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基础英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一、中国基础英语教育教学历史的简要回顾

在19世纪初，通过日益增加的与英国等那时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国开始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在频繁的外国列强侵略和占领的威胁下，当时的统治阶层越来越认识到“师夷之长”的必要性。于是，中国开始开展英语教育教学，试图从英国身上学习而强壮自身。Adamson（2002）通过将近现代中国历史分为三部分来分析英语语言和教育在中国的官方作用和地位：晚清、中华民国、新中国。

第一个时期：晚清时期——一个文化剧烈碰撞冲突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从1759年至1860年为第一阶段。官方的英语程度很低，仅用于贸易。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外国人只被允许住在沙面岛的很小区域中。根据Bolton（2002）的研究，在中国南部英语只在教会学校里教授。第一所教授英语的学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1830年代晚期建于澳门。

从1861年至1911年为第二阶段。英语开始得到官方承认，因为它被认为是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的媒介。它同时也被作为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外交的有用工具（Adamson,2002）。根据Bolton和Tong（2002）的研究，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语开始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推广。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在中国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官的Robert Hart开办了第一家现代外语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其后京师同文馆于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Metropolitan College，北京大学的前身）（Guo,2001）。此为中国正式开始英语专业教育的标志。英语专业的教育通常要求学生参加英语、英语语言理论和英语文学的学习以获得对英语语言的良好驾驭能力。随着1902年英语被正式并入中学的标准课程，对英语教师的需求随之大大增加，英语专业教育也因而得到较快发展（Hu,1999）。

第二个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与英语国家的外交纽带。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1年至1923年。国人对英语和英语教育的争论充满了矛盾心理，英语的地位得到了稍高认可，并被作为探索西方哲学和其他理念的载体。社会上层的人们可以得到一些出国留学的机会。

本时期的第二阶段是从1924年至从1949年。英语服务于国人向西方学习民主、军事和其他交流。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虽然速度不快，但英语专业的教育仍不断发展。尽管经过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混乱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约有7000人在从事英语专业的学习（Hu,1999）。

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至今。这是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由起伏不定到相对稳定的时期。本时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65年。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育遭受了第一次倒退。由于新共和国在政治上靠近苏联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隔离开，俄语取代了英语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外语，英语官方地位变得很低。1952年，中国只有8家机构还在教授英语（MOE,1999）。到1956年，校园里只有545名英语教师，大部分英语系也被教育部关闭（MOE,1999）。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的发展，政治压力减弱，英语随之变得流行。英语被认为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促进国际理解及加强与西方国家外交联系的有用工具。为了纠正以前的外语政策的错误，教育部于1956年起大力恢复英语专业的教育（Hu,2001）。到1964年，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教育部正式规定英语为学校的第一外语。此次英语政策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国家对英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而且为政府准备了能说英语的政府工作人员。此谓中国英语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复兴。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强大的政治运动将英语的发展又一次打入低谷。除了极少量培训课程仍在进行外，英语教育陷入了停顿，说英语的人甚至被标以“叛国者”或者“外国间谍”。在当时，学习任何外国的东西跟任何学术上的研究一样“反动”。正如任何与西方有关的文化器物都遭到攻击一样，初中和高中的英语课程也被全面废止。但在1971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中国开始恢复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当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时，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就商务、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进行对话。那时，“又红又专”意味着“学习外国的东西以成为专家来服务人民”（郭家铨，2001），对英语教育的恢复也随之而起，但是因为整个教育系统因政治运动基本陷于瘫痪，所以英语教育也只是在与外交领域相关的小范围中恢复。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6年至2002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英语教育才真正迎来了第二次复兴。英语教育重新流行起来并又一次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有用工具。1982年，英语成为中国大陆初中的主要外语。1985年，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郭家铨，2001）。自那以后，英语专业的教育机构逐年增加，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至1996年，已达到55899人（Cen,1997）。而有英语专业的机构也从1952年的8个增加到1996年的304个（MOE, 1999）和2002年的420个（SCFLM,2002）。2001年，英语专业的在校学生已经达到150000人（Wang,2001）。由于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带来的新挑战（Pang, Zhou & Fu,2002; Yuhua, 2002）以及北京被指定为2008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加强基础英语教育变得更为必要。根据Yuhua（2002），中国教育部决定在2001年起为所有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提供英语课。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启了新课程改革。《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于2003年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英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公民的外语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中阶段的外语教育是培养公民外语素质的重要过程。把高中英语课程定义为“普通高中的一门主要课程”（教育部，2003），指出“高中生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促进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种可以为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国际交往创造条件”。该标准提出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习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语学习的目的，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中英语课程总目标。

及至2018年，教育部在经过长期研究与论证的基础上，颁布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理论发展为“学科核心素养”理论，重新定义了高中英语课程的性质：英语是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沟通工具，是思想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学习和使用英语对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教育部，2018）。此时的中国，英语教育教学已然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已经被定义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文化课程”（教育部，2018）。

香港地区的英语学习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7世纪早期，当时由于与英国的通商，商人们为了贸易而需要学习一些英语。及至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那时起英语开始在香港地区被广泛讲授和使用。随着许多教会学校的建立，1911年成立香港大学，英语作为讲授媒介直至今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汉语开始在教育界与英语并行成为正式媒介。从20世纪70年代至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均产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更多的富人将子女送去海外接受教育，但留在香港的较贫穷的孩子也能得到接受双语教育的机会。因此更多的孩子能在“盎格鲁-中文”中学里学习英语（Bolton,2000），而香港也建立了更多采用英语为讲授媒介的大学。Bacon-Shone和Bolton（1998）报告说人们认为懂英语的比例已从1983年的6.6%升至1993年的33.7%以及1996年的38.1%，但是港式英语并未在本地族群里受到广泛认同。Tsui和Bunton（2000）通过分析1000条信息中的语言因素来调查相关英语教师的态度。102人的样本人群包括了85个非英语母语者和17个英语母语者，由他们提供正确使用英语和可接受度的可靠来源。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来源是英语母语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字典和语法或用法书籍。他们反对并批评使用香港本地出版的课本或其他媒介。尽管许多语言学家和教师分辨出很多英语的香港本地读法和词汇，但是港式英语并不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

192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宣布不得在小学讲授英语或其他任何外国语言，外语从初中起教授。在国民党转移到台湾后，外国语言政策开始变成英语政策，而美式英语被作为英语的标准。台湾地区的英语教学可以从其教科书的编辑内容、方针、目标及理念中整理出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约而言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5年，这个时期无固定的教科书，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教学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第二个时期是从1955年到1968年，英语教学始于初中，虽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却是百家争鸣，其中以远东、世界、环球等出版社的版本较为流行。这个时期的教材，明显反映出听说教学法（Audio-Lingual Approach）的流行。从1968年以后，台湾的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英语教科书也有了相对固定的版本。这个时期的教科书又可以细分为四个版本，分别代表听说教学法、直接教学法（Direct Method）、认知教学法（Cognitive Approach）和沟通式教学法即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钟荣富，2002）。2001年，英语成为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必修课。2005年起，成为三年级以上的必修课。

在短短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及提倡素质教育以来，我国的基础英语教育教学经过了历次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外语教学法流派及教学思想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梳理并分析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基础英语教育的改革历程，分析当前基础英语教育教学的任务，把握未来基础英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方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