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和阿里斯托芬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

显然，是否讲述寓言，并不能单独作为准确评断社会地位的检测标准：有墨涅拉奥斯、透克罗斯、奥德修斯和17世纪的保皇党人为证，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寓言有更深远的复杂性和倒转发生作用。尽管如此，忽略寓言中所蕴有的阶级含义，即是忽略了斐罗克勒翁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细微差别。为了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些细微差别，我们需要将斐罗克勒翁放置于阿里斯托芬所刻画的其他角色的文本语境中——高阶层的和低阶层的，讲寓言的和不讲寓言的。

一些初始告诫已准备就绪。我知道，过度强调普通人和上层分子的区分是可能的。所有雅典人共享许多社会看法，且受这些看法的影响而团结在一起，尤其是他们需要抵挡诸如公民身份这样的特权时。与罗马人相反，在法律方面，雅典人不允许奴隶获得公民身份；在公民身份方面，低层公民与高层公民等同，而不与奴隶等同。像托德（Stephen Todd）所言，“……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仅低于大地主”，而从大地主的角度看，“农民仅高于奴隶……”[27]不管雅典公民共享了什么样的观点，一些重要的不同点的确存在，而《马蜂》正是从这些不同点中挖掘出了谐剧效果。我同样了解到，在许多细节方面，阿里斯托芬为达到其他戏剧效果，有意牺牲了一些特性描述方面的一致。希尔克（Michael Silk）认为，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人物属于“意象派”而不是“现实派”传统，这种“意象派”传统通过描述的不连贯发生作用。尤其是斐罗克勒翁，他有能力在戏剧的中间部分发生彻底转变，他最开始是“极度夸张的雅典守法者”，结尾却成为“自我表现生活暴力的化身”。[28]但是这并不包括人物刻画的其他连续性，比如说阶级或地位，尤其当它们是一个未经打破的、基础的对立系统的一部分时（年老和年少，富裕和贫穷）。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寓言的讲述补足了谐剧的反转。

在《马蜂》的众多人物中，布得吕克勒翁（Bdelycleon）确定无疑代表了雅典的富裕阶层。[29]毕竟，这也是谐剧情节的要求。《马蜂》讲的是布得吕克勒翁试图改变他痴迷于法庭审判的父亲斐罗克勒翁，而他策略的一部分就是用有教养的阶层的生活方式教育他的父亲（行1003-1008，行1122-1263）。当然，最终证明斐罗克勒翁是不可教的。但是，戏剧中的这一议题并不仅限于父子冲突；布得吕克勒翁和斐罗克勒翁之间的不同，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城邦真实的社会现状和政治过失一致。布得吕克勒翁教导其父亲在一些社会性的大会饮场合要表现恰当得体，这些都可以成为更为细节性的文学证据来说明何为美好且高贵（kaloi te kagathoi）。[30]布得吕克勒翁家产丰厚，且奴隶众多。[31]他所设定的、试图胜过他父亲的例子似乎仿效了贵族领导阶层的类型，即依靠道德说服。[32]布得吕克勒翁这个极为独特的名字巧妙地暗示他是克勒翁（Cleon）的伪装，而他欺骗斐罗克勒翁所宣判无罪的狗则代替了克勒翁的对手拉克斯（Laches）。歌队质疑布得吕克勒翁阴谋反民主，且控告他同情斯巴达（行466-475）。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他“憎恨民主，爱独裁，私通布拉西达，衣服上挂着羊毛流苏，满脸大胡子”（行474-476）。他焦虑于躲避麻烦（pragmata）和诉讼；在雅典，远离政治活动是较高阶层对于民主规则的一种回应。[33]

另一方面，斐罗克勒翁扮演了一个极为贫穷的雅典人。能够确定的是，一个人宣称自己贫穷、属于下层社会，与他有一个富裕的、见多识广的儿子（尤其是他儿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技巧明显是天生获得），极为不相称。据说斐罗克勒翁的宣称只是一个姿态而已：他习惯于对房子里的奴隶发号施令；且在戏剧结尾，他承认自己拥有财产，尽管他并未掌控这些财产（行1354）。但是，这两条关于他之前的社会地位的线索比起他戏剧中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更多直接的谐剧作用；在表面价值上，我们可能更容易接受斐罗克勒翁宣称自己是一个贫穷的陪审员。即便他之前是一个富有的绅士，但阿里斯托芬已有效地抹除了几乎所有能够表明这一点的证据；且为了实现《马蜂》的意图，斐罗克勒翁变成了一个相当贫穷的雅典公民，他以毋庸置疑的热情拥抱民主的价值、机构和领导者。[34]他和他的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斐罗克勒翁的名字表明他忠诚于克勒翁。他以陪审员的眼光审视生活：他沉浸于法庭系统的修辞技巧，并从那儿获取报酬（这本身可能是社会地位的标示，后文将阐述这一点）。他自豪于权贵阶层在法庭上怕他。斐罗克勒翁公开敌视斯巴达，甚至拒绝穿拉科尼亚鞋（行1159-1160）。相反，他穿的是极为卑贱的斗篷和鞋子（行116，行1122，行1131-1155，行275，行1157）。珊提阿斯相当确定斐罗克勒翁不爱招待客人（行80）。[35]另外一个能表明他社会地位的线索是，当他随代表团去帕洛斯（Paros）时，他仅仅得到了两个俄玻罗斯（行1188-1189）；按这个钱数来说，他肯定处于最卑贱的行列中，极有可能是一个桨手。[36]最后，斐罗克勒翁极为亲密地同歌队结为同盟（至少是戏剧的前半部分），而歌队的身份地位丝毫没有疑问。他们是穷苦的雅典人（行300-312），拥护克勒翁（行242），他们的名字没有任何社会性的虚饰。[37]某种程度上，斐罗克勒翁被他们同化了，且看上去更像民众的一员。[38]

