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产生，第一次作为一种概念出现是在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此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是一种对于资源的管理战略，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并加入了新的内涵，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但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为一种发展观提出来，是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等一系列决议和文件，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概念推向行动。

1991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所阐述的定义是“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前提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即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

同年，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即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过环境系统再生能力的发展，人类对生物圈的作用必须限制在生物圈的承载力之内。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一定义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定义。李国柱等学者认为：这一定义在许多方面还是模糊的，如什么是子孙后代的需求？目前一般把“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理解为：应当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总资本存量？从经济学观点出发，根据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的可替代性以及总资本存量的变化，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总资本存量(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等存量之和)不随时间而下降，在世代之间保持总量不减少。这种情况被称为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的条件是资本存量的不同要素之间可以互相替代，特别是允许人造资本替代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本，这种发展称为弱可持续发展。另一种是自然资本存量不随时间而下降，在世代之间保持或增加自然资本存量。这种情况被称为强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发展认为，不是所有的资本都可以用人造资本来代替，一个国家的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随时间而减少(李国柱，2007)。

可持续发展包含“可持续”和“发展”两个子概念。对于发展的概念，目前大多数学者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即发展指生活于绝对贫困线以下人数不上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增大的条件下，国家实际人均收入的长期增加过程。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必要性，离开了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提高当代人的福利水平，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在不破坏资源、不牺牲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增加社会财富。这就要求在生产中采取清洁的技术、减少浪费、少排或不排废物，从根本上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因此，在由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经济只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社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生态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其实，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在该定义出现以后，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由于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理解的深度及角度不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生态学家以生态系统的观点来解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环境学家往往从资源环境的角度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经济学家则从社会福利和经济的角度来描述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学家则往往从需求和发展过程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张丽霞，2005)。

第一，从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因此较多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偏重于生态持续和环境保护。即，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的再生能力的发展。美国生态学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找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的空间构型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

第二，从经济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放缓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

第三，从社会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和目标。社会学家更广泛关心的是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可持续性，将社会可持续定义为：维持理想的社会价值、传统、制度、文化或其他社会要素的能力。

第四，从技术性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扩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采用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要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推向实践，并制定能够在国家或区域实施的方针政策、对策措施等，就必须对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及内涵理解透彻。由于对可持续发展定义角度的不同，对可持续发展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保护地球》一书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9条原则，《里约宣言》也列出了27项原则，我国学者王伟中等则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10条原则。尽管如此，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众学者看法基本一致。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包括公平性原则、发展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主权原则和共同性原则等。可持续发展的众多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六条。

第一，发展原则。人类发展有三类需求——基本需求，环境需求，发展需求。其中，基本需求是指维持正常的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基本物质和生活资料；环境需求是指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生活更加和谐所需要的条件；发展需求是指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为了生活更充实和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按照人类三种需求全面衡量，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对未来的发展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可能性，这一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对于摆脱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正在日益加深的巨大贫困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可见，可持续发展概念非常明确地内含了发展原则，其发展的关键内容包括：复兴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贫困；满足就业、粮食保障、能源、水和卫生等基本需求；保障人口的可持续水平；保护和增强资源基础；通过改善工业技术和风险管理降低环境风险；将环境与经济结合在可持续发展决策之中等。

第二，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和谐首先就表现在对公平的认识上。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它既包括同代内区际均衡发展，即一个地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也包括代际均衡发展，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该原则认为人类各代都处在同一生存空间，他们对这一空间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拥有同等享用权，他们应该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因此，可持续发展把消除贫困作为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要予以优先解决，要给各国各地区的人、世世代代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权。

我们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本代人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高生活的愿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代际公平。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代人不要为了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生存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如果发生后代人福利减少的情况，则应给予代际补偿，使后代的资本不小于当代人的资本存量。(3)公平利用有限资源。富国在利用地球资源上有优势，这一由来已久的优势取代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合理部分来达到他们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

第三，可持续性原则。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必须有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包含着制约的因素。因此，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必然有限制因素的存在。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真正将人类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

第四，共同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关乎地球上每一个生命的发展，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这个系统不可分割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的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子系统出问题，必将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共同性原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目标的共同性。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就是保持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的安全，并以最合理的利用方式为整个人类谋福利。虽然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模式与实施步骤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却是共同的。二是行动的共同性。全球共同行动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国界的，要预防和治理这些环境污染，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其次，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不仅仅是落后国家的事，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事。

第五，时序性原则。时序性原则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发达国家优先利用了地球上的资源，这一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剥夺了应当由发展中国家公平利用的那一部分地球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控制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发达国家应在可持续发展中负起更多的责任，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把消除贫困作为最优先的领域，同时重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平性，逐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六，质量原则。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即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量。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指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改善的经济增长，即除了产出量方面的增长外，还意味着一些结构方面的进步。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更不代表社会的发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其不仅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且保护自然，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主张人类要尊重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丽娜，王国聘，2008)。在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维护中有必要引入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正是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的最终目标。

