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天早上，当我打铃要我的信件和报纸时，房东费洛斯小姐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这是答复我给她留的条子的，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将于当天中午一点一刻在圣詹姆斯大街他的俱乐部恭候我。因此，在将近一点钟时，我先漫步到我自己的俱乐部喝了一杯鸡尾酒，我相当肯定，罗伊是不会请我喝鸡尾酒的，然后，我沿着圣詹姆斯大街走着，随便看看路旁的橱窗，由于还有几分钟可以消磨（我不打算太准时赴约），我便走进了克里斯蒂拍卖行看看有什么看得上的东西。拍卖已经开始了，好几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人正在传看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那个主持拍卖的人用厌倦的目光看着他们伸指示意，懒洋洋地嘟囔着：“有人出十个先令，十一个，十一个先令六便士……”这是六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英皇大道的空气非常清新。相形之下，克里斯蒂拍卖行墙上悬挂的那些画显得那样昏暗。我走出了拍卖行。街上的行人都带着一种悠闲的神情，似乎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渗入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在各自繁忙的事务中，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地想停下来欣赏一下生活的图景。

罗伊的俱乐部很安静。前厅里只有一个年事极高的看门人和一个侍者；我突然产生一种忧伤的感觉，似乎这里的人都在参加侍者领班的葬礼。当我说了罗伊的名字后，门口那个侍者领我到一个空荡荡的过道中存放我的帽子和手杖，然后又领我到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大厅的四壁悬挂着真人一样大小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们的肖像。罗伊从一个皮沙发里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直接上楼，好吗？”他说。

我果然猜对了，他不会请我喝鸡尾酒，因此心里暗暗对自己的考虑周到很得意。他带我走上一个铺着厚地毯的华丽的楼梯，一路上一个人也没碰见；我们走进来宾用餐的餐厅，那里面一个另外的客人都没有。餐厅相当宽敞，也非常干净，四壁雪白，有一扇亚当式的窗户。我们在窗前的座位上坐下，一个举止端庄的侍者送上一张菜单。牛肉、羊肉、羔羊肉、冷鲑鱼、苹果挞、大黄挞、鹅莓挞。当我顺着这张千篇一律的菜单往下看时，不禁叹了口气，我想到了就在这条马路拐角处的那家饭店，那里有法国式的烹调、喧闹的生活气息和那些穿着夏日衣裙的涂脂抹粉的女人。

“我推荐这里的小牛肉火腿派。”罗伊说。

“好吧。”

“我自己来拌色拉。”他用随便的然而却带有命令式的口气对侍者说。然后，他又把目光移到菜单上，慷慨地说：“吃完派再来点龙须菜，怎么样？”

“那太好了。”

他的举止这时变得越发神气了一些。

“两份龙须菜，告诉厨师长，叫他亲自选料。你喜欢喝点什么？来一瓶德国白葡萄酒，怎么样？我们对这里的这种酒都很喜欢。”

我表示同意，罗伊又吩咐侍者把酒类总管找来。我在一旁不禁对罗伊点菜时这种发号施令但又十分客气的气派十分钦佩。你会感到一个有教养的国王就是用这种气派召见他的大元帅的。酒类总管穿着笔挺的黑制服，脖子上挂着说明他职务的银链条，拿着酒单匆匆地跑了过来。罗伊随便地朝他点了点头。

“嗨，阿姆斯特朗，给我们来点21年的圣母之乳[4]。”

“好的，先生。”

“存酒还多吗？还不少吧？你知道，以后恐怕弄不到了。”

“是的，恐怕弄不到了，先生。”

“不过，也不必杞人忧天，是吗，阿姆斯特朗？”

罗伊朝着这个总管亲切又俏皮地笑着。总管从他和这些俱乐部成员长期打交道中知道他需要说点什么回答这句话。

“是的，用不着，先生。”

罗伊笑了，眼睛朝我看着。这个阿姆斯特朗，真是个角色。

“好吧，把酒冰镇一下，阿姆斯特朗，不过不要太凉，要正好。我要请我们的客人看看咱们这里办事都是恰到好处的。”说完，他又转向了我。“阿姆斯特朗在我们这里已经四十八年了。”等到总管走开之后，他说，“我请你到这里吃饭，希望你不介意。这里很安静，便于好好谈话。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谈谈了。你看上去身体不错。”

