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诗人”——江湖诗人的崛起

诗学原本是士大夫的素养之一，当时却逐渐被边缘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学热在民间反而愈来愈高涨。不过十三世纪初（嘉定年间）以前，民间也并非完全不存在诗歌创作热。宋代还处于近世前期，民间文化现象因甚少见于文献记载而很难精确把握，不过仍然留下了片断记载。如两宋交替时期的吴可（? —?，字思道，金陵人）在《藏海诗话》中记载了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在金陵（江苏南京）存在平民大量参与的诗社。参加者包括很多商人，也编集了许多诗集。书中还记载了北方也有“一切人”参加的诗社，并介绍了由“屠儿”创作并获得好评的《蜘蛛》诗的一联。虽然未能找到南宋有类似记载，但既然比嘉定年间早一个世纪已存在平民参加的诗社，恐怕南宋各地应该也存在相同性质的诗社。只是直至嘉定年间为止，这些民间诗人的活动几乎从来没有在诗话笔记类著作里出现过，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作诗活动还没有形成足以动摇诗坛的巨大潮流。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诗坛中心仍有大量士大夫诗人，而他们具有强大的向心力。

但是如上节中已确认的那样，嘉定年间以后，诗坛士大夫的向心力开始显现出令人不安的迹象。这点成为之后各种变化的大前提。笔者曾另稿论述了士大夫视为理想的诗歌观。他们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他们政治家或者“士”的传统文化体现者相符的诗歌。具体而言，首先在形式层面上没有古体诗、今体诗之别，力求所有的诗型都长足发展，不过理论上却尤其重视从《诗经》传统延续下来的古体诗。从内容层面上来说，看重能够曝光社会不公、批判时世的讽谕诗，以及在诗歌中大量使用能体现学问素养的典故。当士大夫诗人的存在感变得薄弱，也意味着这种诗歌观的规范力亦随之弱化。

另一方面，叶适鼓吹晚唐体，四灵则以实际创作宣传其魅力，其实这种诗体本身已远远偏离了士大夫的诗歌观。如前所述，他们的创作在形式上偏向于使用五律、七绝等近体，题材上显示出较强的脱离政治、脱离社会倾向，不喜欢多用典故，即便使用也以平易者为主。总而言之，明显倾向于将写诗作为表现真实自我的手段或者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他们原则上没有政治家那种要对全社会负责的志向和气概，而这些是一直以来士大夫注定要承担的。个中缘故其实已无需多说。就是因为支持晩唐体流行的是布衣和下层的士大夫。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满足自己的表现欲，以他们的社会身份要延续古代传统、胸怀天下国家，这本来就有一点越俎代庖，也是一个缺乏现实可行性的命题。他们之所以倾向使用近体诗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即使是当今社会，学习作诗的快捷方式也是从七绝开始，然后按照五律、七律的顺序渐进，熟练掌握了这三体以后再开始练习古体和五绝。近体诗字数较少又有韵律束缚，更适合初学者入门。因此晩唐体对初学者来说才是最容易接触的诗型。也就是说，晩唐体显示的定向性（directivity），与其说是以高居诗学殿堂的士大夫文化为目标的高雅化，不如说更多地倾向于非士大夫阶层的通俗化。这里面隐藏着晩唐体流行的最大秘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远远偏离士大夫传统诗歌观的诗型受到了当时的士大夫代表叶适的推崇和认可。晩唐体对宋代士大夫而言，是一种与他们政治和文化领袖身份不符的微瑕诗型。因此即便实际创作了与晩唐体类似的作品，在评价时还是会表现出冷漠态度，许多士大夫会选择站在批评立场。在这种环境下，大儒叶适偏偏从正面向对当时士大夫产生巨大影响且被普遍接受的江西派揭起反对旗帜，高声鼓吹晩唐体，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此时正当诗坛上士大夫的向心力减弱之时，他推崇偏离士大夫传统诗歌观的晩唐体，这在双重意义上给予了那些在江湖上呻吟、置身于士大夫文化边缘的人们以强大的勇气和自信。

