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姚莹对台湾的治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
（一）台湾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民情
台湾亘福建海中，海山交错，“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与旧日之福、兴、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约二百里，厦门约五百里。其山起鸡笼，南尽沙马奇千里有奇。惟山西南二面沃野，自海至山，浅阔相均，约各百里。”(31)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糖米之货利天下”，“沃饶甲于南服”，(32)更具有突出的军事政治地位，是我国的海疆屏障。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靖海将军施琅在《恭陈悌台湾弃留疏》中即强调指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越峤，及江浙闽粤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后患，留之诚永固边隅”，(33)从海防的高度指出了保留台湾的重大意义。姚莹也曾总结道：“台湾自入籍以来，设立重镇总摄师干，俾以专杀之典伟东南延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无敢窥伺者，台湾之功也。”(34)
台湾一府五厅四县，有福建省泉州、漳州人，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潮汕人，以及少数民族。由于漳泉潮粤番汉聚居，民番杂处，摩擦时常发生。“凤邑之民狡而狠，嘉彰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涣，葛玛兰之民贫。惟台邑附郡幅员短狭，艋舴通商户多殷实，其民稍为纯良易治，然逸则思滛，一唱百和”。(35)如此繁复的杂处，非但台湾民与民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使得台湾民与兵以及兵与兵之间都很难和睦相处，难免生隙。姚莹总结：“其人蕃庶强悍易动难静，归化百四十年，乱者十数起，械斗劫掠比比有之。”(36)因此，在台湾的举措设施都较为难办，对官员的要求也更高。
台湾作为我国东南海疆门户，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备受关注。早在明清之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等国就积极作为，图谋台湾；鸦片战争前后，英、法、意等新殖民帝国更是加紧步伐，为进一步的通过台湾进而侵扰我国东南海疆及内地而展开争斗。然而，自嘉庆以来，台湾地利尽辟，野无旷土，生齿日繁，民无余赀，情形已大不如从前，内乱时常发生，“台湾孤悬海外，南北绵亘千数百里，地气本浮，人心好动，命盗案多，甲于通省。分类械斗变生，顷刻布谣、胁惑、谋逆、造反习以为常，治理张弛之道与内地迥不相同，南北两路情形又与郡城大异”。(37)因此，台湾与其他地方不同，非但要治理内乱，对外扰的防御更不可松懈。姚莹多年在台湾为官，对台湾风土民情有较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在平定台湾的内乱和外患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姚莹担任台湾县知县期间对台湾的治略
1．姚莹对台湾兵事、政事之理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调往台湾任知县，针对台湾民情，其治理的重心也有了变化。事实上，姚莹对军事、兵事多有研究，陆以□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38)他针对台湾兵事，认为台湾治理的重点是整顿军队，并提出了一套有关兵事的治理方法。他认为对于士兵的运用，关键是将卒之驾驭，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盖兵者，凶器。譬犹剑锋，以杀寇雠则千金之宝也；以伤善类则纯钩弗足贵。彼将卒者，特剑锋耳。指挥而用之是在能者用之道，奈何恤其劳苦，通之以情，闵其粗陋，接之以礼，兵役一体，视之如子，宥其小过而教其所不知。有言必信，有赏必速，如此而兵不用吾命，未之有矣。”(39)在具体用兵之道上应“气不可馁，贵在从容；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贵协力同心”。(40)针对台兵情形，具体治法，则是，“一曰小事勿问，大事勿赦；二曰定日练习，每月亲考；三曰贵成军校，不得数易”。(41)
