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偏好与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认为，免费乘车动机的存在导致社会成员之间无法形成合作，从而产生社会困境。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通过公共品博弈实验发现，社会成员并没有完全免费乘车，而是会对公共项目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愿捐赠，从而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实现公共目标。也就是说，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自愿供给行为恰恰反映了社会成员是可以形成合作的。这一合作的原因在于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社会性，即社会偏好。而传统经济学正是因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所以无法理解社会合作行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对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对新古典所预测的主要影响以及其他可以控制的因素的检验，例如集体规模(即实验研究中组的大小)、MPCR和性别等。二是对公共品自愿供给中个体成员的社会偏好的存在性及其对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前者，而后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者上。除了对一些影响因素的检验外，几乎所有针对VCM的实验研究都得出了以下结论：公共品自愿供给显著存在，在初期往往达到个体禀赋的40%至60%，不过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而下降。通过对叶航、陈叶烽和贾拥民(2013)总结的20个代表性的实验研究结果进行重新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针对美国被试进行的试验中，各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捐赠额占总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57%(Marwell and Ames, 1979)、33%(Andreoni, 1995a)、29%(Wilson and Sell, 1997)、48%(Bochet et al., 2006)、23%(Nikiforakis and Normann, 2008)。如果进一步将被试分组方式区分为固定搭配和随机搭配，那么固定搭配下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为17%，随机搭配下为21%(Andreoni, 1988)；类似地，Nikiforakis(2008)的实验结果表明，固定搭配下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为26%，随机搭配下为27%。还有实验区分了被试的年龄，实验结果显示，青年组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为32%，老年组为43%(List, 2004)。总体来看，这些实验研究中被试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约为30%。

(2)在针对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被试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室中，各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捐赠额占总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45%(被试在荷兰招募)(Keser and van Winden, 2000);40%(被试在德国西部招募), 21%(被试在德国东部招募)(Ockenfels and Weimann, 1999);51%(被试在瑞士招募)(Falkinger et al., 2000);19%(被试在瑞士招募，随机搭配), 38%(被试在瑞士招募，固定搭配)(Fehr and Gächter, 2000);44%(被试在俄罗斯招募)(Gächter and Herrmann, 2009)。所有这些代表性实验中被试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约为37%。

(3)在针对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被试进行的实验中，各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捐赠额占总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津巴布韦48%(Barr, 2001)；津巴布韦53%(女性组), 48%(男性组)(Barr and Kinsey, 2002)；越南72%，泰国61%(Carpenter et al., 2004)；肯尼亚58%(Ensminger, 2000)；秘鲁81%(Karlan, 2005)。这些实验研究的均值约为60%。

(4)在针对部落文化被试进行的实验中，各实验的平均投资额的占比(捐赠额占总资金额的比重)分别为茨玛尼(玻利维亚)54%，马普切(智利) 34%，胡印卡(智利)58%，阿彻尔(厄瓜多尔)65%，欧玛(肯尼亚)58%(Henrich et al., 2005)；秘鲁23%，马普切(智利)33%，胡印卡(智利) 58%(Henrich and Smith, 2004)。这些实验研究的均值约为48%。

对比四大类不同文化群的被试的实验结果发现，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被试的捐赠比例最高，部落文化被试次之，欧洲发达国家再次之，美国最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合作很可能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而对于发达的经济体，市场高度有效的运转使社会秩序更多地通过法律等制度来维系，而无须通过人际合作。但无论如何，无论哪种文化的被试均表现出普遍的合作倾向。

对于普遍的合作现象，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利他偏好、温情效应和条件性合作这三种理论予以解释。首先，具有利他偏好的个体愿意进行公共品投资，即使其他个体选择免费乘车(Andreoni, 1995a; Goeree, Holt, and Laury, 2002)。温情效应是指不论其他个体的行动是什么，某类个体总是会选择进行某一特定数额的公共品投资(Andreoni, 1995 a;Palfrey and Prisbrey, 1996, 1997)。不过温情效应本质上类似利他偏好。条件性合作是指在其他个体合作的基础上选择的合作。当其他个体选择投资公共品时，某类个体也会选择投资公共品作为对他人合作的一种回报，即使其个体占优策略依然是免费乘车(Fischbacher, Gachter, and Fehr, 2001;Kurzban and Houser, 2005; Fischbacher and Gachter, 2006)，这是一种互惠表现。一些实验研究对这三种理论进行了比较，但是结论并不一致。

