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现代社会的开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一点就是自由人的诞生,于是,人而不是神,成了世界的中心(Human-ism)。这鲜明地体现在意大利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论人的尊严》的演说中。皮科在这篇被称为“人文主义宣言”的演说中,做出了这样的呐喊:“这位举世无双的工匠(上帝)决定,由于找不到任何恰当的东西给予人,那么人将同时拥有万物的特性。上帝于是把人视为特性待定的生命,把他安置在世界的中央,并对他指示如下:亚当,我既没有给你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给你独自拥有的形式,也没有给你任何特殊的功能,目的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获取和拥有你希望的任何住所、任何形式和任何功能。所有其他事物的特性都受到我们所制定的法则的限制与约束。而你将由自己来决定你的特性的边界,不受任何约束,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让你听从自由意志的支配。”[1]
皮科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现世人生的美好和意义,与中世纪神本主义以神为中心、否定人及其世俗生活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认为,人是自由的,相对于其他动物,人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动物,即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特性或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皮科的人文主义宣言拉开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序幕。黑格尔也认为,萌芽于14世纪并发展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人的理性觉醒和成熟:“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精神重又觉醒起来,它能够深入看见自己的理性,就像看见自己的手掌一样。”[2]人类已经成年,再也不需要上帝、教士乃至封建主的“监护”。
文艺复兴反对神学在人的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反对将人的思想成果(古典著作)处在神学的监控之下,主张古代著作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优点而挺立,宗教都不应该成为接受或反对前者的标准,主张用“人”的主义(human-ism)来取代“神”的主义。为实现这一使命,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力图从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著作中寻求启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著作对人的理解比宗教更为人性化,并且蕴涵着解放的、自由的和博雅的教育理想。于是,15世纪上半叶,五大学科(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取代了自由七艺(语法、修辞、辩证法、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和音乐),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人文主义者先是学习古罗马的文献,后来又扩展到古希腊的文献,其中主要涉及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塔克和昆体良的作品。人们相信,古代文献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力量,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模仿古典成了教育和伦理的基本概念。
一些人如蒙田和伊拉斯谟看到了这种不加反思的模仿的危险,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模仿是为了自主的思考和行动。学习西塞罗,不是为了成为西塞罗,而是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是文艺复兴的一种时代心声。
因此,总体说来,人文主义者重视古典学习,认为学校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古典著作来形成或发展他们的理性能力。德国的斯图谟曾在一所学校实践他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这所学校的教学计划为德国其他学校所仿效。
[1] 王红欣主编:《聆听震撼世界的声音》,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6—247页。
[2]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卷三,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