这句话使我也注意起罗伊的外表了。

“比起你来，差多了。”我回答。

“这是我正正经经、没有邪念、虔诚生活的结果，”他大笑着说，“工作很忙，运动也很多。还打高尔夫球吗？最近我们应该打一场。”

我知道罗伊说的是临时编出来的应酬话，浪费一天的时间和我这种打不打无所谓的伙伴打球，对他是最没意思的事。所以接受他这种不明确的邀请是肯定不会兑现的。他真是健康的象征。他的卷发已经十分灰白了，但这种颜色对他很相称，使他那坦率的、被太阳晒黑的脸庞显得年轻了。他的眼睛清澈、明亮，对人诚挚。他比年轻时略胖了一些，所以当侍者端给我们奶油卷时，他改要黑麦面包。不过他虽稍胖却反而增加了尊严的气派，这使他的各种评论更增加分量。他的举止比过去更显得从容，这使你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他坐下来的时候，那样稳重敦实，使你几乎觉得他是坐在一座纪念碑上。

在我刚才叙述他同侍者的那段对话时，我希望读者得出的印象是，他的谈话一般来说并不总是那么才华横溢或机智俏皮，但是却很流畅，另外他总是笑声不断，使你有时候有个错觉，觉得他说的话很风趣。他永远不会找不到话说，他和别人谈论当前的一些问题时，那样从容不迫，使听他话的人从不会感到紧张。

很多作家都有个坏毛病，他们过分注意辞藻，就是在日常谈话中他们也过于推敲用词。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每句话都经过斟酌，在说明自己的意思时往往既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字。这种习惯使很多上层社会的人与他们交往时对他们望而生畏，这些上层人物由于精神生活的单调，词汇有限，因而他们在选择社交对象时自然也要考虑再三。然而与罗伊在一起，却从不会感到这种拘束。他可以用对方完全能理解的语言和一个爱跳舞的近卫军军官说话，也可以同一个参加赛马的伯爵夫人用她的马夫的口吻来谈话。这些人每谈到罗伊时总是热情洋溢、轻松愉快地说他一点都不像个作家。罗伊最乐意听这类赞扬。聪明人总是用一些现成的短语（眼下例如“不关别人的事”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最流行的形容词（如“神了；太棒了”或是“叫人脸红的事儿”）以及只有生活在那个圈子里你才懂得的一些动词（如“dunch”[5]），用这些词汇讲话往往使那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特别亲切，而且你还不必动脑筋。美国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人，他们把这种谈话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阶段，创造出一大堆简洁、平庸的辞藻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必考虑嘴里在说些什么就可以进行一场生动有趣的谈话，而他们的脑子就可以用来自由思考他们的生意经或者与情人私通这类更为重要的事情。罗伊的词汇是极其丰富的，他当机立断的选词总是准确无误的；这些词汇恰如其分地为他的讲演增添色彩，而且每当他用这些词时总是精神焕发，口气真切，使人觉得这些话都是从他才华横溢的头脑中刚刚创造出来的。

现在，罗伊同我一起边吃边谈，他谈这谈那，谈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最近出版的书，谈上演的歌剧。他说说笑笑，情绪很高。他总是对人很亲切的，但今天他这种亲切姿态实在令我惊讶。他抱怨说我们两人见面机会太少了，他用他固有的那种使人愉快的坦率对我说他多么喜欢我，以及他如何高度评价我。我觉得我不能不迎合他的这番情谊。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也就问问他正在写的书。我们互相都说对方的作品没有得到它理应享有的成就。我们吃下了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告诉我他怎样调拌色拉。我们喝着德国白葡萄酒，赞赏地咂着嘴唇。

而我却一直在想他什么时候会谈到正题。

我无法相信在这伦敦社交活动最繁忙的季节，阿尔罗伊·基尔只是为了想谈论马蒂斯[6]的作品、俄国芭蕾，或是马塞尔·普鲁斯特[7]这些题目而愿意在一个既非评论家、又不是在任何方面有什么势力的同行作家身上白白浪费一个小时。此外，在罗伊谈笑风生的背后，我好像感到他有点心神不定。要不是我知道他现在家境富裕，我真会怀疑他要开口问我借一百英镑。看起来好像这顿午餐就要结束，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说出他想要说的话。我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小心。也许他觉得我们两人这么长时间没见面，第一次见面最好先建立一个友好关系，因而准备把这顿丰盛的、气氛愉快的午餐看作只不过是个引鱼上钩的水底诱饵。

