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之前，我们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我们可以分别从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中找到一些例子。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

（一）西方早期经济思想

1．古希腊西方经济思想的源泉

西方经济思想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是由希腊文[oikos]而来，意思是家庭管理。在荷马史诗中，就描述了当时的经济活动，比如财富的转移和交换；在赫色阿多的《工作与日历》中，该书强调经济生活的伦理秩序，反对不正当的掠夺手段，同时对资源的稀少问题也表示关注。

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有着主要贡献的学者有三位：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公元前387—前371年，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色诺芬发表了《经济论》，第一次使用了“经济”这个词，以苏格拉底和一位贵族谈话的形式表达，主要研究奴隶主如何管理自己的田地和房产，使自己的财富尽快增加。

和色诺芬一样，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家柏拉图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一生著作甚多，与经济相关的有《理想国》，阐述了分工思想、国家的起源与构成、公有财产和货币与利息理论。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比前人更加丰富而系统，主要反映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物品具有两种用途：供直接使用和交换。同时，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分析价值形式的人，他说：“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并且提出交换的基础必须是两者具有同质的东西。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

2．古罗马关注商品交换

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在十二铜表法、市民法、万民法等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

3．西欧中世纪的义利争辩

西欧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是否正当，二是交换价格如何公正确定。贷款收取利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无法改变现实中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除了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更为关注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家财政问题，对于商业流通领域的研究并未占据主流。中国古代突出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义利思想、富国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所谓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儒家重义轻利，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此外，由于对农耕、民生的关注，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都提出了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他们提出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原则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另外，消费应提倡“节俭”还是“奢侈”，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崇尚简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奢侈开支，可以使女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有利于平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管仲的富国、富民之策

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而留名史册，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常常能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管子》一书里介绍了管仲很多神奇的故事，不过今天，我们只是来简单谈谈，管仲打贸易战所用到的两大招式，一是“轻重之术”，二是“平准之策”。

在《管子》这本书里专门有一整篇，叫“轻重篇”，共有十七章，来讲述“轻重之术”。运用轻重之术的三样武器指的是粮食、货币和其他商品，粮食是百姓的命脉所在；货币是贸易的主要手段，也很重要；其他商品是除了粮食、货币之外的一切商品，比如铁器、食盐等等，虽然不像粮食那样重要，但是一旦缺少也会非常不方便。

管仲认为，粮食与其他商品之间价格互相对立，如果粮食的价格上涨，那么其他商品的价格必然下跌；如果粮食的价格下跌，那么其他商品的价格必然上涨，永远不可能处于平衡。同样，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也存在价格互相对立的关系。

那么，如果能够影响粮食，就能影响其他商品，如果能够影响货币，也能影响其他商品。反过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只要国家正确发号施令，就能操纵各种物资的流通，控制粮食、货币和万物，影响市场的价格，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就是“轻重之术”。

此处用一个管仲曾经实践的案例来验证吧。大家都知道，齐国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靠近海滨，历来盛产食盐。有一次，齐桓公就问管仲，说：咱们齐国每年都产这么多食盐，能不能利用你的轻重之术，从食盐上赚到更多的收入呢？

管仲回答说，可以啊。然后，管仲就把方法告诉了齐桓公。

首先，他让齐桓公下令，鼓励百姓砍柴煮盐，同时在齐国境内大肆收购食盐，从十月份一直到次年的正月，一共收集了三万六千钟食盐。然后，又下令，说春耕快到了，要让百姓专心于农事，以后不准修缮坟墓，修理房屋，各地官府不得新建台榭，建筑墙垣，沿海的商人也不得再雇人或者自己砍柴煮盐。

这样，市场上不再有食盐产生，盐价开始上涨。齐国的盐价都上涨了，其他不产盐的周边国家盐价也随之大涨。这时候，管仲让齐桓公派人把囤积的食盐运到这些地区，高价出售，获利十倍不止。

食盐出售以后，一下子获得了大量的黄金货币。于是，管仲又让齐桓公下令，凡是来齐国做生意、献礼、交纳税收等，必须使用黄金做货币。结果，黄金的价格飞涨，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下跌。最后，管仲让人利用手中高价的黄金，大量收购齐国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一下子，各种商品像流水一样，涌入齐国，齐桓公的府库差点都装不下了。

管仲轻重之术的成功实践还包括鲁国买缟、楚国买鹿、衡山之谋等。

平准之策，本质上其实也是轻重之术，只是它的应用领域主要专注于调节国内的经济，比轻重之术的应用范围小得多。主要包括国家掌握铸币权平抑物价、在山林矿产方面建立准许准入制度等。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是产生于西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

