷静应对，综合利用各种因素化被动为主动，维持了西康政局的稳定。在处置这些突发事件中，刘文辉对蒋介石等抱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谈到：“1935年的诺那事变，1939年的甘孜事变等，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利用汉藏民族矛盾，来打击我，限制我，削弱我，使我无法立足，以达到其控制西康的企图”⁽⁵⁾，这也是他能够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培养人民知识力，以克服愚昧

为巩固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地位，加快西康近代化进程，刘文辉十分注重西康的文化教育工作，“努力培养人民知识力，以克服愚昧”，具体措施包括兴办报刊、发展边疆教育、尊崇佛教等，为建设新西康提供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为保证西康政务机关对西康的有效治理，刘文辉对报刊十分重视。1929年，刘文辉支持创办《边政》月刊，将其作为西康政务机关的重要宣传工具，主要刊登军政要闻、西康文献资料等。关于《边政》月刊，刘文辉曾专门指出：“旨在沈隐咸豁，巨细毕宜，以为我国民留心康藏之先导利用舆论进行政府工作的宣传，为顺利施政制造有利环境”。⁽⁶⁾1929年底，刘文辉不顾政府财政困难⁽⁷⁾，批准创办《西康公报》杂志，发挥其“告工作、宣达边情、灌输文化、集中言论”⁽⁸⁾等作用，以“启迪边民，发扬文治”⁽⁹⁾。“二刘之战”后，刘文辉为打破军队数量少、西康面积较大、地形复杂的尴尬局面，更加注重发挥报刊在治理西康中的作用，他先后支持了《戍声周报》（1936年10月）、《康导月刊》（1938年9月）等杂志的创办。随后，西康军政部门、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相继编辑报刊杂志，如《西康经济季刊》、《新西康》、《康藏研究月刊》、《边政导报》等，这被评价为“将民国时期西康的报业推向了高峰”。⁽¹⁰⁾

同样，刘文辉十分重视边疆教育工作，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指出：经济建设与民族联系的加强有助于西康经济由贫穷转向富裕、民族由分散转向结合，而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必须培养人民的知识力，使西康人民由愚昧转向聪慧。但西康地区“愚昧程度最深，莫过边民，而边民又达全省人口之半”，“愚昧不可以图存，又却为世界之定理”，所以“发展边疆教育，天然又成为本省中心任务之一”。刘文辉还将边疆教育与国防建设联系起来，他认为西康地区的彝族、藏族等各少数民族“教育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教育成为富有国家意识之国民，人人聪慧忠勇，人人爱省爱国，则我国西南边疆，千载万载，固若金汤。”⁽¹¹⁾为此，刘文辉努力减轻入学儿童家庭经济负担、推行义务教育，并制订西康边疆教育计划、强化对边疆教育实施情况的检查与督导，以加强对西康边疆教育的管理。刘文辉根据西康位于抗战大后方的现实状况，为适应组织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历史任务，对民众开展教育工作，并在西康民众崇尚汉文化，加强对国家观念、民族教育认识，在稳定抗战大后方、提高民众思想觉悟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文辉在创办报刊、开展边疆教育工作时，注重发挥佛教在政府治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刘文辉本人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的信仰，他“对藏传佛教维护备至，他个人虔诚信佛，开会办公，手不离念珠。”⁽¹²⁾他认为“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¹³⁾，并根据“康人奉行佛教，久而益虞，万众身心，全系于此。盖其人生乐于出世，文化基于五明，普通人既不娴生产技能，知识分子亦不感政治兴趣，倘导循有法，则治理非艰；策励无方，则隔阂即起”的现实状况，提出了针对西康藏传佛教的策略：“因势利导，力谋政教协调，僧俗合作，以纳民于轨范。”⁽¹⁴⁾为扶持西康地区，促进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他采取了多项措施：注重与西康宗教领袖人物的沟通交流；注重弘扬佛教文化，创办佛学院；整饬教规、取缔反教，掀起尊重宗教信仰的风气；注重藏汉佛学之间的交流和学习等。