“我们到隔壁去喝咖啡，好吗？”他说。

“随你便。”

“我觉得那儿要舒服些。”

我跟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里比餐厅宽敞多了，有一些很大的皮扶手椅和很大的沙发；桌上放着些报纸和杂志。两个老年人坐在角落里低声谈话。他们很不友好地看了我们一眼，不过这并不妨碍罗伊依然亲切地向他们打招呼。

“嗨，将军。”他高高兴兴地点点头叫道。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欣赏这晴朗明快的天气，真希望多知道一些这条圣詹姆斯大街的历史背景。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竟连马路对面那家俱乐部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没敢问罗伊，怕他因为我对每个有身份的人都知道的事一无所知而看不起我。他把我叫回去，问我要不要在喝咖啡时也喝杯白兰地，当我谢绝之后，他却坚持要我喝上一杯。他说这个俱乐部的白兰地是有名的。我们在一个很典雅的壁炉前并肩坐在沙发里，点燃了香烟。

“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后一次到伦敦来时，他和我就是来这里吃午饭的。”罗伊随便地说道，“我一定要他老人家尝尝这里的白兰地，他喝了很高兴。上个周末我就是在他的夫人那里度过的。”

“是吗？”

“她多次问候你。”

“多谢她。我以为她不记得我了。”

“不，她记得你。你大约六年前在她家吃过饭，是吗？她说那次老头儿看见你很高兴。”

“不过我想她可并不高兴。”

“啊呀，那你可错了。当然啰，她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要去看老头儿的人实在太多了，她必须节制他的精力。她总怕他活动太多。你想想她竟然使老头活到了八十四岁而且智力不衰，这是很了不起的。老头儿逝世后，我常去看她。她非常孤单。不管怎么说，她全心全意地侍候德里菲尔德整整二十五年。真是奥赛罗[8]的生涯。我真替她感到难过。”

“她年纪还不算太大。我敢说她会再结婚的。”

“噢，不，她不会的。那样的话就太糟了。”

谈话稍停了一下，我们品尝着自己的白兰地。

“极少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了解成名之前的德里菲尔德，你恐怕是其中的一个。你曾有一段时间和他来往很多，是吗？”

“有点来往。那时候我几乎还是个小男孩，而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知己。”

“可能不是。不过你一定知道不少别人不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

“大概是的。”

“你有没有什么打算要写一些关于他的回忆？”

“上帝！我可没有。”

“你不觉得你应当写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最后一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小说完全可以像过去一百年里所写就的任何一本小说一样成为经典作品留存下去。”

“不见得吧。我总觉得他的小说很枯燥。”

罗伊看着我，目光中似乎闪烁着笑声。

“真是典型的你的口气！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有你这种看法的是少数。坦白地说，我看他的小说不止一两遍，而是六七遍，而每看一遍都觉得他的作品更好了。你有没有读过他逝世时评论他的那些文章？”

“看过一些。”

“舆论那样一致，真是惊人的。我每一篇都读了。”

“要是他们都说同样的话，那不是大可不必了吗？”

罗伊友好地耸耸他那宽实的双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泰晤士报》文艺副刊的那篇文章非常精彩。老头儿自己要是能读到，对他是很有益的。我听说《季刊》下一期也要登一篇。”

“我还是认为他的小说很枯燥。”

他带着宽容的神情微笑着。

“你的看法和所有有分量的评论家的看法都不一致，你不觉得有点不安吗？”

“没什么特别的不安。我写书三十五年了，你想象不到我看过多少人曾被称为天才，享受了一瞬间的荣耀，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死了呢还是被关进疯人院了，还是埋在办公室里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跑到了什么偏僻的村庄去，在那里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作品借给那些乡村医生和老姑娘们看。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仍是某个意大利公寓中的大人物。”

“噢，当然，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我知道这些人。”

“你还以这些人为题发表过演讲。”

“这是不能不做的，只要可能，应当帮这些人一点忙，其实谁都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管他的，反正一个人总应当对人慷慨一点。不过，不管怎样说，德里菲尔德和这一类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选集共三十七册，最近在苏富比拍卖行出售的那一套卖七十八英镑。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他的书的销售量每年稳步增加，去年是销售量最多的一年。你可以相信我说的。上次我在德里菲尔德夫人那里时，她给我看了他的书的收入账目。德里菲尔德的地位没问题是已经确定了的。”

“谁能肯定？”