迄今为止的实验研究也发现，随着实验轮次的增加，被试的自愿捐赠具有随时期衰减的效应，或者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衰减效应也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的解释因素主要有学习过程、困惑和异质性个体三个。学习过程是指个体通过实验的重复机制逐渐了解占优策略，并减少公共品投资(Andreoni, 1988; Hichri and Kirman, 2004)。困惑是指个体在实验初期可能会计算错误或者不能理解实验，因而虚增了自愿供给额，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这些困惑减少，公共品供给减少(Andreoni, 1995b; Palfrey and Prisbrey, 1996, 1997; Houser and Kurzban, 2002)。异质性个体是指个体本身在合作上就有差异。除了一直选择免费乘车和一直选择投资公共品的个体之外，还有一部分个体在初始时会选择投资公共品，但是随着合作的失败，这些个体会转而选择免费乘车，因此导致公共品供给减少(Fischbacher, Gachter, and Fehr, 2001; Brandts and Schram, 2001;Kurzban and Houser, 2005; Fischbacher and Gachter, 2006)。虽然对这些解释的实验检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最后一种解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果被试处于不平等的情景下，那么是否会影响社会合作？第一种理论解释认为收入不平等不会对公共品自愿供给产生任何影响(Warr, 1983)。第二种理论解释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Bergstrom, Blume, and Varian, 1986)。第三种理论解释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降低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Putnam, 2001)。当然，经济学家还对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做出了计量检验，例如种族隔离等，如Osberg、Smeeding和Schwabish(2004)以及Anderson、Mellor和Milyo(2008)等。不过，假如要引入收入不平等这一现实环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公共品实验环境中体现收入不平等。在相关实验中，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即被试禀赋不平等、MPCR不平等和出场费不平等。通过禀赋不平等体现收入不平等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即既定资源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初始分配造成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了结果的不平等。但是这种方式的主要缺陷在于改变了不同个体的公共品投资可能性区间，而这会对被试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MPCR不平等体现收入不平等也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虽然不同个体的初始禀赋是相同的，但是不同个体源自公共品供给的投资收益却存在差异，这近似体现了机会或者权力的差异，不过这种方式可能改变纳什均衡。通过出场费不平等体现收入不平等是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以上两种方式的缺陷，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和收入不平等产生直接的联系，因为这种方式并没有一个直观的现实反映。更为准确地说，被试的出场费不平等在被试中产生了异质性。总体而言，三种方式各有优劣。以下将以这三种方式为线索对相关公共品实验进行综述并给予评价。

(一)包含禀赋不平等的公共品实验

在公共品实验中，利用被试初始禀赋的差异来体现收入不平等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自从社会学家Marwell和Ames(1979)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相关文献对此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在后续的实验研究中，相关文献主要考察了两大类实验结构下的禀赋不平等和公共品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两大类实验结构是非线性实验结构(Bagnoli and Mckee, 1991; Hackett, Schlager, and Walker, 1994; Chan and Muller, 1996; Chan et al., 1997, 1999, 2012)和线性实验结构(Dijk and Wilke, 1994; Cherry, Kroll, and Shogren, 2005; Buckley and Croson, 2006; Sadrieh and Verbon, 2006;Hofmeyr, Burns, and Visser, 2007; Cremer and Dijk, 2009; Spraggon and Oxoby, 2009; Muehlbacher and Kirchler, 2009)。非线性实验结构是指个体源自公共品组内投资的收益与其公共品投资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有些存在临界值，即门槛公共品实验环境，而有些则不是，这也决定了采用这类结构的实验之间的可比性不高，因为往往不同的实验采用的是不同的公共品供给规则，随意性较大。线性实验结构是指个体源自公共品组内投资的收益与其公共品投资数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即VCM机制，采用这种结构的实验的可比性大大提高，更加体现了实验方法的优越性。

Bagnoli和Mckee(1991)在一个门槛公共品实验环境中检验了Bagnoli和Lipman(1989)提出的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其中禀赋不平等起着重要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存在某种形式(禀赋或者投资收益)的不平等，则公共品供给达到临界值的可能性会降低，而且投资收益不平等对合作的消极影响比禀赋不平等更大。Hackett、Schlager和Walker(1994)则在一个公共池塘资源实验环境中考察了禀赋不平等的影响，而且还通过随机分配和公开拍卖两种方式研究了禀赋来源问题。实验结果表明，低禀赋被试的公共品投资严重不足。Chan和Muller(1996)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首次意图在公共品实验环境中检验Bergstrom、Blume和Varian(1986)的理论，即是否可以通过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来促进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结果发现，在个体层面，被试的禀赋越高，其公共品供给的绝对值也越大，但是其相对比例会越低，反之亦然。在组层面，禀赋不平等确实可以增加公共品总体供给。Chan等(199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交流机制、信息结构、禀赋和公共品投资收益不平等的影响。Chan等(2012)对Chan等(1999)的实验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分析，这些研究发现，交流机制会增强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但是这种均等化在不平等环境中会减弱。