(一)生态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生态文明问题受到关注，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资源枯竭、环境激素泛滥等日益严峻(是丽娜，王国聘，2008)。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揭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人们开始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表明生态问题开始受到官方组织的认可与重视。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要追溯到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详细而全面地论述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而且，该概念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了强化。大会还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被认为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开端(是丽娜，王国聘，2008)。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是由美国的生态学家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1995)所提出，他在《点赞全面拥抱生态文明的中国》一文中阐述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属性。第一，人类与自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人类处于动态平衡的自然中。第二，生态文明是指建立一个零浪费、零污染的生态循环，一种生产过程的排放成为下一个生产周期的原料……生态的转型包括消除贫困、公平地再分配资源、推动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罗伊·莫里森，2015)。

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可以追溯到农业文明时代，董仲舒认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如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再如荀子提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等都反映了古代的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是丽娜，王国聘，2008)。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现如今，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也正不断地丰富与完善。

(二)生态文明的核心与特征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与方法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关系的恶化。而旨在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文明，明确提出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社会组成一个有机系统，承认大自然在资源和生态承载力方面的有限性，承认自然界具有非工具价值以外的内在价值，将人类发展的合目的性与保持生态平衡的合规律性的统一作为发展的原则。这些观点构成了生态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左亚文等，2014)。

生态文明观是基于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全面反思而形成的。在哲学上，生态文明摈弃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从自然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在伦理上，生态文明明确了人对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人类重新确立一种环境道德；在政治上，生态文明破除“唯GDP”的政绩观，并且要求政治必须直面当下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寻求一种“绿色政治”的发展道路，全方位的思考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对于自身行为以及自然环境的态度；在实践上，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探讨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行的途径，例如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以及环保组织、生态补偿机制等研究均凸显了生态文明理论的实践特征(左亚文等，2014)。

生态文明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论自然观，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类应注意尊重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准则。

第二，循环生产模式。循环经济，即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循环经济在一切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都体现了资源的集约、循环利用，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在不断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续的利用，从而把生产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第三，绿色消费模式。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生态文明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这种绿色消费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从而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来满足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基本需求。有国外的环境研究学者将绿色消费概括为5R，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

第四，生态型科技观。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生态文明的发展也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需在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的支配下，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规范化，按照生态学原理的要求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管理与应用，树立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左亚文等，2014)。

(三)生态文明的学科领域

生态文明研究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这是由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所决定的。生态文明是一个涉及面广，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课题。就细分的科学领域来看，生态文明主要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和生态经济学。

1．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

就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而言，我国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研究在翻译国外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等方面著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叶平的《生态伦理学》，刘大椿、明日香寿川、金淞等的《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等。近年来，在生态哲学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有：王桂玉、杨敏、崔颖洁(2008)基于生态哲学的思想，对生态旅游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探索，提出生态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区在向旅游者展示生态美的同时，向旅游者解说、演示旅游区“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运行原理，继而引导旅游者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高冠楠(2013)对《寂静的春天》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了其中生态哲学的思想，并结合美国的社会背景及卡逊的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说明了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必然。毕晋峰(2013)按照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观和实践观等三个层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环保实践等进行了理论探讨。在生态伦理方面，谢雨萍、邓祝仁(2006)在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探讨了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对构建乡村生态伦理的影响；罗金华(2008)基于生态伦理和生态补偿，分析了绿色营销与森林旅游之间的内在联系；李东娟、熊胜绪(2011)基于生态伦理观的视角，通过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考察，揭示了造成生态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旅游企业的生态理论践行思路：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与低碳旅游；苏萤雪(2014)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将环境伦理学的六大关键词和谐、公正、权利、价值、审美、教育用于中国生态旅游本土化的解读。

2．生态政治学

在生态政治学方面，一般认为《寂静的春天》是促使环境作为政治问题走向历史舞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之后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和《增长的极限》使得环境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议题。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吸收和译介西方生态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思想。国内近年来的研究有，张海霞(2010)基于生态政治学相关理论，总结国家公园旅游规制发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探讨中国自然遗产地实现统一的国家公园模式的可行性；唐超(2013)在分析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后，为中国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与启示；杨启乐(2014)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我国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行为进行了探讨和梳理。

3．生态社会学

生态社会学在对环境与社会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生态社会学的研究采取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原因，并分析环境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是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以及现代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映及其效果。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李正欢(2004)基于旅游社会学的研究路线，将研究视角定在角色、行为和互动三个方面，通过对生态旅游场景中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扮演、行为和互动来探讨生态旅游系统的运行模式，从而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性的研究思路；何玉宏(2007)认为“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学给出了一些启示；谷小雨(2014)基于生态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风景区进行个案分析，以了解该生态旅游景区的资源分配情况。

4．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高度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西方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文章有：《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里约环境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1992)。国内“生态经济学”已经发展了30多年，根据沈满洪主编的《生态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创建阶段(1980—1992年)、发展阶段(1992—2003年)和深化阶段(2003年后)(包双叶，2012)。具体有，郑泽厚(1998)就旅游生态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探究了旅游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任务，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结构；吴志才(2005)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生态环境问题，指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效益性是引起旅游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旅游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实质——外部不经济性；刘丽梅、吕君(2008)基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了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郑辽吉(2013)以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体验经济学及社会学理论等为基础，分析并验证了依托于多功能农业行动者——网络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生态体验旅游理论。