在此基础上，姚莹进一步指出，治兵之道在于简严相济，并注重简、严、威、恩、信并用的道理。“自古治兵与治民异。盖兵者，凶器。其人大率椎鲁横暴，驭之之道，惟在简严。简者，不为苛细，责大端而已；严者，不为刻酷，信赏罚而已。……重法如迅雷霹雳不可常施，常施则人侧足不安，故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因此，“治兵者不可不知简严之道，不辨轻重者不可以简，不简者不可以严，不严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则继之以恩，恩不足则守之以信。自古名将得士力者，皆由用此”。(42)
在对兵事、用兵、治兵之道进行分析后，姚莹认为对台兵可无深忧，台湾兵都来自各地，彼此相处不相融合，“兴化与漳泉邻郡不相能也，漳与泉复不相能也，是其在营常有彼此顾忌之心，必不敢与将为难”，(43)况且其家属都在内地，兵饷收入较丰，不敢也不愿冒险作乱。1820年，台湾府兵先后当街聚众赌博和发生兵斗，姚莹认真观察，镇静弹压，巧妙地平息了纷争，这同时也说明只要用之得当，台兵还是有可为的。
（嘉庆）二十五年正月，郡兵群博于市，莹为台湾令经过，弗避呵之，众皆走矣。一兵诬县役掠钱相争，莹命跪而问之，众散。兵以为将责此兵，一时群呼持械而出者数十人，欲夺犯去，县役从者将与斗，莹约止之，下舆手以铁索执此兵往迎之曰：“汝敢拘捕，皆死矣。”众愕然不敢犯，乃手牵此兵步行至镇署，众大惧求免。不许。卒责革十数人而禁其博，自是所过兵皆畏避。
又是年九月，兴化云霄二营兵斗，将谋夜起诸将备仓卒戒严，莹亦夜出巡视各营，众兵百十为群，见莹过皆跪。好谕之曰：“吾知斗非汝意，特恐为人所劫，故自防耳，毋释仗毋忘出，出则不直在汝，彼乘虚而入矣。”众兵大喜，曰县主爱我。至他营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罢散。(44)
随后，道光二年（1822），福建巡抚叶世倬以台矣悍，费繁无用，面奏请改台湾戍兵由当地招募，檄下台镇观喜议改，观喜咨询于姚莹，为此，姚莹专门作《台湾班兵议》（上、下），力陈其不可改状。姚莹据理力争，指出了改台湾班兵制为招募土著的三大害处，并驳斥了提
者所虑之无益，提出了一套有关兵治的方术。姚莹认为，“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所以国家之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往返更替以三年为戍期，其目的是使之能“尽力疆场，然后忘躯效命”。并认为，如果改班兵为招募，危害甚大：其一，“若罢止班兵改为招募，则以台人守台是以台舆台人也，设不不虞，彼先勾结，将帅无所把握”；其二，“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劳，勿任晏逸。自古名将教习士卒劳苦为先，手执戈矛，身披重铠，虽遇寒冬雨雪盛夏炎蒸而大敌当前亦将整旅而进。苟平居习为安逸，何能驱策争先。故毕恭毕敬练艺习奔走，日行荆棘之业，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体、暑可重衣，然后其兵可用。今营制训练各有常期，将弁操演视同故事，惟班兵出营约束烦难，且以数十处不相习之人萃为一营，彼此生疏，操练势难划一。将备惧罚即欲不对勤操演有所不能，是于更换之中即寓习劳之意。益以贤能将帅讲习训练斯成劲旅。若该为招募则日久安闲，有兵与无兵等，其不可二也”；其三，“兵者，猛士，以勇敢为上，胜败在于呼吸，胆气练于平时，百战之兵所向无前者，胆气壮故视敌轻也。古者名将教士或卧于崩崖之下，或置诸虎狼之窟，所以练其胆气，使习陷危机而不惧，然后大勇可成。台洋之涉亦可谓危机矣。……若此者班兵往来频数习而狎之，胆气自倍。一旦冲锋镝冒矢石，庶不致畏功而欲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即遇变故亦来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此之谓也。今若改为招募，免其涉险则恇怯性成，遇难望风先走，胆气既无，鲜不溃败，爱之适足以死之。甚非国家所以养兵之意，其不可三也”。
针对台营兵制存在的问题，姚莹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曰无事收藏器械以肃营规；二曰演验军装枪炮以求可用；三曰选取教师学习技艺设备学习技艺以备临敌；四曰增设葛玛兰营兵额以资防守；五曰移驻北路副将以重形势。如此这样，畏之如神明，虽有奸宄不敢萌心，即万一不虞而吾以有备之兵御之，再以子弟之民助之，有不旦夕扑灭者，未之有也”。(45)最后，姚莹指出，“莹所力争于众人者，明戍兵可治，欲安众心而释群疑，救其懦而壮其志，冀有振作耳”。(46)由此也可看出姚莹的良苦用心。从班兵议我们可以看出姚莹对治理台湾的态度，他认为班兵改为招募就是“把台湾给予台湾人”。这种认识反映，清朝收复台湾虽然已经过了150多年，但姚莹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来分析台湾并出谋划策，还把台湾和台湾人看作留心监督的对象，并试图通过尽可能保存和加强既存制度的角度发来解决台湾存在的问题，是较为保守传统的观点。