（三）培养人民生产力，以克服贫乏

为巩固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地位，刘文辉认识到发展西康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为此他采取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力度，利用抗战大后方地位大力发展战时工业，发展农牧业等措施，谋求“培养人民生产力，以克服贫乏”，这也是刘文辉建设新西康的主要工作。

刘文辉根据西康位于抗战大后方的现实状况，大力发展战时经济。抗战期间，西康共修筑乐西、西祥、川康、康营、雅富等5条公路，改善了西康的交通状况，为战时物资转移和军队调动提供了良好条件。对此，张俊德曾针对川康公路谈到：“西康是川藏的桥梁，也可以说是四川的屏障，欲求康藏之安定，四川之巩固……打通川康的利器，就是发展交通，发展交通，先就需得完成川康公路。”⁽¹⁵⁾抗战爆发后，西康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原料充足等优势凸显，省政府根据西康交通不便、重工业基础薄弱等现实情况，即“惟在今日交通尚未便利之时，欲利用种种原料，分设大规模工厂，机件之运输既难，筹备之时间太久，势必贻误时机”⁽¹⁶⁾，重点发展轻工业。根据炉关调查报告，每年输出的数量多则数百万斤，少亦不下百万斤，皮革的生产量，有几百万之多。⁽¹⁷⁾

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刘文辉根据西康实际状况，着重发展农业。为改善西康地区经济状况，刘文辉确定了新西康建设“六项任务”⁽¹⁸⁾，并提出“以农业发展工业，以工业促进农业”、“以民生工业支持国防工业”、“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发展方针，以及“地下开发与地上调查”、“地下开发与地上移民”、“地下开发与地上开垦”、“地下开发与地上流通”⁽¹⁹⁾的实施办法，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以移民开垦为主要手段、以农业为重点领域的经济发展计划。在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中，刘文辉对农村合作社十分看重，他指出：“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²⁰⁾西康农村合作社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不仅提高了西康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增进农民对政府之认识与好感，以及赖贷款之实惠，联络夷胞与康族之感情，其在政治上之贡献亦堪注意”⁽²¹⁾。此外，刘文辉还采取改良实验农作物品种、通过畜种改良实验等措施改进西康畜牧业，发展西康农业。

（四）培养人民生存力，以克服脆弱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刘文辉制定了“经边三化政策”，即以德化代替威服，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羁縻。通过提高人民组织力、知识力、生产力来“培养人民生存力，以克服脆弱”，以建设美好新西康。

刘文辉认为：“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²²⁾而“‘德化政策’是本着攻心为上，以及‘中心悦而诚服’的精神，去矫正‘威服政策’的错误”。⁽²³⁾刘文辉认为历朝推行的治边“分化政策”只是“权宜之计”，这是因为“从前以汉族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把异族认为是本国之民，在当时使其内部分化，自相残杀，自顾不暇，以免内乱，求得本国之安全”⁽²⁴⁾，需要“合各族为一国”，“用以夏变夷的精神，去矫正‘分化政策’的错误”。⁽²⁵⁾对于“羁縻政策”，刘文辉持以批判态度，并认为建设新西康需要凝聚人心，需要以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精神来矫正“羁縻政策”的错误。刘文辉认为：“德化政策在求其‘定’，而威服政策在求其‘乱’；同化政策在求其‘一’，而分化政策在求其‘弱’；进化政策在求其‘动’，羁縻政策在求其‘静’”，“（三化政策是）变无用为有用，变有害为有利，变异族为国族，并准备变人治为法治的政策；也是为边民、为社会、为国家一举而三善的政策。”⁽²⁶⁾

刘文辉提出的“经边三化政策”为建设新西康提供了指导，使其在治理西康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教育在稳定西康、发展西康中的积极作用，并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处理宗教关系等方面付诸努力，极大地促进了西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