由于非线性实验结构的特殊性较强，无法充分发挥实验机制的可重复性这一关键优势，所以，Isaac、Walker和Thomas (1984)提出的线性实验结构成为主导型的实验设计。Dij k和Wilke (1994)旨在考察禀赋不平等以及不平等来源的影响。禀赋来源包括随机分配和按劳分配两种。实验结果显示，高禀赋被试的公共品供给的绝对值显著更大；而且，在随机分配情况下，两类被试的公共品供给的绝对值的差额更大。Cherry、Kroll和Shogren (2005)则进一步改进了Dijk和Wilke (1994)的实验设计。禀赋分配包括平均分配和不平均分配两种。禀赋来源包括外生指定和内生获取两种。其中，禀赋来源需要内生获取的实验局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收益来源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被试都需要在45分钟之内完成17道标准的GMAT题目，然后根据做对的题数所在区间按照事前明确的规定对应地获取实验禀赋；二是一般的公共品投资阶段。实验结果表明，在组层面，禀赋不平等情况下的公共品组内总体供给水平显著更低，并且其与平等情况下的差异在禀赋外生指定的情况下更大；在个体层面，个体公共品投资的绝对值和相对比例都与其禀赋来源无关。

Buckley和Croson(2006)以VCM实验环境为基础，分别从收入(income，即某个实验局中被试每期都得到的固定的初始禀赋)和财富(wealth，即某个实验局中被试每期得到的收益之和)角度进行了解释。实验结果表明，不论以收入不平等进行衡量，还是以财富不平等进行衡量，拥有不同禀赋的被试的公共品供给的绝对值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低禀赋被试的公共品供给的相对比例显著更高。Sadrieh和Verbon(2006)则首次以基尼系数为参考依据进行参数设置，凸显了禀赋不平等研究的现实意义。实验结果表明，在组层面，不同的禀赋不平等设置对公共品总体供给情况和供给效率都没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层面，低禀赋被试的公共品供给行为的波动性更大，而且并没有产生互惠行为。Hofmeyr、Burns和Visser(2007)以南非中学生为被试得到了类似的结论。Cremer和Dijk(2009)在禀赋不平等环境中引入惩罚机制，所得结论也类似。Spraggon和Oxoby(2009)更加关注禀赋不平等的来源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通过自身努力赚取禀赋的被试在面对一位被外生指定禀赋的被试时，其公共品投资显著更高。Muehlbacher和Kirchler(2009)考察了付出不同程度努力赚取同样禀赋的被试的行为。结果发现，相比抽到容易题目的被试，抽到困难题目的被试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显著更低。

综上，一般认为，在组层面，禀赋分配的不平等一般不会对公共品总体供给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个体层面，禀赋较高的个体的公共品投资的绝对值通常也较大，但是其相对比例一般较低。不过，这个结论在不同的禀赋来源中是会发生变化的。