与此同时，姚莹对将帅不知兵情导致失势之情况非常不满，指出“明季边事之坏，正由书生不知兵挠军情而失事机，虽有猛将劲卒而不能用，一切以法绳之，未见敌人其气先沮，此所以壮士所以灰心，精锐所以销折也”。对近时武人热“雅歌投壶”之风，甚为忧虑，“嗟乎，行阵之不习，技艺之不讲，一闻炮声惊惶无措，虽有壶矢百万，其能以投敌人哉”。针对台湾官兵不得力之状况，姚莹提出了三条救弊之法：“一曰小事勿问、大事勿赦；二曰按期实操，每月亲考；三曰责成千把，不得频易。”(47)相对治兵而言，在治民上有些许差异，他认为，“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48)但同时指出：“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49)主张应与民同其好恶，这样才能上下同心，共同解决问题：“民恶盗贼而严缉捕，民恶匪类而我诛强横，民恶狱讼而我听断以勤，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也。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宽以容奸而有犯必惩，惠以养士而非公不见调和营伍平心以臻浹恰，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下情，防患于未然，慎思以明决，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尚何病之不治哉”。(50)
由此可看出，在对待兵事与政事上，姚莹虽然具体措置有所差别，但总的来说，仍是从传统治边理念出发，强调因俗而治、文治武备、恩威并施，具体治术上不出恩、威、情、信、法等治术的范畴。并且，姚莹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体现了民本思想，这与视民如草芥的其他官员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三）姚莹担任噶玛兰通判期间的治略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七日（12月2日），清迁批准设台湾葛玛兰通判、县丞、巡检各一员，听淡水同知就近控制。(51)道光元年（1821），姚莹奉檄权判噶玛兰，担任噶玛兰同知。在此期间，姚莹“仿诸耆老……考诸案牍，咨询旧吏”(52)，搜集了有关噶玛兰的地理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噶玛兰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噶玛兰原始、噶玛兰入籍、噶玛兰地形地势、风俗民情、噶玛兰台异及入籍后政教治理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对噶玛兰的历史沿革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噶玛兰作为新辟领土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地膏腴，素为贼匪觊觎，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意为贼匪占据，岂不成其巢穴，更添台湾肘腋之患乎”。(53)
噶玛兰民情复杂，有多个地方的移民及土著杂处，经常会产生并激化矛盾。姚莹在任期间，了解民生疾苦，为民办了许多实事，对噶玛兰的稳定和开发做出了贡献。如当噶玛兰发生台风之后，姚莹“周巡原野，倾者扶之，贫者周之，请于上而缓其征，制其药而廖其病，疫以止民大悦”。(54)在政教方面，姚莹专门主持了一次纪念噶玛开发者的公祭活动，因其风俗，借以推动漳、泉、粤等籍与土著的和睦相处，熏陶其各籍人民的文化认同：“噶玛兰始入版图，民、番未能和辑，时有械斗；又频岁多灾。莹锄除强暴，教以礼让，民番大和。乃以秋仲，会集三籍汉民、生熟各社番，设厉坛于北郊，祀开兰以来死者。为漳籍之位于左，泉、粤二籍之位于右，列社番之位于地，以从其俗。城隍为之主，列位于上。是日，文武咸集，率各民、番，盛陈酒醴牲核以祀之。至者二千余人，社番亦具衣冠，随众跪拜，如汉人礼。祀毕，又使民、番互拜。莹乃剀切谕以和睦亲上之义，陈说五伦之道，使善番语者逐句传译之。环听如堵，多泣下者”，贯彻了“安民以惠为先，善俗以和为贵”的治边思想。(55)
此外，姚莹对噶玛拉西势设番、东势设番、沿边各隘及施八坑的地理形势、各社番丁状况也有记录。他曾督率土著经理林兴邦、社丁长进邦、通事把包笼等会同各社图目刊定西势界址，加留沙博，按社计丁分配，并绘造图册报送官方存档，且备份交各土目收掌。通过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任内，姚莹还为噶玛兰的未来开发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如订东势马赛南关、围墙的建造经费的预算表，分别由艋舴、竹堑通往噶玛兰的两条备道的勘察，聘请名师教授肄业生童，等等。(56)在任期间，姚莹“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葛玛兰作了积极贡献。”(57)
道光三年（1823），有开设埔理社之议。赵文恪将此议以问前台湾县姚莹，姚莹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即使要开此二社，也有八大要事需妥善处理。一曰和睦番民；二曰通事必求良善；三曰官课番租不可混淆；四曰界址作何启闭；五曰官荒招佃永除业户之名；六曰用佃万人不可无头人经理；七曰埔理地在万山中，为全台之要领，前后山海之关键，去彰化县城穷远，非微员所能镇抚，不得不略如厅制文武廉俸兵饷作何筹计；八曰开通北路一溪以便舟楫。(58)姚莹批评了两种极端的主张，认为喜功利者，“贪壤地之膏腴”；惧开边者，“守土牛之虚禁”，二者“皆见止一隅未深计久安之策”。(59)