（一）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

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因此经济理论发展的重心也转到货币积累上面，出现了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松散体系。在16—17世纪，伴随着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商业支配产业，流通支配生产，商业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产业资本，这就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的理论体系——重商主义。

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替代原来的“经济学”，主要是考虑该书讨论的商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和国王的政策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管理的范畴。蒙克莱田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因此应该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

重商主义学说都是以流通过程为中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增加金银货币为目的。它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财富的直接来源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就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和对外贸易的少买多卖，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重商主义思想引导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依靠发达的纺织业以及远洋贸易，成为鼎鼎大名的“日不落帝国”。

（二）古典经济学——第一次革命

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为了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经济学的研究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产生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这被称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革命，即古典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的革命。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简称《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斯密在《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许多人知道亚当·斯密是从“看不见的手”这句话开始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那年看作是现在所学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英国英格兰银行在2007年发行了新版的20英镑的纸币，正面印有英国女王像，背面则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头像，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纸币第一次印上苏格兰人的头像。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独立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全面地考虑，很难说清楚哪一部文献具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独立宣言》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呼吁，呼唤社会致力于生活、自由和快乐的追求，而《国富论》则解释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对此斯密有一段精辟的话语：“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刻意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三）微观经济学与数理分析——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思想占统治地位，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标志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开始，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

效用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物，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主张这个观点的人。效用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满足的需要的重要性，这种能够满足某种需要的特性就叫作物品的效用。同时，这种效用决定于满足需要的不同程度。同样是对粮食的需要，救命、解除饥饿感和饲养宠物，显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在研究内容上，边际主义与传统经济学显然不同：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价值论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问题；而随着边际学派的兴起，劳动价值论被以边际原理为原则的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所代替。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或者厂商总收益最大化的均衡问题，而国民收入的决定、增长与发展等宏观问题就不在讨论之列了。

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开始广泛引进数学，用方程组来表示需求和供给，使用微积分作为分析的有力工具，通过较为严格的数学推理来解决最优化问题。

边际学派的发展只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古典经济学比较忽视的微观问题上，理论上主要吸收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效用论的思想，政策倾向上对古典经济学更多的是继承而不是决裂。

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吸收边际学派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完成了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整合。他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国民财富的生产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另一方面吸收了边际效用学派需求理论等其他学派的内容，完成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该书成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齐名的划时代的著作。马歇尔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以效用为中心的需求分析的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供求价格理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体系。

（四）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以马歇尔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对此既无法解释，也无法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使得人们对传统理论陷入怀疑，于是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

1．凯恩斯革命的产生背景

在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时代之前，古典经济学派一直在经济学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并且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让·巴蒂斯特·萨伊就认为，生产创造了足以购买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的收入，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内容。假如人们生产了价值500元的牛奶，那么他同时也形成了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比如劳动、牧草、食品等，所以生产500元牛奶的行为也创造了价值500元的需求。

照此推理，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应当无所作为，唯一的任务是保护产权，即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整个社会应当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

然而在产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使得大量机器被引入工厂，消除了一些工人的工作机会，并使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开始怀疑经济能否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和足以购买全部产品的需求。

1776年，英国纺纱工珍尼·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一种称为珍尼纺纱机的简单人工操作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每个人可以一次纺80锭纱（原来的机器每次只能纺1根线），结果就是数以千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被称为“机器吃人”。虽然后来也有一部分人在新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但每次新机器的使用使过去需要手工完成的工作自动化时，人们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产业革命引起的工作减少和生产过剩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显得尤为突出，萨伊定律看来越来越不适用了，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过推翻萨伊定律而对宏观经济思想进行了一场革命。

2．凯恩斯的主要理论成果

凯恩斯（1883—1946）师出名门，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他本人的天赋得到了经济学泰斗马歇尔的赏识。同时，凯恩斯一直致力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曾策划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还经营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创办过国家投资公司，做过外汇投机和一些商品投机生意，家产甚丰。他与李嘉图一起被认为是仅有的善于经营并取得成功的两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是一个擅长写作并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一生著作很多，英国皇家经济学学会将他的主要作品选编成《凯恩斯选集》，有30大卷，而李嘉图的《全集》也不过9卷。凯恩斯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该书是他最主要的著作，也是代表作。在《通论》中，针对当时困扰人们的经济危机、失业等现象，凯恩斯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陷阱”三个心理规律，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产生经济危机主要原因的观点，因此其政策主张是政府实行需求管理方案。

