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末元初诗坛究竟发生了什么？——士大夫发生的变化

宋末元初的人们当时究竟身处怎样的诗歌潮流中呢？这里将尽可能详细地进行一些探讨。

在上节引用的刘克庄《中兴绝句续编》自序中的那句话之后，紧接着还有如下记载：

内放翁自有万诗，稍后如项平父、李秀（季）章诸贤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灵，占毕于灯窗，鸣号于江湖，约而在下，以诗名世者，不可殚纪……

这里举出了中期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的第一后继者是两位士大夫：项安世（1129—1208，字平甫，号平庵，括苍人）和李壁（1159—1222，字季章，号雁湖居士，丹棱人），随后刘克庄又举出了“江西一派”和“永嘉四灵”，前者指以黄庭坚为祖，在从北宋末年至南宋中期为止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士大夫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流派，相比之下，“永嘉四灵”包括浙江永嘉出身的两名下级士大夫徐玑（1162—1214，字文渊，号灵渊）、赵师秀（1170—1219，字紫芝，号灵秀），以及两名布衣翁卷（? —?，字续古，一字灵舒）、徐照（? —1211，字道晖，号灵晖）共计四人，他们在十三世纪初期忽然受到关注，成为风靡一时的群体。前者象征着传统或者传承，后者则象征着新变或者变革，一般认为后者更能鲜明地映射出南宋后期这个时代的特性。

“永嘉四灵”之所以一举成名，是因为受到了同乡的著名士大夫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永嘉人）的发掘和彰显。叶适曾编撰他们的诗选，由地处都城杭州的陈起书籍铺刊行，推动了他们诗歌的流行。四灵的诗歌具有显著特征，从形式上来说偏重于近体诗，尤其是五律。从风格上来说追求中唐后期贾岛、姚合“寒痩”的意境。同时在字句锻炼上倾注心血，经常用苦吟的方式创作。相对于江西派“以学为诗”、重视学识、多用典故，四灵则不拘泥于典故，主要用白描手法。而且相对于士大夫经常以社会批判和时世讽刺为题材，四灵则以触目所及的景色为中心，擅长写景诗，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的倾向比较强烈。

那么叶适究竟对四灵诗歌的哪些地方表示了高度评价呢？这里引用一段叶适谈论四灵之一翁卷诗歌优点的话：

……若灵舒则自吐性情，靡所依傍，伸纸疾书，意尽而止。乃读者或疑其易近率，淡近浅，不知诗道之坏，每坏于伪，坏于险。伪则遁之而窃焉，险则幽之而鬼焉，故救伪以真，救险以简，理也，亦势也。能愈率则愈真，能愈浅则愈简，意在笔先，味在句外，斯以上下三百篇为无疚尔。试披吟风雅，其显明光大之气、敦厚温柔之教，诚足以津梁后人，则居今思古，作者其有忧患乎！乃知集成花萼，梦入草塘，彼各有所长，讵苟焉而已也。然则非得少陵之深，未许读松庐之什，非得三百之旨，尤未易读西岩之篇也哉。

针对舆论认为的翁卷诗“易”近“率”、“淡”近“浅”，叶适认为诗道之坏往往是因为“伪”和“险”，而挽救“伪”的是“真”，挽救“险”的是“简”，而越“率”就越“真”，越“浅”就越“简”。

稍微解释一下的话，即他们不像江西诗派那样将前人诗歌进行换骨夺胎、模拟创作，或者多用典故，加入丰富的学识，他们不赞成故意表现晦涩，诗歌观主张用雕琢过的自我语言表现真率的意思，可以看作明末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或者可以看成是清末民初陈衍将唐诗和宋诗概括为：唐诗=“诗人之诗”、宋诗=“学人之诗”的对比原型。对叶适来说，具体体现了“真”和“简”的是“唐诗”，更确切地来说是晩唐诗，翁卷等四灵则祖述了这种说法。这篇序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江西诗派的宣言。

叶适发出的变革信号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招致了众多批判，但嘉定年间（1208—1224）以后，以四灵为首晩唐体开始逐渐流行，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元初。期间许多士大夫都站在反对晩唐体的立场，但是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晩唐体席卷宋末元初诗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以下按照时间顺序将相关的代表言论揭示如下，从中窥见流行的实际情况。

〖宋末〗

①【嘉定十七年（1224）】徐鹿卿（1189—1250，字德父，号泉谷，隆兴府丰城人）《跋杜子野小山诗》：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晩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

②刘宰（1166—1239，字平国，号漫堂，镇江府金坛人）《书修江刘君诗后》：

而近世作者求工于锻炼，用力于模仿，往往句愈工而志愈失，句愈似而志愈非。

③【淳祐二年（1242）】吕午（1179—1255，字伯可，徽州歙县人）《宋雪岩诗集叙》：

晩唐诗盛行于时，雪岩酷好之，至有轻轩冕之意。每诵其编，令人欲尽弃人间事，从而久吟弄于山颠水涯、烟霞缥缈之间。……

④【淳祐十一年（1251）】陈必复（? —?，字无咎，福州长乐人，淳祐十年进士）《端隐吟稿序》：

……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诗来谒，……林君字润叟，自号端隐。其为诗专以姚合、贾岛为法，而精妥深润则过之。每来对余言，切切然惟忧其诗之不行于世，贫贱困苦莫之忧也。……