同样，为稳定起见，对于台湾后山开垦之事，姚莹也进行了论证，并指出存在的隐患：“间有山陬沙砾隐垦未报升科者，为数奇零，如纷纷查丈必生事端，非海外安抚穷黎之道”；进而指出，“台湾在前明时尝为红毛所踞，彼岂忘情，特英夷现争内地马头或不暇及此，一经败衄必谋窜台湾。彼知山前文武严防，未必得志，或往山后攻取生蕃之地，或潜购汉奸开垦为将来巢穴，则与我共有台湾患将无已，似宜我先取之勿以资敌”，并提出了几点忧虑，“一旦往垦山后，必以兵护行，番见兵至，势必相持或煽动内山凶番为助，则全台震动，是逆夷尚未外来，番衄已先内启，将使英夷坐收渔人之利，其不可一也。如有用兵而善取之则必厚赏生番，先舆合约，然后招徕民夫荷锄往垦。地既广大，众当盈万，非十余年之功不能成熟，非十数万之费不能竣功。方今军需浩繁，岂有余力及此，其不可二也。即以善取而地广人稠，亦必督以文员理其讼事，更将以兵弁镇其纷争。事属创始，非得贤能廉正年力强壮堪耐盐张锲熟悉地利洞晓民情番俗者不胜此任。……今情异事疏，所遣不得其人，恐无成功，其不可三也。山前山后形势相背，凶番中阴，道路不通。南北须由海道绕行，风涛险远。方今未入版图，治乱犹不可问，一经开辟，当设州县文如牧令武则副参，守以重兵乃能底定，果竟宴然固善矣。设有意外而山前之兵应援莫及，如其仍不能守取之，何为？其不可四也”。在综合考虑台湾内外形势后，姚莹坚持认为，“窃谓后山不开诚有后患，而此时遽开则尚未得机宜，与其辟之而沟塍显露速以兴戎，莫如荒之使无可垂涎暂缓致寇。”(60)台湾埔里社开垦一事，反映了姚莹维持既存制度的一面，当然，这也是清廷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海疆政策的体现。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延缓了开边，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阻碍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延缓了经济的发展。
在噶玛兰任职期间，姚莹著有《东槎纪略》一书，他在作《东槎纪略》自序时表达了为政措置中的“情”“几”“势”三者的关系，“夫无事则享其利，有事则弄其兵，区画而措置之者，吏也。置兵所以治民，治其民不可知其情，知其情不可不审其势，审其势不可不察其机。故情得则势见，势见则几明，势见几明而方略出焉矣。顾或习近闾阎，而暗于制度，或锐意兴革，而昧于事情，逐末者忘本，务名者乖实，言之娓娓而无所用，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利害相乘，不可不辨也。”(61)《东槎纪略》是姚莹根据实地考察写出的有关台湾地理的著作，书中详细记载了台湾大部分地区的地理，县、村、镇的山川形势，道路远近，人口、居民生活及守备情况等，是研究台湾地理和高山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62)
姚莹登上仕途后，在短短的七年中，他相继担任平和、龙溪、台湾等县的知县和噶玛兰通判。其间，他采取武力和教化两方面的措施处理内部激烈的械斗，在涉及边疆安危、外国图谋时，姚莹表现出极大的敏锐度和远见性。可见，姚莹从一开始的治边实践就包括内边的整治和外边的防护，他的边疆史地研究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对边疆事务和世界大势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他继续操持恩、威、信、法等治术，维护了地方的安定团结，实现了对边疆的治理。实践证明，姚莹的治边思想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封建统治的，治绩也是明显的。
（四）姚莹担任台湾道期间对台湾的治略
1．姚莹对台湾内乱的整治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升署台湾道。但此时的台湾不仅内乱重生，而且外患日逼，形势严峻，“独台湾一府孤悬海外，民情本已浮动。况年来查办烟案甚严，沿海奸民不免嗟怨，一旦有警恐其乘隙滋事。是台湾所患不惟外御逆夷，尤须内防奸宄也”。(63)但是，姚莹“能整饬吏治，以立远大之谋，至今人犹道之。”(64)
莅任后，姚莹分析了台湾的现状，指出台湾官民交困的局面及其应对策略，“而台湾近时之病固不止此。其大者，则在乎官、民两贫。官贫则心有所不馁，不暇远谋。民贫则争利愈急，难与为善。古人云‘瘠土之民好义’。此言地土本瘠之民，习于勤剑，故无淫佚之思也。若台本沃土，民久习于奢淫，富而忽贫。常人且不能安分，况海外浮动之区乎？以不暇远谋之官，治难与为善而且思乱之民，必无济矣。夫官胡为而贫也？官赖维民，民赖维物，物力耗竭，富安从来？台民生财之道，一曰树艺，二曰贸迁。及其敝也，一耗于奢淫，二耗于词讼，三耗于械斗，四耗于乱逆，五耗于盗贼。五耗并至，其竭固宜。今欲治之，必先富之，其道奈何？曰：养其所以生，去其所以耗而已。夫民有地自能树艺，民有货自能贸易。惟有忧之者，斯害其生；苟去其耗，则得其养。二者虽殊，其道一也。今吾不扰吏，然后可使吏不扰民。凡奢淫之事以禁止。所谓耗者去其一。督饬所属勤理狱讼。不能无讼也，惟速结之。所谓耗者去其二。县千数百庄，庄有董事，十数董事举一总理，理之董之。能无械斗者有赏，斗者有罚。所谓耗者去其三。周防于未乱之先，迅办于为乱之始，善筹于既乱之后，所谓耗者去其四。家自为守，人自为保，无业者有以资生，为盗者即行捕治，所谓耗者去其五。去此五耗，民乃可生，生得其养，比及十年，富将可复。治以以此，其庶几乎？夫治国比于乱丝，必得其端；不得其端，益滋棼耳，非善治也。”(65)