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张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甚至有人认为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与萨伊提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同，凯恩斯认为生产依赖于有效需求，即生产取决于人们愿意和能够购买多少。

有效需求包括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两个部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包括人们的消费倾向（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人们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支出，即生产牛奶并取得了500元收入之后，他只愿意支出（消费加投资）其中的一部分，比如450元，那么他对社会的需求就不是与供给相等的500元，而是450元。

在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下，有一部分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凯恩斯进一步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出发，得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无法避免两个问题：一是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二是收入分配不均。当然，与二战后一度流行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捧不同，凯恩斯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干预。

（2）工资刚性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是因为一旦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不平衡，那么工资就会迅速变化——通过工资调整，供求会重新平衡。而凯恩斯认为，工资并不完全是工人和资本家谈判的结果，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谈判，而工会的力量会抵抗工资下降，因此工资不能够灵活变动。当劳动力需求下降时，工资却不能相应降低，结果就是产生了失业。

（3）主张国家干预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失业和生产过剩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干预经济，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主张扩大消费支出。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喜欢挥霍性消费，它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程度一定很高。为了鼓励人们高消费，凯恩斯抨击了自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经济学所标榜的“节俭的美德”，认为高消费和高投资并存，是值得鼓励的。

思考一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做出批示，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倡导节俭，对于经济发展会有不利影响吗？

第二，主张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凯恩斯认为，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富人有钱却不愿意消费，同时穷人有消费愿望却没有能力，结果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

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凯恩斯强调扩大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为了提高投资引诱，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实际工资（名义工资与物价水平之比），或者降低利率，从而使企业成本降低，增加投资积极性。基于这种信念，凯恩斯倡议温和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指出，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入手，一个直接的做法就是政府直接投资。比如，政府财政支出500亿元投资修建铁路，那么对于铁路工人劳动、钢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就增加500亿元；而铁路工人的工资总额增加（假定为200亿元）之后，将会增加他们对于家电、旅游服务等产品的需求；这部分需求（假定为160亿元）又增加了家电、旅游服务等行业的工人的收入……如此循环下去，政府投资500亿元，全社会的收入和产出可能会成倍增加——这就是乘数效应。因而，凯恩斯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

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本质之处是主张要依靠国家来调节经济，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但凯恩斯也提出，反萧条的经济政策（增加政府支出等）可能触发通货膨胀，并降低长期的生产增长率——非常不幸，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猜想变成了现实，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率上升，同时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并存，即“滞胀”危机。

3．凯恩斯主义的衰落

以国家干预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领导了战后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了“滞胀”现象，使得该学派的影响力逐渐衰落下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兴盛，与坚持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潮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两大阵营，另外还有一些人试图把新古典主义的微观分析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以及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外，还包括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等为主要成员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和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小罗伯特·卢卡斯建立了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新宏观经济学，掀起了另一场革命。如果政府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比如降低利率以鼓励私人投资和消费，人们会如何应对呢？卢卡斯认为，个人和企业根据理性预期进行决策，即人们用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经济预测，这些信息包括政府的政策。因此，如果政府降低利率，那么个人和企业可能做出经济衰退或将要衰退的判断，结果就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与政策目标相反。这就是说，存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策可能是无效的。于是卢卡斯说：“我不想管理美国经济，而且，我也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应该进行这项工作。”

因此，经济学家对于政府应当行使什么样的经济职能、如何改善市场结果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用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在美国，由个人做出主要决策，反映经济学家的信念，这对于保持经济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学家同时也认为：政府进行某些干预也是需要的。找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经济上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之一。”

三、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在中国，制度约束和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理论研究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近年来不断总结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比如新供给主义、新结构主义、新宏观主义等。

1．新供给主义

滕泰的新供给经济学从供给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认为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因此，重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出路，也在于以“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

2．新结构主义

2015年12月26日经济观察网将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会议”上的要点总结为：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才叫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从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化的产业结构，推动结构的变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为新供给主义加新结构主义。

3．新宏观主义

新宏观主义认为上述理论都存在着致命的经济哲学缺陷：没有区分微观与宏观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它们的视野都局限于微观而无法识大体；没有进行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的划分，使经济分析实质停留在实物循环中，这导致了陷入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

新宏观主义通过对传统经济学进行诸多批判吸收后提出，经济学的所有争论都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前者主张经济增长即为实物的增值，也就是实物利润，坚持劳动价值论，它发端于自然经济；后者强调生产的目的就是货币的增值，也就是货币利润，笃信拜金主义，它发端于商品经济初期。在当代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与商品经济成分同在，同时自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这是经济学争论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