三、旅游系统理论

(一)旅游系统的概念

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思维中。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系统论认为，系统要素间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等的流动(王雪芳，2008)。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称为子系统，子系统下是更低一级的子系统。系统思想要求对系统做全面的分析，其基本思想有两点：第一，把研究处理对象看成一个系统，从整体考虑问题。第二，不能忽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体。从整体去把握系统，整体观点是系统思想的精髓(钟韵，彭华，2001)。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旅游活动是一个高度复杂与开放的系统。旅游系统的思想在旅游规划的研究与实践中至关重要。但由于旅游规划牵涉的内容广泛复杂，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旅游依次经历了早期旅行、现代旅游与旅游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直至旅游产业发展阶段，旅游才真正具有系统化特征，旅游系统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马勇，李玺，2006)。

国外对旅游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苏联地理学家B.C.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提出了地域旅游系统的概念，以旅游产业地域组织研究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地域旅游系统模型(BанЦиншен,2003)。美国著名旅游规划专家甘恩教授于1972年提出了旅游系统的概念，并提出了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将旅游活动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该系统的特征的把握及其在旅游开发、规划、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就是旅游科学的核心任务(吴必虎，1998)。

现有的三种旅游系统模型分别是：功能旅游系统(Functioning Tourism System)、旅游混沌模型 (Chaos Model of Tourism)和空间旅游系统(Geographical Tourism System)。

功能旅游是由美国旅游规划专家甘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系统由需求板块和供给板块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供给板块又由交通、信息促销、吸引物和服务等部分构成。该系统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即旅游吸引物、服务与设施、交通、信息与引导和旅游者。他认为，这五个部分是规划中的基本要素，旅游活动的实现，至少要涉及上述五个要素，并且这五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功能旅游系统(Gunn C A,2002)。

旅游混沌模型是由McKercher站在旅游系统复杂性的角度，并基于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所提出的。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看，任何系统都被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在旅游研究中，特别是在旅游目的地演化等问题上，复杂系统的思想常常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他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以非线性方式运行的、具有混沌特点的复杂系统，由九个要素组成：旅游者、信息量、影响信息沟通效率因素、目的地、外部旅游主体、旅游外部影响因素、旅游内部影响因素、系统输出、混沌制造者。这些要素间的复杂互动、紊乱和突变都是内在于旅游系统的特点(McKercher B A,1999)。

空间旅游系统是从空间结构角度探究旅游系统的。这是Leiper在1979年从结构功能和空间结构两个层面上讨论旅游系统后提出的，共包括五个要素：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重点突出了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个空间要素。他把旅游系统描述为由旅游通道连接的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组合(Leiper N,1995)。

国内学者对旅游系统也做了许多探讨，并建立了一些旅游系统模型，但这些模型多是在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的改进。陈安泽、卢云亭(1991)认为，旅游系统框架也由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两部分组成，其中供给系统又包括旅游地域、旅游服务、旅游教育、旅游商品四个子系统；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旅游系统作为旅游业的主要部分，包括旅游资源、旅游区和旅游地结构、旅游生态环境、旅游线路、旅游中心城镇五个方面。吴人韦(2002)在《旅游规划理论的发展》中阐述了由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事业三大要素组成的旅游系统。其中旅游者子系统形成旅游动机，旅游目的地子系统形成旅游吸引力，旅游企事业子系统形成旅游联结力。

在我国，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在1999年颁布的《旅游规划原理》中对旅游系统有如下定义：旅游系统是指一个以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为核心，以人流的异地移动为特征，以闲暇消费为手段，具有较稳定的结构和功能的一种现代经济、社会、环境的边缘组合系统。

(二)旅游系统的构成

1．国内旅游系统构成研究

目前，对于旅游系统的内涵并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对于旅游系统内涵的理解不同，就会对旅游系统的结构产生不同的看法。吴必虎(2000)提出旅游系统是由旅游市场子系统、旅游者出行子系统、旅游目的地子系统和旅游发展支撑子系统四部分构成。马勇、董观志(1997)提出，旅游系统是由旅游客源地市场子系统、旅游目的地子系统、旅游企业子系统以及旅游支撑与保障子系统四个部分组成，是具有特定结构、功能与目标的综合体。

吴必虎、俞曦(2010)所阐述的旅游系统分为四个部分：游客子系统、出行子系统、接待子系统、支持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

(1)游客子系统，是由构成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及其相关因素所构成的子系统。例如，旅游者的社会学特征、需求、行为、态度等。随着中国旅游发展速度不断提升，旅游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形成了旅游者买方市场，游客子系统中需求市场系统在旅游领域越来越重要。

(2)出行子系统，是链接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子系统，保证和促使了旅游者出门旅行或之前的信息收集与决策、前往目的地进行旅游活动。出行子系统包含运移游客的交通设施(公路、铁路、水上航线、空中航线、缆车、索道等其他乘坐设施)服务，旅行社的提供信息、预订服务(咨询、订票等)，旅游者从政府、旅游目的地、旅游销售商等处得到的旅游服务信息，以及旅游地的宣传、促销活动。

(3)接待子系统，是旅游目的地所提供给游客的游览、娱乐、食宿、购物、科普等多种体验因素的综合体。接待子系统由吸引物、设施、服务三方面要素组成。游客子系统、出行系统与目的地系统共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内部系统。