其实，内乱方面主要还是盗贼、械斗、谋逆等三个问题。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姚莹对台湾内部的叛乱进行了整治。这在《东溟奏稿》卷一《审办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匪徒奏》、《筹剿三路匪徒奏》等条中有详细的记述。他认为这几个问题在表面上虽然不同，但其根源都在于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夫为政之道，贵在相时因地揆势度情。台地大患有三端，一为盗贼，二为械斗，三为谋逆。此三者虽别，实皆匪类所为。游手日多，辗转聚处，倡乱之奸民甫十数人，附和即可千百。附和者初无定见，匪类招之则为盗贼，官人招之则为极刑。果能处置有方，此皆良民耳。‘处置游民的良善之法，则是联庄收养之’，本司道以为此时要务，自当联庄团练以固良善之藩篱，龙当收游民，以免匪徒之诱结。联庄团练之法，前人及该令已为难之，然须实力行之”。(66)他计划先在嘉义、彰化两县试行，然后推广于全台湾地区，并力陈“如果此事能行，是乃先事尔乱之急也”。(67)为此，他又重操恩威并施的治政法宝：“台镇练兵虽勤，而不得民心，即诸营亦颇怨之。以重困之官，抚重困之民，将骄悍之惟有躬行俭约以清治原。裁减各属供应，去其陋规之甚者以纾官司；力撤辕门差事，一切暑（署）中自备，革去道役例差之病民者，停诸工作兴趣之举科派勒捐者以苏民困。根本即固，然后督饬有司急捕巨盗九十余人，悉置之法，闾闾稍安。”(68)其“大要在不动声色静以镇之。各路陆营弁兵仍旧弹压，地方不轻调协以防内变，守口之事惟责成水师而助以乡勇，驻防其各属村庄则如前，收养游民之法使民壮头人选壮丁自为团练，造送名册以备临时调用，无事时各安其业。……外既有备，内亦无扰”，(69)并认为可收一举两得之效：“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70)
但是，姚莹在处理台湾内乱的过程中，把参加骚动或有嫌疑的人视为盗贼，从纯粹的官方立场看待老百姓的骚动。实际上，这一点是有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当时情况的余地的。如随着流入台湾人口的增加，台湾在经济上的魅力下降，官民生活困顿，这或许是产生内乱的根本原因所在。(71)
2．姚莹反击英国侵略的爱国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姚莹认真分析台湾内外形势，其内“盖台地人浮动，易为乱亦易为义；驾驭贵合机宜，爵赏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其外“夷人之长，全在大船火器；必使船入港，火器有御，方为尽善”，并指出守御之法，其要有五：“一日塞港；二日御炮；三日破其鸟枪；四日守城；五日稽察好民”。(72)随后，他亲自至南北两路勘察，于全台大小海口17处，均依据地形，部署兵力，修建炮墩，制造战船，训练水师，筹募经费，招募义勇，严密巡防。为做好反侵略的战争准备，取得上司的支持，他连续上书《台湾水师船炮状》、《请造战船状》、《防夷急务状》、《筹勘主夷状》、《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等等。(73)姚莹在批判两种极端观点的同时，还主张积极保护海防以守土自任，“至于夷人大局一误再误，人所共知，莹则以为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是，忠于谋国者总当无立功好名之心，审量事势机宜，善权终始，岂一言所能概耶。莹职在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74)。通过积极布防，自1840年起至1842年，姚莹依靠台湾军民，先后击退英舰进犯5次，炸沉英舰3艘，生俘英军150人，缴获大批炮火装备，可谓战果辉煌，战功卓著。他以功赏二品顶戴，使台湾免受被奴役的境地，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是值得称赞的。关于姚莹在这方面所体现的海防思想、边事谋略、爱国思想等，学者们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兹不赘述。(75)
