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波人文地理环境

宁波先民使用船桨进行水上交通活动已经被证实，而他们的足迹最远到达哪里却没有定论。根据近年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从5500年前至4000年前，较河姆渡为晚，且晚期文化层的内容比较丰富，由此推断，河姆渡文化大约在5500年前，通过独木舟和先民的海上行为向东推进，延伸到舟山群岛。由此可见，宁波先民的活动区域已经扩展到近海海域，实现可控性强的海上活动。

先秦时期，宁波属越国。《越绝书》记载，越人驾驶船舶，如履平地，拥有高超的驾船技能，“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目前所知宁波历史上建造最早的城邑句章是越国的通海门户，也是中国东海岸线的一座古老港城。《后汉书·臧洪传》注引北魏地理学家阚骃著《十三州志》:“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认为句章由勾践在灭吴后建成。考古确认，句章故城的始建年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晚期。句章故城的城址有“小溪说”和“城山说”，“城山说”进而演化成“城山渡东”、“城山渡南”和“城山渡北”三种说法。考古确认句章故城的位置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与乍山翻水站一带。句章位于余姚江边，溯甬江可至海口，另外，宁波东去离舟山群岛较近，可以舟山为中继站出外海。

秦建立后，设会稽郡，下辖22个县，其中甬江流域置句章、鄞、三县。据文献解释，“”通“贸”，其得名于“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注县县治同谷在山山麓，位于今鄞州区宝幢附近，时有小浃江通海，秦汉时期，滨海而居的“海人”持鱼盐等海货来“”交易，县由此得名，可见，当时县的近海贸易已经发展起来。

注 《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藩志》:“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县居山之阴，乃加邑为。”《宝庆四明志》卷1《风俗》:“古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多种史籍均有载。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依江南采访使齐澣奏请，“以越州之县置，以境有四明山为名”。宁波有“明州”之称由此始。明州最初的州治即设在三江口一带，此前武德八年(625)，废鄞州为县，治所早就设于三江口一带。长庆元年(821)，明州与县治所互易。同一时期，浙东观察使薛戎奏，“当置望海镇(即今镇海)，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与新罗、日本诸蕃接界”。可见，明州拥有便利的地理条件，有利于从事沿海航行和外海贸易。

北宋以来，明州属两浙路，下辖六县，南宋绍熙五年(1194)，升明州为府，称庆元府。元改庆元府为庆元路总管府，隶属江淮行省(后改为江浙行省)。宋元以降，宁波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不断上升，并成为东南沿海的贸易大都市。区域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繁荣，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再加上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扶持，明州(庆元)港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

到明代，宁波的主要行政区域逐渐固定下来。明代，宁波府下辖鄞县、慈溪、奉化、定海、象山。清代，宁波府下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又将舟山镇改设为定海县]、象山、南田(宣统三年置)、定海直隶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升定海县为直隶厅]。民国时期，宁波辖区较今日大，大概辖现今宁波及舟山二市属地。这一时期，宁波的辖区虽经历数次变动，但是其主要构成者有七县：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宁海、定海。时人称之为“宁波七邑”。

北宋以降，北方频繁的战乱使得大量人口向中国南部迁移。到元朝，江浙人口密度已远超其他行省，达到每平方千米91.23人。元末明初，浙江宁、台、温沿海大岛，城市规模已经形成，大量人口聚集于此，“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浙江人口密度上升到每平方千米114.38人，仅次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弘治四年(1491)与万历六年(1578)，浙江的人口密度在这两个时期超过南直隶而跃居全国第1位。清初，浙江的人口密度仍位居全国各省份第1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宁波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313.5人，远高于浙江全省每平方千米222.6人的人口密度。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咸丰元年(1851)，宁波的人口密度分别增加到每平方千米396.8人和444.8人，其增速为浙江省各府之首，人口规模远超浙东其他府城。

与人口增长同步的是，明清以来浙江乃至江南区域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市镇经济的发展，使得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而由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苏州、上海、常州、镇江、南京、太仓组成的江南地区，从宋元时代起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入明以后，特别是从明中期开始，该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出现强劲的商品化趋势，商品经济加速发展，大批工商业市镇相继形成。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蚕桑、丝绸、棉花、棉布、陶瓷、铁器、书籍等商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市场容量日益扩大。庞大的人口基数、繁荣的经济景况使江南区域对商品有非常强劲的消费能力，这大大刺激了宁波的渔盐商品生产和海洋贸易。而江南区域崇尚奢侈的消费理念，更助长了这一趋势。根据明末王士性的论述，浙江沿海区域根据其经济形态与民俗风情的不同，可分为杭嘉、宁绍和温台三部分，其中宁绍科举盛行，文化繁荣，多从事外贸活动。繁荣的商品经济及发达的海洋运输，使宁波成为中外商品交换的重要节点。

由于地理原因，古代宁波沿海至内地的陆路运输远没有水运发达。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河流，成为宁波乃至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运输线。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连接宁波港与杭州的浙东运河。该运河的修筑，彻底解决了当时北方货物经京杭大运河至杭州后的出海问题，而同时，浙东区域的海产品经浙东运河抵达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可直达京津区域。明代日本朝贡使团，即通过这条线路从宁波起程前往北京朝贡。另一条即是沟通中国沿海与内地的长江水运。在上海尚未崛起之前，浙东区域的海产品经杭州运往南京，再经南京溯长江到达武汉、重庆等地。上海崛起后，浙东海产品直接海运上海然后转口。随着1843年上海的开埠及现代交通技术的引进，大量浙东海产品由定期班轮或铁路经上海转运全国，或通过铁路及公路系统转运内地各省份。明清时期，浙江乃至江南区域的海产品主要由宁波港转销海外，而到近代，随着上海的崛起，这一功能逐渐被上海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