(4)支持子系统。上述三个系统紧密联系，其外部有政策、制度、环境、人才、基础设施、社区等支持系统。政府在其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此外教育支持着旅游行业的人力资源。支持子系统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其他三个系统，对其他三个系统同时或分别发生作用。其实，旅游系统是一个依赖很多行业支持的系统，旅游规划必须协调旅游业与这些行业的关系。

马勇、李玺(2006)从四方面看待旅游系统的结构，分别是旅游系统的组织结构方面、经济结构方面、空间结构方面与层次结构方面。

从旅游系统的组织结构看，旅游系统由四个部分组成：旅游客源市场子系统、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子系统、旅游企业子系统和旅游支撑与保障子系统。从经济结构看，旅游系统可以简单地用“旅游需求—旅游市场—旅游供给”模型来描述。从空间结构看，旅游系统主要涉及三要素：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从层次结构看，按照不同的区域范围大小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

2.Gunn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Gunn(2002)的旅游系统功能模型(见图2-1)属于狭义的旅游系统，即较少考虑旅游与其他社会、环境和经济之间的联系。他的旅游系统由两部分组成：需求与供给。需求作为旅游的推力，供给作为拉力，两者相互匹配构成旅游功能系统的基本结构(李文亮，2005)。该系统强调的是旅游系统的功能，即满足旅游需求，同时强调服务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作用。除此之外，该系统对供给部分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将其分为吸引物、促销、交通、信息、服务五个子系统。对于供给子系统的描述很好地体现了旅游产品作为一种组合产品的特点(郭长江，2007)。

旅游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依赖、共同作用，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将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吴必虎，俞曦，2010)。

3.Leiper的旅游通道系统

Leiper从地理学的空间角度定义旅游系统。此系统包含五个要素，分别是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在结构功能和空间结构两个层面上讨论旅游系统。在模型中，Leiper(1995)重点突出了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个空间要素。他认为，由旅游通道连接的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组合构成了旅游系统(见图2-2)。这里的旅游通道不仅仅指那些能够帮助旅游者实现空间移动的物质载体，同时也包括一些旅游者可能参观的地点(郭长江，2007)。旅游通道的特征和效率将影响和改变旅游流的规模和方向(Cooper et al.,1998)。该系统更能体现地理空间的特点，是旅游地理学的基础(保继刚，1986)。

Leiper对旅游系统的分析是从两个层面着手的：第一个是结构功能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他同结构功能主义者一样也强调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空间层面。在这个层面里，他强调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等空间要素的关系(李文亮，2005)。

四、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

“生命周期”(life cycle)起源于生物学领域，是用来描述某种生物从出现到最终消亡的演化过程(保继刚，楚义芳，1999)。之后“生命周期”被其他学科所引用，来说明学科内研究物与生物相类似的演化过程，例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

旅游地和其他产品一样，也有其兴衰的模式，即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旅游学科借用生命周期理论开展研究起源于欧洲。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描述旅游地演进过程的一种理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在研究欧洲旅游发展时提出的。他发表的《对欧洲旅游地的一些思考：外围地区—欠发展的乡村—娱乐地》(“Some Considerations of Tourism Location in Europe:the Peripheral Region-Under developed Countries-Recreation Areas”)一文中，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一般性概念，认为旅游乡村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发掘阶段、增长阶段和衰退阶段。之后，斯坦菲德(1978)《大西洋城市及度假周期》(“Atlantic City and the Resort Cyde”)一文中研究美国大西洋城旅游发展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被学者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大部分学者以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分析、验证、探索不同类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式及影响因素，推动了该理论的研究(Stansfield C A,1978)。但也有少部分的学者对巴特勒生命周期理论的某些阶段特征提出了质疑。

(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内涵

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是地理学对旅游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具体描述了旅游地从开始、发展、成熟到衰退阶段的生物界普遍规律(杨效忠，陆林，2004)。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运用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旅游地发展历史，掌握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旅游发展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人为调节，促进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邵晓兰，高峻，2006)。

1．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类型

(1)巴特勒(Butler)模型

1980年，巴特勒发表文章《旅游区发展周期概述》(“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de of Evolution”)，里面将旅游地的发展与市场营销中的产品进行类比，借用了营销产品的生命周期模式，对旅游地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他提出，旅游地也具有生命周期，其演变可分为六个阶段：探索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稳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兴阶段，如图2-3所示。

旅游地探索阶段(exploration stage)。此阶段为旅游地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有数量较少、自发为主的零散游客。但是，游客与旅游地居民却有密切而又频繁的接触。旅游地此时并没有特别的设施，其自然、社会环境也未因旅游而发展变化。例如，现今南极洲的部分区域、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北冰洋区域就长期处于探索阶段。

旅游地起步阶段(involvement stage)。在此阶段，旅游地被更多人所认识，旅游者增多，旅游活动变得有组织、有规律，当地居民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一些简陋的膳宿设施及其他简单的服务，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仍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现代旅游的氛围逐渐显露，一方面，旅游者对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与接待条件要求渐渐提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被迫改善设施与交通状况。目前一些规模较小、起步发展较晚的岛屿正处于这个阶段，例如太平洋、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