(二)包含MPCR不平等的公共品实验

在公共品实验中，利用被试的MPCR不平等来体现收入不平等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Marwell和Ames(1979)就考察了被试个体的公共品投资收益的差异对公共品总体投资的影响，不过很难从中确定地分离出MPCR的概念。而Isaac、Walker和Thomas(1984)以及Isaac和Walker(1988b)不仅给出了VCM机制的标准模式，而且确切地提出了MP CR的概念。Isaac、Walker和Thomas(1984)意在检验MP CR、组和被试经验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该实验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本科生为被试，在一个VCM机制中考察了MP CR的影响。实验重复进行10期，将3个待考察的变量两两交叉共进行8个实验局。不同组中被试的MPCR不同，取值为0.3和0.75，而且在同一组内所有被试的MP CR都一样。实验结果表明，在组层面，MP CR较高的组中公共品总体投资水平也较高。Isaac和Walker(1988b)进一步改进了这一实验，在其中一半的实验局中对MP CR先取值0.75后取值0.3，而在另一半的实验局中则采用相反的顺序。实验结果表明，当MPCR由高到低时，组内免费乘车现象显著增多；而在相反的情况中，这种变化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Isaac、Walker和Thomas(1984)的VCM机制线性实验结构，Saij o和Nakamura(1995)的实验中的MP CR的取值为0.7和1/0.7，实验结果表明，组内投资并没有表现出期数效应(round effect)。不论在何种收益信息结构中，高MPCR组的公共品投资水平都更高。即使MPCR>1，被试也并没有将全部禀赋投资于公共品，同样违背个体占优策略。Fisher等(1995)则探讨了MP CR在个体层面上的影响，其中部分被试的MP CR是0.3，而另外的被试的MP CR是0.75。实验结果表明，在组层面，相比仅由具有较高MPCR的被试组成的组和仅由具有较低MPCR的被试组成的组，由其混合组成的组的公共品投资水平介于两者之间；而在个体层面，相比仅由具有较高MPCR的被试组成的组，混合组中的具有较高MPCR的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相对更低(虽然不太显著)，相比仅由具有较低MPCR的被试组成的组，混合组中的具有较低MPCR的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相对更高(虽然也不太显著)。

后续文献中单纯考察MPCR的实验相对较少。不过，一些实验的重点虽然不是考察MPCR的影响，但是其实验设计和参数设置确实为在不同实验环境中考察MP CR提供了机会，例如Carpenter(2007b), Gunnthorsdottir、Houser和McCabe(2007)以及Levati、Ploner和Traub(2007)。Carpenter(2007b)主要考察了个体惩罚与组之间的关系，其中MP CR的取值为0.375和0.75。实验结果表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MP CR越高的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越高。Gunnthorsdottir、Houser和McCabe(2007)的研究与之前的文献略有不同，其主要考察组的形成机制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其中MP CR的取值为0.3、0.5和0.75。该实验采用了随机分组和有序分组两种机制。实验结果表明，在基准情况下，被试的MPCR越高，其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也越高，这与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MPCR为0.3时期数效应非常明显。在有序分组情况下，相比基准情况，具有同样MPCR的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都更高，而且期数效应也更加不明显，尤其是当MP CR为0.5和0.75时，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甚至基本没有下降。Levati、Ploner和Traub(2007)主要考察了公平偏好和效率偏好对公共品实验中个体投资行为的解释力。其中，MPCR的取值为0.2和0.7。实验结果表明，公平偏好更具解释力，具有较高MPCR的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水平更高(虽然并不显著)。

综上，就个体层面而言，MPCR较高的个体的公共品投资水平一般较高，而且，组内总的MPCR数值和组内的公共品总体供给一般也是正相关的。

(三)包含出场费不平等的公共品实验

在公共品实验中，以被试的出场费不平等来体现收入不平等并不常见。目前，代表性的实验文献是Anderson、Mellor和Milyo (2008)的研究。他们认为，出场费不平等的设计有助于克服利用初始禀赋或者MPCR来体现收入不平等的弊端，例如前者会改变被试的投资可能性区间，而后者可能改变公共品博弈的纳什均衡。不过，实际上这种方式并不能和收入不平等产生直接的联系，因为这种方式并没有一个直观的现实反映。更为准确地说，被试的出场费不平等在被试中产生了异质性。不过，虽然如此，这种体现方式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收入不平等和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该实验在一个标准的VCM环境中讨论了被试的出场费差异对个体公共品投资的影响。该实验以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本科生为被试，根据出场费的分布情况和信息结构的差异共进行6个实验局。出场费的分布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平等型的(egalitarian)，所有被试都得到7.5美元出场费；第二种是倾斜型的(skewed), 1位被试得到20美元出场费，4位被试得到7美元出场费，而另外3位被试得到4美元出场费；第三种是对称型的(symmetric), 3位被试得到10美元出场费，2位被试得到7.5美元出场费，而另外3位被试得到5美元出场费。因此，各种分布下的出场费的总和是一致的。信息结构有两种：一是私人信息，所有被试仅仅了解自己的出场费情况；二是公开信息，所有被试都了解全体被试的出场费情况。其中，每个实验局都包括30期，10期为一个block，不同的block中出场费的分布不同。每组包含8位被试。实验结果表明，在私人信息情况下，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不会受出场费差异的显著影响；而在公开信息情况下，被试的个体公共品供给则受其影响，其中弱势群体的公共品投资较少，而且组内公共品总体供给水平下降。所以总体上，出场费差异降低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但是，不同禀赋分配方式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