“你不是认为你可以吗？”罗伊酸溜溜地回答。

他并未能止住我。我知道我在挑他发火，我暗自感到很高兴。

“我觉得我少年时代的本能判断还是正确的。那时候，人家对我说卡莱尔是个伟大的作家，我很惭愧我觉得他写的《法国大革命》和《衣裳哲学》简直没法读下去。现在还有人能读他的这些作品吗？我原来确实认为别人的意见要比我自己的高明，所以我尽力使自己相信乔治·梅雷迪斯[9]的作品很了不起。可是我心里却认为他的东西矫揉造作，冗长啰唆，也很不真诚。现在好多人也都这样认为了。那时候，人家对我说你要是钦佩沃尔特·佩特[10]，这就证明你自己也是个有教养的人，于是我就钦佩沃尔特·佩特。可是，老天爷，他写的《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可把我读得烦死了。”

“噢，是啊，现在大概是没有人读佩特的作品了，梅雷迪斯也已经过时了，卡莱尔的作品的确是装腔作势，空话连篇。”

“你不知道三十年前他们的作品是如何被认为肯定会永垂不朽的。”

“那么，你从来没看错过任何事吗？”

“也有一两次。我过去对纽曼[11]作品的看法远不如现在，而对菲茨杰拉德[12]的读起来琤琤有声的四行诗则比现在的看法要好得多。那时候我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觉得简直读不下去；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是他的杰作。”

“那么，有哪些作品是你当时认为很好，而现在仍保留这种看法的呢？”

“这个嘛，例如《项狄传》[13]和《阿梅莉亚》[14]，以及《名利场》[15]、《包法利夫人》[16]、《帕尔马修道院》[17]和《安娜·卡列尼娜》[18]，还有沃兹沃思[19]、济慈[20]和魏尔伦[21]。”

“我这样说请你别介意，我认为你这些见解并没有什么新颖独到之处。”

“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的看法的确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因为你问我为什么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我试图向你解释从前我或是出于自卑胆怯，或是为了尊重当时有教养的人们的意见，我说过一些赞扬某些作者的话，而实际上我却并不真正钦佩某些当时被大家都认为可敬可佩的作家，而后来的发展似乎说明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对的。而我从前直觉地、真诚地认为很好的作品倒真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在我个人方面以及评论界一般的看法方面都是如此。”

罗伊沉默了片刻。他看着自己的杯底，我不知道他是想看看杯中有没有咖啡还是想找点话说。我看了一眼壁炉上的钟。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很合时宜地告辞了。也许我猜错了，罗伊请我吃饭只是为了和我随便谈谈莎士比亚和奏乐杯[22]。我暗自责怪自己不该对他有那些刻薄的想法。我关切地看看他。如果这真是他请我吃饭的唯一目的，那他肯定是感到厌倦或者失去信心了。如果他感到沮丧，那可能是因为至少在目前，这世道使他有些受不了。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正在看壁炉上的时钟，他又开口了。

“一个人能够一本接一本书地整整写六十年，而且舆论对他的评论一年胜似一年，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承认这样的人一定有点不寻常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在他的住所费内别墅，一排书架上都陈列着他的作品的翻译本，他的作品被译成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文字。当然，我愿意承认许多他写的东西今天看起来有点老式了。他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成名的。另外，他的作品是有冗长的倾向，他的大多数故事情节都是抒情感伤的，但是他的作品中有一个特点你是必须承认的：美。”

“是吗？”我说。

“说来说去，这一点是最关键的，而德里菲尔德作品的每一页上都使人直觉地有美的感受。”

“是吗？”我说。

“我真希望那次他过八十岁生日，我们去给他送一幅他的肖像时，你也在场。那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在报上读到过。”

“那次去的不仅仅是作家，那是一次极有代表性的聚会——科学、政治、工商业、艺术各界以及上流社会的代表们；你是很难看到这么多各界知名人士聚集在布莱克斯特博车站从同一列火车中走下来这种情景的。当首相把勋章授给老人时，那场面实在令人感动。他做了个很动人的讲话。我可以告诉你，那天，好多人的眼睛里都滚动着泪水。”

“德里菲尔德哭了吗？”