⑤【宝祐三年（1255）】欧阳守道（1209—1273，字公权，号巽斋，吉州庐陵人）《吴叔椿诗集序》：

近世文慕古而诗尚今，其曰古诗，学汉魏晋宋体尔，馀皆唐，甚者专主晩唐……

⑥【宝祐三年（1255）—咸淳五年（1269）】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人）《虞德求诗》：

……近世诗人莫盛于温、台，水心叶公倡于温，四灵辈和之，竹隐徐公倡于台，和者尤众。德求其一也。余长德求三岁，自丱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欵接。……

⑦【宝祐四年（1256）】姚勉（1216—1262，字述之，瑞州新昌人）《赞府兄诗稿序》：

晩唐诗，姚秘监为最清妙。迩年有雪篷姚希声，亦精悍于吟。余尝欲集此二家诗，作唐宋二姚集……

⑧方岳（1199—1262，字巨山，号秋崖，徽州祁门人）《跋赵兄诗卷》：

予非知诗人，赵公迫而与言诗，过矣。然予观世之学晩唐者不必读书，但仿佛其声嗽便觉优孟似孙叔敖，掇皮皆真，予每叹恨。……

⑨赵孟坚（1199—1264，字子固，号彝斋居士，寓海盐）《孙雪窗诗序》：

……窃怪夫今之言诗者，江西、晩唐之交相诋也。……今之习江西、晩唐者，谓拘一耳，究江西、晩唐亦未始拘也。……

⑩释道璨（1213—1271，字无文，俗姓陶，豫章人）《莹玉涧诗集序》：

……数十年东南之言诗者皆袭唐声，而于根本之学未尝一日用其力，是故浅陋而无节，乱杂而无章，宜其所自出者有欠欤？……

⑪【咸淳七年（1271）】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迭山，信州弋阳人）《与刘秀岩论诗》：

……某辛未年为陈月泉序诗云，……近时文章似六朝，诗又在晩唐下。……

⑫【咸淳八年（1272）】孙德之（1197—?，字道子，号太白山人，婺州东阳人）《跋先君畸庵诗卷后》：

……近世朱文公尊江西，以其去魏晋未远。至叶文定谓句外生律，吟里剩音，风骚之上，别出意韵，乃唐人之精。先君不为唐人，而时合极玄，不为江西，而自得超凡入圣之趣，未始拘一法也。咸淳壬申，男德之百拜而书于后。

⑬【祥兴元年（1278）】舒岳祥（1219—1298，字景薛，号阆风，台州宁海人）《刘士元诗序》：

……初，薛沂叔泳从赵天乐游，得唐人姚贾法，晩归宁海，为人铺说，闻者心目鲜醒，而匊田闭户觅句，惟取其清声切响，至于气初之精，才外之思，元善盖自得之，而非有所授也。

⑭陈著（1214—1297，字子微，号本堂，庆元府鄞县人）《史景正诗集序》：

……今之天下，皆淫于四灵，自谓晩唐体，浮漓极矣。……

〖元初〗

⑮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号西岩，邯郸人）《跋王吉甫直溪诗稿》：

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晩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盖不知诗法之弊，始于晩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

⑯【大德六年（1302）】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人）《恢大山西山小稿序》：

……嘉定中忽有祖许浑、姚合为派者，五七言古体并不能为，不读书亦作诗，曰学四灵，江湖晩生皆是也。……

⑰方回《跋胡直内诗》：

……至于诗，惟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风，四灵不复五矣，刘潜夫始亦染指四灵，后宗放翁，卒自名家。今之褒博，不讲学，不论文，间一见为诗，曰我晩唐也。问晩唐何自入，曰四灵也。然则非四灵也，乃近时书肆所刊江湖诗也。……

⑱【大德八年（1304）】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庆元奉化人）《洪潜甫诗序》：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识以来，日夜以此自愧，见同学诗人，亦颇同愧之。头白齿摇，无所成就。……

以上从宋末元初提示了四灵和晩唐体流行的言论中选出执笔时期非常确定的18则。如果将创作时期无法确定的言及例子包括在内，至少超过这个数量的一倍。

其中⑥⑫⑱明确记载了流行的始作俑者是叶适。叶适开始显彰四灵是开禧北伐失败后他退居永嘉时期，即嘉定元年（1208）以后的事情。代表南宋中期两大巨头中，杨万里开禧二年（1206）去世，陆游嘉定三年（1210）去世，因此叶适开始与四灵结下深交正是一个时代刚刚宣告终结的时候。开禧北伐失败使士大夫跌入失意的最低谷，而诗坛巨人的去世几乎与此同时发生，时代不容分说地被逼到了拐角，我们首先需要铭记的事情是叶适首先开始鼓吹四灵。将这种鼓吹变成大型旋风覆盖整个南宋诗坛的因素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这之前一直处于诗坛中核地位的士大夫层面的问题；第二，南宋中期为止一直隐藏在士大夫诗人发出的耀眼光芒中难以看见他们活跃的身影——非士大夫阶层的新兴诗人群的勃兴。