通过鸦片战争，可以看出姚莹把传统治边理念运用于抵抗外国列强上，并通过惯有的治略取得了成功，“莹伏思自古双夷，不外恩威信三者，台湾两次擒剿夷众，已足示威；生释夷俘，又已施恩；今若不许所请，彼将谓我诓层，且不足以示信”，(76)指出“盖夷未抚以前，道在扬威励士；既抚之后，道在息事安人”。(7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姚莹对待经济军事势力都较强大的英国，同样把它视为朝贡之国之地位，其运用的治术同对待我边疆民族没有两样，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没有逃出“夷厦之防”、“中外之防”之窠臼，这是非常可悲的。当然，这是由姚莹的地主阶级的地位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姚莹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先后担任台湾县知县、噶玛兰通判和台湾兵备道的过程中，姚莹对台湾的地理形势，尤其是对噶玛兰原始、入籍、地形地势、民情利弊都有全面的论述，对台湾边疆地区开疆辟土也有全面的权衡。这些都反映了姚莹对台湾事务的关注，也显示出他对台湾作为国家东南海上屏藩的重视和远见，希望其能作为“后之君子”治理和保卫台湾时制定方略的依据，“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78)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台湾各地民情利弊，姚莹提出了相应的治边思想，在以往治略的基础上，更加娴熟地运用恩、威、情、法等治术，因俗为治，贯彻了民族统一、民族团结思想：“窃谓服官之道非一，贵在乎因地得人，或弛或张，惟当之当而已。自古治边地者莫先威惠。闽自大儒间出，文物声名媲与齐鲁，然实山海交错悍陋之俗未能尽除也。漳泉之械斗，台湾之好乱无论矣”，(79)对台湾的稳定和开发都做出了贡献。此外，姚莹以长远的眼光，看出台湾土著民族的进步，特别是“郑氏父子驱逐红毛而有之，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入版图，至今得沐圣化教养，近二百年已变革盱睢富庶，若此更百余年，山后之地尽辟，岂非海外一大都会耶”。他两次任官台湾，看到进步事实，说：“以余所见台湾生番，则已身游洪荒之世矣；今又来兹域，畅览夷风，然后知六合之内，人物由朴而华，作之君师，其理一也”。(80)“六合之内，人物由朴而华”，可以说这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进化历史认识。
但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始终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治边方针贯彻始终。如“伏思台地民情素本浮动，平时尚多不靖。兹值逆夷滋扰宵小不免生心，攘外必先靖内，所有厅县官及陆路弁兵皆当照常弹压，地方不可轻动”，(81)“冶台地恶习游手之徒每际秋冬辄思蠢动，今借防夷收集使沿海穷民得以资生，免为敌用，是攘外即所以靖内也”。(82)针对“闽浙总督以夷船坚炮猛，沿海若与交锋万难制胜，不如诱之登岸，四面埋伏截杀”，下令将所有原设海边大小炮位移至内地十余里或三五里之要隘处，各处港口，必须堵塞，夷船未到时，仍留小口以便渔船出入，夷船到时，即令沿海居民避徙内地。对此，姚莹认为“有未可一概论者”，根据台湾情形，实施起来有五难：“海畔平旷，村庄散漫，处处可行，并无扼要之所，其难一也。沿海之人十九皆穷，其心叵测，绵亘千数百里，人口繁重，迁之则无地可容，无业可活，置之则引敌登岸，无所不为，其难二也。台地恶心，最忌迁徙，匪徒每欲为乱，则造言恐吓居民迁徙，乘间为乱，其难三也。沉舟载石固可堵塞口门，然无兵勇守之，则堵者仍可以开，塞者亦可以去，其难四也。台人好乱，无事犹造播谣言，若撤退守口之兵，则明示以官兵懦怯，良者以为官弃其民，奸人益启猖獗之志，其难五也。且如郡城，西临大海，城外即水，仅恃安平一镇横亘为卫。安平地狭，东西一里余，南北二汕迤逦相连，今守郡城，舍安平更无退步。城系土筑，未可言坚，虽欲坚壁清野而不可得。”(83)所谓“五难”虽多属实情，但也再次暴露了姚莹防“贼”甚于防夷的思想本质。“攘外安内”仍是传统治边方针的体现。通过姚莹在台湾的治略，不难看出，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对内乱的防治和治理上，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可以说，姚莹对台湾的外患等有关国家存亡的海防是缺乏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的。
通过先后在福建平和、龙溪、台湾等处为官，姚莹对我国东南边疆——福建的民情和政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进行了总结，基本实现了安边稳边的目标。尤其是平定台湾的内乱与外患的治边实践，是非常成功的案例。第一，多次强调为政之道并用诸行动，贵在“因地得人，或弛或张，惟用之当而已”；第二，坚持治军要严，员弁必须熟悉军事技能；第三，清除积弊，严惩抗欠之风；第四，整顿吏治，惩治台湾司书提塘之勾结。(84)
(1) 姚莹：《赠汪孟慈序》，《东溟文后集》卷九，第799-803页。
(2) 注：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但仕途不太顺畅，作了20余年的御史。嘉庆亲政后，立即被任为山东按察使，不久，再提升到两广总督。而后，历任刑部尚书、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等，参见《清史稿》卷343《百龄传》，第11133-11135页。
(3) 姚俊昌：《姚莹年谱》，《姚莹中复堂全集》，第4285页。
(4) 姚莹：《上座师赵分巡书》，《东溟文集》卷三，第143页。
(5) 姚莹：《上座师赵分巡书》，《东溟文集》卷三，第145-147页。
