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延续的都市，可存活的建筑

围绕在突然辞世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新国立竞技场方案的争议，其症结正在于此。大批市民和具有良知的人们无法容忍在明治神宫内苑与外苑这块历史悠久的神圣土地上，楔入宛如现代主义象征的巨大建筑，并将其标榜为未来意象这一无视历史的行径。特别是大量女性对设计方案表现出的反感，令人印象深刻。

此事件的大环境是,持有“东京应该还有更多其他方案可选择”，以及“东京应该以更加独立自主的姿态示人”的想法的人们占据多数。如果继续放任千篇一律的楼宇对历史痕迹破坏，东京将真正沦为丧失魅力与活力的都市。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探索如何使江户时代开始的都市文脉传承延续至现代，已迫在眉睫。新国立竞技场的重建也迫使我直面问题，并展开思考。

去年，为了参观常以动物为主题、追求个体真实感的现代美术家名和晃平的展览，我拜访了坐落于山谷中的SCAI THE BATHHOUSE艺术画廊。这是一处将澡堂改装成为富有现代感展厅的独特空间。画廊代表白石正美又带我参观了附近一处叫做“萩庄”的地方，它是由二层木造住宅改造成的餐厅、咖啡馆与活动场地。听说这座建筑被附近的居民称作“大家的家”。

我以玩笑的口吻回应说，“大家的家”已经被我建在东北了哦。同时，我对在东京的核心区存在这样一家兴旺的场所一事抱有好感。“大家的家”这个名字，源于希望东北灾区的爷爷奶奶们把它当做“大家共同的家”这一初衷。虽然这个名字在最初被认为不够响亮，但是希望使用者将其视为自家一样的这一视角，在我看来是极为重要的。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成长起来的年轻建筑师们，即使没有被报纸杂志大规模报道的机会，也能将视线投向类似街道保护与闲置房屋改造这些促进场所新生的项目，以及贴近当地生活、被居民们所喜爱的活动。原因在于，新的可能性正蕴藏于这些工作之中。

实际上我也接受了大阪UR委托的场地活用与建筑再生的顾问工作，在千里新城的青山台团地进行。千里新城是UR参考了为防止人口向伦敦过度集中的大伦敦规划而建设的，是与多摩新城齐名的典型性大都市郊外型新城。

其中的青山台团地，因结合地形高差种植草坪、设置儿童游乐场地等设计手法的运用，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空间，并形成了如今像公园一样充满绿植的环境。另一方面，从过去居住至今的居民们，随着年龄增高，虽坐拥难得的美景，却不再出门活动，如何改变现状成为业主咨询的主旨。

我在从前曾想到过一个名为“圆坑计划”的实验方案：在小区内提供圆形用地，请居民们在其中制作花坛、农田或带有遮阳棚的小型休息场所，并允许他们自主管理土地。如此一来，居民们在对室外环境提高兴趣的同时，在竞争意识的作用下互相炫耀成果，从而获得新的生活乐趣。幸运的是，UR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提案。为测试效果，首先在集会所的庭院前设置了烧烤桌，并在其周边制作了几个香草植物的圆坑（农田）。

由于组成青山台团地的五层住宅并未安装电梯，高龄者很难在上部楼层居住。于是上部楼层被重新装修以吸引年轻群体，从而推进小区内住户的更替。因着无印良品的参与，改装后的住宅人气颇高，年轻的居住者数量徐徐增长。

以高龄居住者为主的一层，由我进行改造。为了满足令各户出入方便的设计条件，我计划从空置的住户开始，依次创造与室外露台直接相连的素土房间，作为附加出入口，以提高住户间的可达性，从而使全体居民更容易看护高龄者。

如此看来，UR与东云Canal Court时期相比，也有了巨大转变，正向着追求将既存的房屋变得更好，令室内外的往来更加畅通，让邻里间的交流更易发生的开放性住宅进行探索。

2011年去世的建筑评论家多木浩二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可以生存的家：经验与象征》（生きられた家 経験と象徴）中，虽然将建筑师设计的住宅作为现代主义的产物进行论述，却也同时指出，居住者经历的时间与遗留的痕迹，才是赋予住宅以生命的重要价值所在。也就是说，建筑师努力创造着的现代形态的住宅客体，与人们进行着生活行为的住家概念之间，不可以简单地划等号。

那本书发行时，日本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建筑界也局限在无视历史与地域性（场所的区别）的阶段之中。不过时至今日，着眼于人类生活，审视历史延续意义所在的时代终于到来。重返过去以弥补错误虽已不能，但应用尖端技术创造与历史、自然相联系的住宅却仍有希望。以建筑师的立场而言，像设计当下这些批量生产的、看着漂亮而已的均质化公寓这类简单轻松的差事，今后将不会再出现。

新国立竞技场的问题同样如此。对于拆旧建新的造城运动与国家方针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达到一定数量并发出声音，最终演变为如此强烈的反对运动。新闻媒体仅仅围绕预算问题进行报道，但反对声音的本源却是来自人们对设计、对尺度，以及对践踏城市历史的行径所感受到的巨大违和。

战后的日本，以现代主义及其支撑的资本主义为信条，改变了都市人群的价值观与生活。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到底为何物，我将在下一章节中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