“没有，他极其镇静。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局促不安，但是很平静，仪态大方，对大家这番盛情自然很感激，但是说话多少有点干巴。德里菲尔德夫人怕他太累，所以当我们进餐厅吃午饭时，他留在书房里，她叫人用托盘送了点东西给他吃。在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我溜了出来去看看他。我见他正抽着他的烟斗，注视着我们送给他的肖像。我问他觉得画得怎样，他不愿说，只是微微一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把假牙拿下来，我说不行，代表团一会儿就要进来跟他告别。接着我问他是否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刻，‘怪得很，’他说，‘真是怪得很。’我想他的感情已经经受不住了。在他的晚年，他吃东西、抽烟都很邋遢——装烟斗的时候总是把烟丝弄一身；这种时候，德里菲尔德夫人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不过她当然并不怕我看见；我替他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他们大家都进来和他握手告别，我们就都回城里去了。”

我站起身来。

“好吧，我该告辞了。非常高兴今天能见到你。”

“我正要去莱斯特画廊看一个不公开的画展。我认识那儿的人。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带你进去。”

“谢谢你。他们送了我一张请柬。我现在不想去。”

我们走下楼梯，我拿了帽子。走出门口后我转向皮卡迪利大街，罗伊说：

“我和你一起走到那头。”他赶上我的步子，“你认识他的前妻，是吗？”

“谁的前妻？”

“德里菲尔德的。”

“噢！”我已经把她忘记了，“是的。”

“熟吗？”

“相当熟。”

“我想她这人很糟吧。”

“我没这个印象。”

“她一定出奇地平庸。她是个酒吧间女招待，是吗？”

“是的。”

“我真不懂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和她结婚。我一直听说她对他很不忠诚。”

“非常不忠诚。”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记得，还很清楚，”我微笑着，“她美得很。”

罗伊略略一笑。

“一般人可不是这个印象。”

我没有回答。我们已经走到皮卡迪利大街了，我停下来，把手伸给罗伊。他握了握我的手，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平时那种热情。我感到他对我们这次的会见很失望。可是我猜不出他为什么失望。不管他当初想要我替他干什么，我都未能满足他，因为他根本没有让我猜到他的目的，我在丽兹酒店的拱廊下走过，又沿着公园的铁栅栏走去，一直走过半月街的对面，一路上我在想我今天的态度是不是出格地令人生畏。显然罗伊觉得要想叫我为他做什么事，今天的碰头很不是时机。

我又顺半月街走去，在经过了熙熙攘攘的皮卡迪利大街之后，半月街宁静的气氛使人很舒服。这里恬静，有气派。大多数的房子都有单元出租。不过这不是庸俗地贴张卡片来做广告的；这里有的房子像医生诊所那样，门口用一块擦得锃亮的铜牌来表明它是供出租的，有的在它的扇形窗上整齐地写上“内有公寓”的字样。有一两家更为慎重，只把房产主的姓名写上，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有公寓出租的话，你很可能以为这里是家裁缝铺或者钱庄。这里不像另一条也有房子出租的杰明街那样交通拥挤嘈杂，你只是偶尔看到一辆漂亮的小汽车，里面没有人，停放在某一个门口，有时在另一个门口你会看到一辆出租汽车，从车上走下一位中年女士。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住在这里的人心情都很不愉快，有点像杰明街的住户那样，名声不大好。这里的房客有的可能是赛马狂，他们一早醒来就喊头痛，要喝解醉的酒；有一些是从乡村来的有身份的妇女，她们在伦敦社交活动季节到伦敦来住六个星期；也有的是些参加高级俱乐部的上年纪的绅士。你会觉得这些人年复一年地到同一幢房子来住，可能当这里的房产主还在某些私人宅邸干活时，他们就已认识他了。我的房东费洛斯小姐就曾在一些很显贵的人家当过厨师，不过如果你在牧羊人市场碰见她买东西的话，你根本猜不出她当过厨师。她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厨师那样矮胖结实，脸色红润，粗里粗气；她是瘦长身材，腰背笔直，衣着整洁入时，她已是中年，脸上一副坚毅的神情；她抹口红，戴眼镜。她做事公事公办，言语不多，常带着一种冷冷的讥讽神情，派头很大。

我住的房间在一楼。客厅的墙壁贴着一种很老式的大理石纹的墙纸，墙上悬挂着一些浪漫色彩的水彩画，有骑士们向他们的情人告别的，也有贵族们在雄伟的大厅里欢宴的画；室内放着几盆羊齿类长青叶，扶手椅上的皮子已经褪色。房间里有一种很使人喜欢的19世纪80年代的气氛，当我向窗外眺望时，我觉得我应该看见一辆自备马车，而不是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窗帘是厚厚的红棱纹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