旅游地发展阶段(development stage)。此阶段内，旅游广告加大旅游市场的宣传，旅游地已经可以吸引到大批游客，旅游市场发展初具规模。高峰期游客的数量甚至会大于当地居民的数量。随之而来的经济效应，使得外来投资骤增，简陋膳宿设施逐渐被规模大、现代化的设施取代，旅游接待与硬件设施质量大大提高。当地居民已经积极参与旅游接待活动，游客与当地人的接触减少。另外，旅游地自然面貌的改变比较大。

旅游地稳固阶段(consolidation stage)。在此阶段，游客量持续加大，但增长率下降。旅游地功能分区明显，地方经济活动与旅游业紧密相连。数量巨大的旅游者已经开始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使居民开始对旅游者产生反感和不满。

旅游地停滞阶段(stagnation stage)。旅游地自然和文化的吸引力被“人造设施”代替，旅游地良好形象已不在，市场量的维持艰难。旅游者数量巨大，旅游环境容量超载等相关问题随之而至，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旅游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阻力，发展举步维艰。

旅游地的衰落或复苏阶段(decline or rejuvenation stage)。旅游地进入衰退阶段，一方面旅游者被其他新兴旅游地所吸引，游客数量减少，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率降低，客源市场在空间和数量上减少；对旅游业的投资开始撤出，当地投资可能取代撤走的外来投资；旅游基础设施破旧。另一方面，旅游地积极进行旅游创新与开发，例如通过增加人造景观、开发新的旅游资源等措施增加旅游地吸引力，有可能会在停滞一段时期后进入复苏阶段，重新发展，延长周期。

(2)普罗格(Plog)模型

旅游者心理类型理论是由具有“目的地博士”雅号的美国著名学者普罗格提出的，其理论思想根基源于消费心态学研究中的“人格”(personality)概念(邵晓兰，高峻，2006)。

普罗格在1973年，从旅游者的心理特征出发，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心理式假说(psychographic)。他认为，旅游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与旅游者行为息息相关，并围绕此观点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

旅游者按照心理特征类型可以划分为五类，分别为多中心型、近多中心型、中间型、近自我中心型和自我中心型。这五种类型在数量上近似呈正态分布(李军，陈志刚，2014)。

大多数情况下，多中心型旅游者兴趣广泛，富有冒险精神。相反地，自我中心类型旅游者较为保守。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展实际就是旅游地对不同旅游者吸引力变化的不同阶段。

对于多中心型旅游者来说，他们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喜欢冒险、喜欢突破，因此还未有旅游开发的目的地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未开发的目的地因为他们的到来进入了旅游地发展的初始阶段。

在多中心型旅游者之后，近多中心型旅游者也加入到此旅游地之中，旅游基本设施以及旅游接待不断完善，旅游地发展迈向成熟发展阶段。此时旅游地中很大一部分是中间型旅游者，这些旅游者希望旅游地拥有更为便利的交通与更为舒适的环境。于是，需求刺激了供给，促使旅游地顺利地进入了发展的成熟期。

当地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其他类型旅游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多中心型旅游者的数量，旅游地逐渐成为大众型的旅游目的地。之后原先多中心型旅游者将逐渐放弃该旅游地，去寻找其他未开发的目的地。随着多中心型旅游者的离开，该地的旅游将会渐渐进入停滞期。

(3)双周期(double-cycle)模型

只要自然与社会尚未发展到彻底消灭地区差异，旅游吸引力就不会必然衰退或消亡。只要人类存在，旅游地就不会必然衰落或消亡。据此，余书炜(1997)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双周期模型，如图2-4所示。

双周期是指旅游地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命周期类型：长周期与短周期。

长周期是指旅游地从起步到最终衰落至消亡的漫长周期。短周期则是指旅游地在旅游吸引力环境保持不变的一段时期内所历经的周期，它可能完整也可能不完整。在短周期内，旅游地的演进只表现为旅游接待状况的变化。

双周期模型的意义在于：短周期告诫人们旅游地若不做出复兴努力，那么它终将会“中途”衰落下去；长周期则预示在未到最终衰落及消亡之前，旅游地永远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

2．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因素

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因素有很多，经过各学者的总结归纳基本形成了两大观点：海伍德的七因素论和需求、效应、环境三因素论。

(1)海伍德(Haywood)七因素论

海伍德在1986年提出了推动旅游地演进的七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即反对旅游业或开发的环境主义者和其他相关公众；交通运输企业、旅游经营商、中间商、住宿供给者的还价能力；旅游消费的替代物；政府、政治和约束型团体力量；旅游者的需要、感知、期望和价格敏感度；新旅游地的开发以及现有旅游地之间的竞争。这七种力量并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综合作用的，共同推动旅游地的演进过程。

第一，反对旅游业或开发的环境主义者和其他相关公众。这些环境主义者反对旅游的发展，把旅游视为对当地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也对旅游给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冲击颇有微词。他们的不支持与反对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第二，交通运输企业、旅游经营商、中间商、住宿供给者的还价能力。在旅游业中，交通、餐饮、住宿是旅游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旅游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还价能力越强，旅游地发展的条件越优越，该地处于发展的时期就越长，会更慢地进入衰退期或者进入衰退期的可能性下降。