而民间出版业也使永嘉兴起的这场变革的烽火燃得更旺，为它能更远、更迅速地传播至全国各地起到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晩唐体的流行，这些体现了宋末浓厚的时代性。从嘉定年间至宋朝灭亡期间，在都城杭州拥有店铺的陈宅书籍铺主人陈起（及其子陈续芸）所开展的与诗学有关的出版事业在当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他从刊行叶适编《四灵诗选》及四灵之一赵师秀选《二妙集》和《众妙集》开始，陆续刊行了以中晩唐为主的唐人小集和当代江湖诗人的小集。即使仅计算现存的数量也各有60种以上。而且陈起编刻的《江湖诗集》七卷（它与“江湖小集”为一、二卷的个人别集不同，是选集）还因其中收录了批判时政的诗歌而受到御史台弹劾，被判以禁止发卖的处分（“江湖诗祸”），见于当时文献记载，曾引起过轰动。陈起的相关情况之前笔者曾经屡次论及，不再赘述，这里只再强调一下晩唐体流行的背景与民间书肆有密切关系。

陈起策划出版了大量布衣及下级士大夫的诗集，形成了席卷江湖的风潮。现存有刻本流传的就达60人以上，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的统计为138人以上。当然，当时自认是诗人的人数可能远超这个统计数字。本稿第二节提及的天台刘澜，其诗集就没有被收录在陈起的江湖小集中，也不包括在张宏生的名单里。但是借用刘克庄的话，刘澜毫无疑问是“本色”诗人，也是游历江湖的“诗人”。此外郑思肖曾经列举理宗朝的“诗人”，其中有13人不包括在张宏生的名单中，其实也是可以加上去的。这13人分别是：①徐逸、⑤冯去非、⑧卢方春、⑨翁孟寅、⑩曾原一、⑪杜汝能、⑫翁逢龙、⑭严中和、⑰吴陵、⑱严羽、⑲阮秀实、⑳章康、㉑孙惟信，如前所述，这13人中除了翁逢龙曾经担任过州级的知事、属于中层士大夫以外，其他人或者只有县官级别的官历，属于下层士大夫（⑤⑧⑨⑰）或者是布衣（①⑩⑪⑭⑱～㉑），无一人像杨、陆那样属于上层士大夫。

石屏戴复古，字式之，天台人。早年不甚读书，中年以诗游诸公间，颇有声，寿至八十余。以诗为生涯而成家。盖“江湖”游士，多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伯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孙惟信）、高菊礀九万（高翥），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石屏为人则否，每于广座中，口不谈世事，搢绅多之。然其诗苦于轻俗，高处颇亦清健，不至如高九万之纯乎俗。如刘江村澜，最晚辈，本天台道士，能诗，还俗，磨莹工密，自谓晩唐。予及识其人，今亦归九泉，而处士诗名遂绝响矣。故因取石屏此诗，而详记之于此。

这段话是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所录戴复古七律《寄寻梅》后的评语。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庐陵人）殁于开禧二年（1206），将他记为“庆元、嘉定以来”的诗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他和姜夔（1155? —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人）是早期江湖诗人，不过的确是早叩权贵门的“谒客”。这段话中还记载了戴复古等当时江湖诗人的代表，从中可窥见他们生活方式之一斑（“谒客”“阔匾”等）以及“什伯为群”的江湖诗人云集都城杭州，当中就有刘澜的名字。

以上虽是粗略估计，亦可以轻松举出大约150位有名有姓的“诗人”活跃在宋末。从社会身份上来说，他们几乎都是位于士大夫边缘的人。而对如此庞大的数量以及他们一心一意从事诗歌创作的状态，曾经自我标榜为诗人的刘克庄到了晩年也只能宣告自己已经没有资格自称“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