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楼医话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方证与症方

人们生活在自然社会环境中,时刻受到环境的影响。当外界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或人体功能对外界环境不能适应时,经络、脏腑功能就会失调而发生疾病。

人体发生疾病,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如头痛、发热、恶寒等症状、证候。疾病的症状、证候表现是多样、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认识疾病,就必须从病因、病位、病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就需要审察内外、辨证求因、四诊合参,明了病机、确立治法,然后制方遣药。

东汉末年,张仲景继承了 《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根据当时发病情况,结合他人与自己的丰富临证经验,撰著 《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我国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医四部经典之一。

仲景之书成书不久,即因战乱频繁而散失不全,首经晋代医家王叔和搜集、整理、编次为 《伤寒论》,这是书中的伤寒部分,杂病部分一度失传。到了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的蠹简里发现了载述杂病部分的 《金匮玉函经》残卷,经林亿等校正为 《金匮要略方论》行世。

王叔和以仲景所论各种治疗方法的 “可”与 “不可”列为编次进行排列,开创了按照治法分类研究 《伤寒》之先河。至唐代医家孙思邈《千金翼方》,则将仲景原书条文,分别按方证比附归类,以方名证,以方示法,即以方为纲,使之条理清晰,易于检索。此外,孙氏还将各类条文中能归纳成六经的条文分别按六经归纳成篇,创 《伤寒论》编次上的六经分类法。

北宋医家朱肱 《类证活人书》,研究 《伤寒论》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用 “经络说”解释六经方证发生与演变的机理;主张脉证合参辨别病证的病位、病性;强调病证鉴别诊断,主张辨病与辨证相辅相成;亦采用以方类证,从证论方之法,指出遣方用药,必须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化裁,不可执方疗病。

清代医家柯韵伯在精研 《内经》的基础上,受孙思邈、朱肱等医家的以方类证启发,认为仲景 《伤寒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说法,必然是按方证为主进行辨治的。于是,他在 《伤寒来苏集》里提出以方类证,以方名证,证从经分,汇集诸论。例如:《太阳篇》汇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湿暑等11证类。桂枝汤证类,汇辑有关脉证16条,桂枝坏证18条,桂枝疑似证1条,有关桂枝证的18方。其他诸证,皆如此类分条例。此法别具一格,颇切实用,对后世医家影响甚大。

清代医家徐灵胎 《伤寒类方》仿柯氏,干脆把 《伤寒论》113方分作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承气汤、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散、四逆汤、理中汤、杂方12类。除杂方外,以上11方,都是其各类的主方,主方之下,列述论中有关汤方证治诸条文。此法删繁就简,执简驭繁,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应用不爽。其与柯氏不同的是,据方分证,方不分经。

受柯氏研究 《伤寒论》方法的启迪,清代医家尤在泾 《伤寒贯珠集》“按法类证”、陈修园 《伤寒医诀串解》“分经审证”、钱潢 《伤寒溯源集》“按因类证”、沈金鳌 《伤寒纲目》“按症类证”等,形成了伤寒学派中 “辨证论治”派。

早在宋金时代,成无己撰著 《注解伤寒论》,是注解 《伤寒论》的第一家。他博极研精,深造有得,以经释论,以论证经,创始艰难,厥功甚伟。他还著有 《伤寒明理论》,选 《伤寒论》中发热、恶寒等50种症状,进行阐释分析,使学者读其论而知其理,识其证而别其病,证清理明,临证不惑。

至清代沈金鳌 《伤寒论纲目》,则仿柯氏之法,成氏之论,以症类证,症以经分。他以伤寒百余个主要症状为归类标准,将具有该症状的条文汇列于下,加以比较分析,充分阐明了伤寒主要症状的发生机理、表现特点及治法异同。例如 《伤寒论纲目·太阳经症·吐》:

【纲】仲景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急数者,为传也。

【目】庞安常曰:颇欲吐,就受寒之一日已见,是将来呕逆之机,已伏于此。

【纲】仲景曰:少阳症,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

【目】韩袛和曰:此本少阴肾脏之病,但曰脉弦,弦犹带少阳之象。曰胸中实,胸中者阳明之分,况实则必有宿滞,故不尽从少阴温治之法,亦不可从阳明攻下之法,而用吐法也。

朱肱曰:曾经汗下,关脉迟,胃中虚冷而吐者,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寒多不饮水而吐者,理中汤去术加生姜;吐利、手足逆冷,烦躁甚者,吴茱萸汤;若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

沈氏以仲景之说为纲,以诸家之释为目,以症类证,辨证论治,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此书可谓是一部 “伤寒症状鉴别诊断治疗学”。其法对后世医家辨治杂病 (症),亦颇有影响。如近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与同道合著的 《中医临证备要》,即仿其例。“本书就形体部位,分为全身证状、头面证状、目证状、耳证状等20类,分别介绍临床常见证状400多种。每个证状,各就病因、病机,结合四诊和其他兼症,分析其不同性质,从而详列相适应的治法。篇后,附有 ‘辨证论治浅说’,结合实际病例,说明在临证时,如何抓住主证,探讨病因,确定证候,进行治疗。因此,本书虽从辨析证状着手,但是仍以体现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的特点为主。”(《中医临证备要·内容提要》)。该书自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喜爱。

纵观以上历代医家承前启后,运用不同的归类编次方法研究仲景 《伤寒论》,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 《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并渐由外感伤寒之辨证,发展为对内伤杂病之辨证,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其探索既无止境,亦无 “尖端”。然被伤寒学家刘渡舟赞为 “经方大师”的胡希恕先生,却说 “方证是辨证的尖端”(《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果如此,其他丰富多彩、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当置于何 “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