在阿里斯托芬笔下，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属于低阶层、且使用寓言。特律盖奥斯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农民（《和平》，行190），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作为一个追求和平的弱者，他恰当地把自己飞往奥林匹斯山的行动同寓言《屎壳郎和老鹰》联系在一起（《和平》，行129-134）。[39]他后来保证要养活那些普通的农民（行920-921）。《骑士》中的腊肠贩当然既不美好也不高贵（他毫不文雅，比如行182-88）。尽管他不讲寓言，但他在第1067-1077行向德莫斯诵读的神示似乎利用了寓言《狐狸和葡萄》（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陶器上，参前注）。[40]

有几个谐剧英雄被认为代表了“典型的农民”，[41]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及其价值观暴露出他们更接近于富裕阶层。因此，他们不讲寓言也不奇怪。狄开俄波利斯（Dikaiopolis）不被任何人认为是出身贵族，但在当时最重要的检测民主与否的议题上，他对于克勒翁政策的抨击与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也有不同。早在戏剧结束前，狄开俄波利斯就创造了他个人的和平——一种朝向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富裕的雅典人的活动。[42]戏剧结尾处，狄开俄波利斯享受了一场私人会饮（行1085-1143），这场盛宴看上去像是人为造作出来的贵族盛宴，就如同《马蜂》中布得吕克勒翁想象出来的会饮（对于［会饮］的注释，见《阿卡奈人》，行1143；《马蜂》，行1209）：为摩律科斯欲求一顿像样的饭菜（《阿卡奈人》，行887；《马蜂》，行506，行1142），唱宾主对唱短歌（《阿卡奈人》，行979-985；《马蜂》，行1251），带来一顿准备好的晚餐（《阿卡奈人》，行1096；《马蜂》，行1251）。[43]在对狄开俄波利斯的人物刻画中，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诗歌因素在起作用，我们都不能确切地把他当成是低层人物。同样，《云》中的英雄斯特瑞普西阿得斯，起初可能被视为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人，然而他却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农场、几个奴隶，还能够毫无困难地借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且娶了“麦伽克勒斯（Megakles）的侄女”——这个女人的门第属于雅典最高的阶层。[44]

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和肃剧里一样，较高阶层的人物也讲寓言，但他们使用寓言是为了加强这样一种信念，即寓言属于较低阶层。《吕西斯忒拉塔》中由一群老女人组成的歌队宣称，她们都来自受人敬重的家庭，且服务于上层阶级；她们极为愤怒、也有可能是下流地间接提到了屎壳郎和老鹰的寓言，来恐吓男歌队（行694-695）。[45]寓言使得她们的演讲变得粗鲁无礼，就好像在墨涅拉奥斯和透克罗斯那里发生的一样。但是，男歌队和女歌队之间的力量区分也是紧密相关的；尽管那些男人来自贫穷的阶层，但他们对立于女歌队，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弱者，因此屎壳郎的寓言在此出现是合适的。《鸟》中，佩斯特泰罗斯讲了两个寓言（行471-475，行651-653）。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他实际的社会地位，但他讨厌法庭（行41），且像斯瑞西阿得斯一样身陷债务（行115）。他要寻找一个清净的去处（行44），这看起来就像较高阶层人的淡泊无为；后来他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智术师，就像阿尔喀比亚德一样，他成了轻信的鸟类大众的上层领导者。[46]然而，重要的是，这两则寓言都是关于鸟的（行471-475：云雀把它的父亲埋在自己的头里，参《伊索寓言》，447；行651-653：老鹰和狐狸，参《伊索寓言》，1）、对鸟讲的、出现在一个关于鸟的戏剧中。从任何一个角色口中讲出的寓言都将服务于情节的要求，但是佩斯特泰罗斯讲述寓言的这一事实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平民来说，如果寓言是一种自然的交流形式，那么，通过云雀向众鸟（“云中鹧鸪国”中的平民）讲述寓言，佩斯特泰罗斯对于以它们的语言向它们进行演说（几乎是字面意思上的）表示出优越感。他指责众鸟孤陋寡闻，对伊索寓言不太有好奇之心（，行471，这是民主政制的德行之一）。[47]然而，当佩斯特泰罗斯提出老鹰和狐狸的故事时（行651-653），事情就变得略微有点不同了；因为佩斯特泰罗斯突然意识到他没有翅膀，且提醒戴胜鸟老鹰和狐狸同住的命运。

因此，在阶级和寓言讲述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然而，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绝对僵化的；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一个人物的阶级或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狄开俄波利斯和斯特瑞普西阿得斯当然不仅仅是任一社会阶层的代表。而寓言依然以我们能够预料的方式颇为粗糙地用于谐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