第三，旅游消费的替代物。旅游消费替代物是指可以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其他旅游地区或者活动。如果旅游地的可替代性强且相似的可替代物多，则旅游者选择该旅游地的可能性相对就会较低，旅游地进入停滞期或是衰退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四，政府、政治和约束型团体力量。政府的支持或是反对的态度对旅游地的发展有直接性的作用，对于旅游业这个脆弱的行业来说，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我国大多旅游地都是由政府主导，此时政府的角色更是不言而喻。如果政府及当地其他政治和约束型团体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则该旅游地将具有较旺盛的生命力，进入停滞期的可能性会变小，或是进入衰退期后复苏的概率会加大。

第五，旅游者的需要、感知、期望和价格敏感度。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和服务的对象，旅游者对于旅游地的期望越高，价格敏感性越强，旅游地就越难满足其需求，因此会较快进入停滞期；反之，则会延长处于发展阶段的时间。

第六，新旅游地的开发。新旅游地的开发会影响现有旅游地的发展，由于分散客流等形成竞争。新旅游地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会加速现有旅游地的衰落。

第七，现有旅游地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地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将持续发展并延迟进入停滞期阶段。而竞争力较弱的旅游地则会加快衰退。

(2)需求、效应、环境三因素论

马勇(2004)从旅游地发展机制的角度分析，认为需求因素、效应因素以及环境因素是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

需求是指旅游者对于旅游地的期望，是决定旅游地开始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主要取决于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作为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的行为结果，需求因素是决定旅游地产生、发展和消亡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旅游者的行为将对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有巨大的影响。

效应是指旅游地开发对于旅游地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相较于需求因素，效应因素始终是继发性影响因素，主要取决于旅游地开发者和旅游商品生产者的行为。其主要通过旅游地的开发和旅游者在旅游地的行为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来体现。

环境因素，这里的环境指的是综合环境，不仅包含旅游地的外部环境，还包括需求因素与效应因素产生的内部环境，这些也会对旅游地的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旅游环境容量理论

旅游环境容量(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又称旅游容量或是旅游承载力。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是由Lepage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真正深入研究是到1977年，Lawson等人写了《旅游和休闲的发展：旅游资源评价手册》，其中专门探讨了旅游环境容量的问题。在国内，赵红红(1983)首次提出了旅游容量问题。保继刚(1987)把旅游环境容量定义为在满足游人的最低游览要求(心理感应气氛)和达到保护风景区的环境质量要求时，风景区所能容纳的游客。保继刚、楚义芳(1999)指出，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概念体系，其基本容量包括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经济发展容量和旅游地域社会容量。当今对于旅游环境容量的讨论以单因子或单因素的承载力计算为主，对于涉及多要素、综合性的评价模型的研究还不足。对旅游环境容量的量测研究，必须把它置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下(戴军山，丁登山，2002)。

(一)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体系

旅游容量是一个概念体系，不是一个仅限于词义本身的一般化概念(卢松，陆林，2005)。根据各容量的属性，可将旅游容量分为基本容量和非基本容量，非基本容量是基本容量在时间上具体化与外延的结果，兼顾了自然、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高洁，周传斌，2015)。

1．旅游环境的基本容量

旅游的心理容量，是指在某一旅游地域从事旅游活动时，在不降低旅游活动质量的条件下，旅游地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量。它是唯一一个需求方面的容量，是从旅游者角度分析考虑的，又称旅游感知容量。

旅游的资源容量，是在保持旅游资源质量的前提下，一定时间内旅游资源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量。

旅游的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不致退化和破坏的前提下，旅游地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旅游区的旅游生态环境容量包括的内容有水质、大气质量对旅游及相关活动的承受能力；土壤、植被、野生动物等对旅游及相关活动的承受能力；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旅游及相关活动的承受能力(王文，杨波，2014)。或是指在风景区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内所能接待的游客数，即为生态环境容量(杜忠潮，张波，2012)。

旅游的经济发展容量，是指一定时间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足够接纳的旅游活动量。其取决于五个方面的因素：设施容量——基础设施与旅游专用设施的容纳能力；投资和接受投资用于开发的能力；当地产业中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所能满足旅游需要的程度及区域外调入的可能和可行性；如果发展旅游业不可避免要使某些产业萎缩甚至完全终止，旅游业与这些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如何；区域所能投入到旅游业的人力资源的供给情况。

旅游的地域社会容量，是指旅游接待地区的人口构成、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和社会开化程度所决定的当地居民可以承受的旅游者数量。社会容量问题多出现在落后地区旅游地开发之初。

旅游环境的资源容量、生态环境容量、经济发展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都是从供给方面考虑的，涉及旅游地的供给、客源地和旅游地之间的交通、旅游市场营销等之间相互联系。五个基本容量之间呈一定的规律性关系：旅游的经济发展容量与旅游的地域社会容量之间有较明显的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域社会容量就越大；旅游感知容量与旅游者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容量、地域社会容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自然观赏性的旅游地，旅游资源容量越大，一般旅游生态容量越大，反之，有待商榷；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符合“短板效应”，取决于基本容量最小的那个因素。

2．非基本容量

旅游环境的非基本容量是旅游环境基本容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化和外延，是可以在旅游规划中直接利用的。

旅游合理容量和旅游极限容量。旅游环境的合理容量又称旅游最佳容量和旅游最适容量，是旅游规划的基本工具，是从管理与规划的角度提出来的。旅游极限容量是指最大的旅游承载能力。