(6)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59页。
(7) 姚俊昌：《姚莹年谱》，第4286页。
(8) 姚莹：《复李按察书》，《东溟文集》卷三，第1521页。
(9) 姚莹：《覆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二，第361页。
(10) 姚莹：《覆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二，第362-364页。
(11) 姚莹：《覆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二，第361页。
(12) 姚莹：《复李按察书》，《东溟文集》卷三，第151-153页。
(13) 参照：姚莹：《复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二，第364页；姚莹：《复李按察书》，《东溟文集》卷三，第153页；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74页。
(14) 李永玉：《姚莹（1785—1853）研究——以学习、官场生涯为中心》，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第43页。
(15) 姚莹：《覆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二，第364页。
(16) 姚俊昌：《姚莹年谱》，第4289页。
(17) 李永玉：《姚莹（1785—1853）研究——以学习、官场生涯为中心》，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第43页。
(18) 姚莹：《谢周漳州书》，《东溟文集》卷四，第168页。
(19) 姚莹：《召乡民入城告示》，《东溟外集》卷四，第419页。
(20) 姚莹：《召乡民入城告示》，《东溟外集》卷四，第420-421页。
(21) 姚莹：《谕七百社家长东溟外集》卷四，第421-422页。
(22) 姚莹：《董文克公》，《识小录》卷七，第2360页。
(23) 姚莹：《谢周漳州书》，《东溟文集》卷四，第168-170页。
(24) 姚莹：《复方漳州求言札子》，《东溟文集》卷三，第155-165页。
(25) 姚莹：《与李永州书》，《东溟文集》卷四，第221-222页。
(26) 姚莹：《复方漳州求言札子》，《东溟文集》卷三，第154页。
(27) 姚莹：《复程中丞书》，《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68页。
(28) 姚莹：《复方漳州求言札子》，《东溟文集》卷三，第156页。
(29) 姚浚昌：《姚莹年谱》，第8页。
(30) 姚莹：《董文恪公》，《识小录》卷七，第2360页。
(3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4页。
(32) 姚莹：《东槎纪略·自序》，第2387页。
(33) 孙尔准等修、陈寿祺等纂：《重纂福建通志·施琅传》，台北：台湾华文书局，清同治十年重刻本。
(34) 姚莹：《台湾班兵议上》，《东槎纪略》卷四，第2585页。
(35) 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24页。
(36) 姚莹：《东槎纪略·自序》，第2387页。
(37) 姚莹：《上督抚言全台大局书》，《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97页。
(38)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9) 姚莹：《与杜少京书》，《东溟文集》卷四，第208页。
(40) 姚莹：《遵旨筹议覆奏》，《东溟奏稿》卷三，第1779-1780页。
(41) 姚莹：《复赵尚书言台湾兵事第二书》，《东溟文集》卷四，第188页。
(42) 姚莹：《复赵尚书言台湾兵事书》，《东溟文集》卷四，第177-178页；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05-2607页。
(43) 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08页。
(44)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03页。
(45) 姚莹：《台湾班兵议上》，《东槎纪略》卷四，第2586-2602页。
(46) 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第二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17页。
(47) 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第二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14-2617页。
(48) 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第二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24页。
