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东日本大地震过去一年半后的2012年秋季，我所著的《那天之后的建筑》一书出版问世。在目睹被巨大的海啸瞬间冲毁的东北地区的城镇与村落的光景之后，我在书中以一名建筑师的立场，表达了针对长年开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过得失必须有所作为的观点。

在那之后又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历经十年岁月的台中歌剧院，以及在大地震前后开始的“大家的森林·岐阜媒体中心”项目宣告完工，而在松本、水户与濑户内大三岛等地的建设项目也在推进之中。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起初被我漠视的有关“都市型建筑的终结”的想法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其原因在于，我感到在东京、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纽约、迪拜这些巨大都市（大都会）之中，建筑已然沦为了将无形的巨大资本流动可视化的装置，建筑师与一般市民脱离，不过是作为部分大型资本的帮凶而存在的建筑表现者而已。

与此同时，我通过与东北地区的受灾者，以及生活在地方的有缘之人的相逢，意识到只有在人与自然成为一体，并保持着基本生活需求的地方之中，才蕴藏着巨大的希望。

然而即使尚未到达东京严重的程度，地方也正经受着资本运作导致的都市化浪潮的冲击。当地独有的自然与文化、街景与共同体正以令人震惊的势头遭受破坏，向着被玻璃包裹的高楼与公寓、大型购物中心变化。

现在，已到了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思考与都市不同的城市与建筑建设思路的时候。而这也正是我在本书中频繁使用“都市”与“地方”等词汇的背景与原因。

近几年备受世界瞩目的建设项目非“新国立竞技场”莫属。我分别参加了于2012年进行的“新国立竞技场概念设计国际设计竞赛”，以及2014年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的设计方案公募。其原委即众所周知的，于2012年获得第一名的扎哈·哈迪德的方案后因预算与工期等问题被否决，政府再次就更加切合实际的设计方案进行公募这一史无前例的事态。

我再次对这个项目的设计竞赛进行挑战的最主要动机在于，前文所述存在于日本国内的地方的都市化（东京化）模式，正在新国立竞技场项目中重演。

也就是说，即使在东京这样的都市之中，面对即将在具有特别的历史与丰富的公共空间的神宫外苑，建设仅重视经济效率，并用“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以及日本特色”等粗浅概念粉饰的巨大建筑这一现实，必须有人挺身而出并与之抗争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激荡。

遗憾的是，我们的团队最终在竞标中败北。不过，我还是通过人们对扎哈的方案的反应与意见，感到了尚存于巨大都市东京之中的一丝希望。如同本文中所述的一样，大批人再度将注意力转向了东京的自然、历史、文化与社区以找寻其价值。我认为扎哈的方案无异于是对这些人们的心灵世界的粗暴践踏。东京这座都市，已经被名为大型资本的引擎搅动，这是建筑师无论如何以一己之力也难以撼动的局面。

如今，我希望可以将地方作为立足点找寻建筑的意义，从而拓展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