既有旅游容量和期望旅游容量，两者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区分。既有旅游容量是目前具有的接待量，又称实际旅游容量或者已开发容量；期望旅游容量则是指旅游在未来某时可能达到的容纳旅游活动能力，也称规划旅游容量。

与旅游活动的空间尺度相联系的容量概念。空间尺度从小到大的排列是：景点游客容量、景区旅游容量、旅游地容量、区域旅游容量。旅游空间容量是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空间限制与旅游者自身感知容量的复合概念(Saarinen J K, 2006)。景点游客容量是指游人活动的基本单元(景点)的容纳能力。景区旅游容量是区内各景点的容量与景点间道路容量之和。旅游地容量是指各景区容量同景区间道路容量之和。区域旅游容量是区域内各旅游地容量之和。这些空间上的旅游环境容量，决定了空间尺度的旅游活动容纳能力，从而决定了旅游地域的开发规模。

3．旅游环境容量的性质

一是相对稳定性。旅游环境容易表现为一个伸展不宽的值域，可以以其中值作为容量值。旅游容量值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总体相对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里波动。二是波动性。旅游容量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发展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的波动性较大，资源容量、生态容量、感知容量的波动性相对较慢。非基本容量随基本容量的波动而波动。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容量不同，即使是同一旅游地，如果旅游地的性质即承受的旅游活动类型改变，旅游容量值也会随之改变。旅游活动是决定旅游地域可以容纳旅游活动量的基本因素，旅游活动的特性对旅游的资源容量、生态容量的影响尤为突出。一旦超出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地的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阻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孙元敏，张悦，2015)。

(二)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

1．基本空间标准

旅游环境容量测量的基点在于有同一个旅游地承受的旅游活动相对应的适当的基本空间标准，即单位利用者(通常是人或人群，或是旅游者使用的载体，如车、船等)所需占用的空间规模或设施量。基本空间标准的倒数即是单位旅游空间或设施容纳旅游活动的能力。

基本空间标准指标在测量旅游资源容量时通常用人均占用面积数(米2/人)来表示。设施容量的测量多用设施比率(设施量/旅游者数)来表示。生态容量的测量需用一定空间规模上的生态环境吸收和净化的旅游污染量(污染量/环境规模)来测量。旅游心理的测量需利用基本空间标准，亦用人均占用面积指数来测量。

基本空间的标准大多是长期经验积累或专项研究结果。在测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心理容量和旅游设施容量时所需要的基本空间标准，其取得需要对旅游者进行直接的调查。一个旅游区域所接纳的旅游活动的性质和类型是决定其基本空间标准的关键因素。

2．旅游资源容量和旅游感知容量的测量

以资源的空间规模除以每人最低空间标准，即可获得资源的极限时点容量，再根据人均每次利用时间和资源每日开放的时间，就可得出资源的极限日容量：

C=T/T0×A/A0

式中：C为极限容量，T为每日开放时间，T0为人均每次游览时间，A为资源的空间规模，A0为每人最低空间标准。

旅游感知容量一般比旅游资源极限容量低得多。根据心理学原理，个人在从事活动时，对于环绕在身体周围的空间有一定的要求，任何外人的进入，都会使个人感受到侵犯、压抑、拥挤而导致不快、不安，此称为个人空间。影响旅游者个人空间的因素多样复杂，难以有使所有旅游者都满意的个人空间值，也就是基本空间标准。因此，旅游者平均满足程度达到最大的个人空间值，就被视为旅游资源合理容量或旅游感知容量计算的基本空间标准，公式为：

CP=A/σ=kA

Cr=T/T0×CP=k×T/T0×A

式中：CP为时点容量，Cr为日容量，A为资源的空间规模，σ为基本空间标准，k为单位空间合理容量，T为每日开放时间，T0为人均每次游览时间。

3．生态容量的测定

只有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地才存在生态容量的概念。生态容量的确定是在维持当地原有自然生态质量的基础之上的，包含两方面：一是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直接消极影响；二是自然环境对于旅游者所产生的污染物完全吸收与净化的能力。旅游生态容量的大小取决于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净化与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以及一定时间内每个游客所产生的污染物量(保继刚，楚义芳，2001)。在旅游景区，生态容量一般包括水环境容量、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大气环境容量和生物资源容量等(赵路，2008)。

对于无需由人工处理旅游污染物的旅游地，其旅游的生态容量测量公式为：

式中：F0为生态容量(日容量)，即每日接待游客的最大允许量；Pi为每位旅游者一天之内产生的第i种污染物；Si为生态环境自然吸收的第i种污染物的数量(量/日); Ti为各种污染物的自然净化时间；n为污染物的种类数。

在多数的旅游区域，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都超过了旅游生态系统的净化与吸收能力，所以大多都需要人工处理，在此情况下称之为扩展性旅游生态容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扩展性生态日容量，Qi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第i种污染物量，其他符号含义与之前生态容量测量公式中的相同。