本节首先考察前者。杨、陆去世后的下一代中最终没有出现能与他们相匹敌的诗人。本节开头引用的刘克庄序中举出了项安世（1129 —1208）和李壁（1159—1222）二人，但其中项安世与杨、陆完全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而且去世时间也与他们差不多，为嘉定元年（1208），因此刘克庄的概述本来就是建立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上引方回的跋文（⑱）中将赵蕃（1143—1229，字昌父，号章泉，侨居玉山）和赵汝谈（? —1237，字履常，号南塘，余杭人）列举为 “乾淳之风”的继承者，但他们两人即使再加上李壁，与杨、陆相比也不过渺若尘埃。也就是说，嘉定年间以后，曾经稳坐诗坛中心宝座的士大夫的存在感已经变得相当微弱。刘淮[? —?，字叔通，号泉翁，又号溪翁，建阳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于嘉定十年（1217）所作的序文中提道：

……近世诗人零落殆尽，无可考订，前辈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

也证明了这点。“章泉老人”是指方回也举出过的赵蕃。那么士大夫诗人以嘉定年间为界突然“零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点，叶适有如下暗示性言论：

颇记十五六，长老诘何业，以近作献，则笑曰：“此外学也。吾怜汝穷不自活，几稍进于时文尔。夫外学，乃致穷之道也。”余媿，诗即弃去，然时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辈行累数十百人，皆得大名，登显仕，而终不以文称。……

从叶适十五六岁的时候，即从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元年（1165）前后，这时开始，诗学对于立身出世来说属于“外学”，这则佚事中长老严厉地劝诫他不要走上这条贫穷的道路。年轻的叶适听取了这一劝诫，放弃了作诗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特殊经历，从他那一代以后，从无名者升至显官地位的“数十百人”中无人能以文称。这暗示了与叶适同代以及更晚一代的科举及第者有可能在习举子业时，也因与叶适一样的理由“弃去”了学习以诗为中心的文学素养。从上文中明确提及了“自余辈行”来看，叶适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前辈之间存在“代沟”。

比叶适年长十三岁的楼钥（1137—1213，字大防，自号攻媿，鄞县人）也有与“长老”类似的想法。见于其嘉定三年（1210）为戴复古诗集所作的序文中：

……近时文士多而诗人少。文犹可以发身，诗虽甚工，反成屠龙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谁能好之！黄岩戴君敏才独能以诗自适，号东皐子，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

楼钥认为写文章的话还可以因此成名，有所裨益，但诗不管作得如何工巧，却很有可能成为过于高雅的无用之技。楼钥于隆兴二年（1164）赐同进士出身，恰好在叶适受到“长老”训诫那一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因此他这一段话也显示了十二世纪后半期以后士大夫对文体的价值观以科举为契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回顾起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三人都参加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礼部省试。而叶适进士及第是在淳熙五年（1178）。大概是在南宋第一代君主高宗向第二代孝宗进行朝代更替的前后时间内，科举的科目发生了较大改变，与这种改变相应的是举子业的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正对士大夫内部关于文体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宋史》“选举志”中设立了“科目”，但并没有详细记录科目变化的经过。相关记载只有三条：绍兴二十七年（1157）加强经义的记载、三十一年（1161）建议将经义与诗赋及第者的比率定为二比一（但未实施）、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私议废止诗赋。不过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叶适和楼钥有上述言论，那么至少诗赋的比重在南宋中后期的科举中明显降低应该可以是无法撼动的事实。

如果不能科举及第便无法飞黄腾达，面对这一现实，举子也完全以及第作为优先目标，肯定一心为此做准备。而作诗技巧的进步却几乎对科举及第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将此摆在次要位置甚至轻视它也是自然而然的。本节探讨的是叶适、刘淮、楼钥三人不谋而合地用各自不同的口吻指出了士大夫之间诗学的衰退，这不是在嘉定年间突然发生的，实际上可以追遡至近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埋下了种子，然后在黑暗中默默发芽生长。也就是说，随着科举的改变，诗歌创作在举子业全体中所占的重要性明显减弱，因此士大夫阶层整体的诗歌创作也变得结构性不景气。而处于这一转折点的士大夫是叶适和他同代的人们。前一代杨、陆的寿命都超过了八十岁，他们晩年的活跃掩盖了士大夫整体诗学的凋落，只是没有使之表面化罢了。

以上可以总结为：士大夫阶层诗学素养基盘的下沉是从南宋中期开始在暗中进行的，开始形成一种现象并且表面化是在南宋后期，即嘉定年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