(49) 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东溟文集》卷四，第172-176页。
(50) 姚莹：《覆笛楼师言台湾兵事第二书》，《东槎纪略》卷四，第2624-2625页。
(51)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80页。
(52) 姚莹：《葛玛兰原始》，《东槎纪略》卷三，第2533页。
(53) 姚莹：《葛玛兰入籍》，《东槎纪略》卷三，第2545页。
(54) 姚莹：《葛玛兰台异记》，《东槎纪略》卷三，第2567页。
(55) 姚莹：《葛玛兰厉坛祭文》，《东槎纪略》卷三，第2571-2574页。
(56) 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89页。
(57) 戴学稷主编：《鸦片战争历史人物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58) 姚俊昌：《姚莹年谱》，第4297页。
(59) 姚莹：《埔理社纪略》，《东槎纪略》卷二，第2476页。
(60) 姚莹：《台湾后山未可开垦议》，《东溟文后集》卷三，第542-548页。
(61) 姚莹：《东槎纪略·自序》，第2387页。
(62) 吴寿祺主编：《安徽历史人物》，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41页。
(63) 姚莹：《上督抚言夷务急状》，《东溟文后集》卷四，第575页。
(64)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05页。
(65) 姚莹：《与汤海秋书》，《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95-697页。
(66) 姚莹：《饬嘉义县收养游民札》，《东溟文外集》卷二，第1071-1072页。
(67) 姚莹：《上督抚请收养游民议状》，《东溟文后集》卷三，第531页。
(68) 姚莹：《与毛生甫书》，《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88-689页。
(69) 姚莹：《复梅伯言书》，《东溟文后集》卷七，第717-718页。
(70) 姚莹：《会商台湾夷务奏》，《东溟奏稿》卷二，第1662页。
(71) 李永玉：《姚莹（1785-1853）研究——以学习、官场生涯为中心》，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第66页。
(72) 达洪阿、姚莹：《防夷奏疏》，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91-195页。
(73) 王俊义《姚莹简论》，《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2-365页。
(74) 姚莹：《复梅伯主书》，《东溟文后集》卷七，第717页。
(75) 如：戚其章的《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王生怀的《论姚莹搞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季云飞的《鸦片战争期间姚宝“抗英保台”思想与实践》（《军事历史》，1997年第1期）；姚愔的《姚莹率领台湾军民抗英军》（《团结报》，1998年5月19日第3版）；殷永千的《杰出的爱国者-姚莹》（《晋阳学刊》，1998年第4期）；闵传超的《姚莹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安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许增的《喋血饮恨冀雪国耻-论姚莹的道德操守与爱国主义》（《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等。
(76) 齐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504页。
(77) 姚莹：《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东溟文后集》卷七，第748页。
(78) 吴德旋：《东槎纪略·序》，第2392页。
(79) 姚莹：《覆贺耦庚方伯言》，《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75页。
(80) 姚莹：《诸蕃志》，《康輶纪行》卷十二；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3422页。
(81) 姚莹：《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东溟文后集》卷四，第588页。
(82) 姚莹：《驳台湾令壮勇不能登埤议》，《东溟文后集》卷四，第620页。
(83) 姚莹：《台湾不能坚壁清野状》，《东溟文后集》卷五，第645-646页。
(84) 姚莹：《复贺耦庚方伯方》，《东溟文后集》卷六，第675-679页；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