4．经济发展容量的测定

决定经济发展容量的因素复杂多样，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旅游内部经济因素(旅游设施等)；二是旅游外部经济因素(基础设施、支持性产业等)。当地经济发展容量的大小可以具象为食宿与娱乐设施的供给能力，两者所决定的旅游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a为主副食供应能力所决定的日游客接待量，Cb为住宿床位所决定的日游客接待量，Di为第i种食物的日供应能力，Ei为每人每日对第i种食物的需求量，Bi为第i类住宿所提供的床位数，m为游客所消耗的食物的种类数，I为住宿设施的种类数。

5．旅游地环境容量的测定

一个旅游地的接待能力有多大，受制于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社区内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

景点和景区是旅游规划中经常采用的空间单位，旅游环境的容量是各个景区和景区间道路的容量总和。旅游景点、旅游景区与旅游地容量都可以分为极限容量和合理容量。旅游地环境容量测定公式为：

式中：T为旅游地环境容量，Di为第i旅游景区容量，Si为第i旅游景点容量，Ri为第i景区内道路容量，m、n、p分别表示景区数量、景点数量、景点区道路条数，C为非活动区接纳游客量。

六、恢复生态学理论

恢复力resilience源自拉丁文resilio，即跳回的动作。从纯机械力学概念理解，恢复力是指材料在没有断裂或完全变形的情况下，因受力而发生形变并存储恢复势能的能力(Gordon J E,1978)。生态学家Holling(1973)首次将恢复力概念引入到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中，作为生态系统吸收外部改变量而保持能力不变的测度，对生态系统受外界干扰后的自身动态平衡能力进行了研究。之后，陆续出现了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恢复力来应对各种问题。

生态恢复相关的术语有重建(rehabilitation)、复垦(reclamation)、改进(enhancement)、修复(remediation)、舒缓(mitigation)、重造(creation)、更新(regeneration)、再植(recovery, revegetation)、再造林(reforestation)、生态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等。

(一)恢复生态学的概念

在多变的环境状况下，生态恢复力对维持理想的生态系统状态极为重要，是维持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所必需的，保持和提高生态系统恢复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Thompson et al.,2009)。恢复力决定了一个系统经受也许会超过控制的意外干扰和惊奇的脆弱性(王群，陆林，杨兴柱，2015)。

从字面上理解，恢复生态学就是研究生态恢复的科学。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自Aber和Jordan于1985年提出以来，恢复生态学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已成为国际生态、环境学界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恢复生态学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三种。第一种强调受损的生态系统要恢复到理想的状态。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认为使一个生态系统恢复到较接近其受干扰前的状态即为生态恢复(Cairn S J,1995)。第二种强调其应用生态学过程。Peng (2001)提出，恢复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技术与方法、过程与机理的科学。第三种强调生态整合性恢复。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ER)提出生态恢复是帮助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过程的科学，生态整合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构、区域及历史情况、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等广泛的范围(Jackson L L, Lopoukine D, Hillyard D,1995)。

生态恢复学与恢复生态学的区别是：前者是实践行动，后者是包含了基本的理论与研究计划的科学。恢复生态学是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研究如何利用生态学理论来降低人类干扰的损害；第二个方面研究如何恢复到能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孙书存，包维楷，2005)。

恢复生态学是研究生态恢复的科学。目前，生态恢复的定义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生态学家Holling(1969,1973)认为，生态恢复是指系统在保持自身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系统的行为控制参数及程序后，系统能够吸纳的扰动量。这一定义中恢复力是系统的属性，而系统继续存在或灭绝是结果(闫海明，战金艳，2012)。其关注系统远离任一平衡稳态后的适应状况，而这种非稳定态能够促使系统跃迁到其他行为领域，即另一稳定域。相对而言，生态恢复力更强调系统的持久性、可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它兼具了生物学的进化论思想和安全保障的工程设计目标(Holling C S,1996)。20世纪80年代，Pimm(1984)提出不同的观点，将恢复力定义为系统在遭受扰动后恢复到原有稳定态的速度。

争论多数基于适应性理论，基于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后将恢复到原来稳定状态的假设(Gunderson L, Holling C S,2002)。总结后主要有两种争论：目标导向与过程导向(孙书存，包维楷，2005)。

目标导向对生态恢复的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向接近干扰前状态的回归。这一定义不仅提出了寻找接近干扰前状态的参照系统问题，而且强调对生态系统比较的参数选择，并确定促进演替中的问题，是着重于重建具有功能的生态学系统的科学。

过程导向对生态恢复的定义为：恢复人类对当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动态性的损害的过程。这一定义包括了对于生态损害的社会要素研究，并强调社区行动在恢复中的作用，认识到了恢复在干扰和社会状况中的限制。此定义将生态原则与人类社会系统整合，澄清了恢复生态学的科学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生态恢复的目标

一个恢复了的生态系统，应该是保护了足够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在没有外来力量影响时也可以继续发展自己，维持自己的结构与功能，而且表现出对正常环境胁迫和干扰的弹性适应，能与相邻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孙书存，包维楷，2005)。

研究一个地区的生态恢复时，需要一个参照体系。此参照体系是用来作为恢复规划和评价的样板。它可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点，也可以是书面描述，或两者都有。一个较好的参照系统是多个参照系统的组合，其组成描述可以作为恢复规划的基础。参照系统的价值随其包含的信息增加而增加(孙书存，包维楷，2005)。

生态恢复时选定参考生态系统不只是参考其结构，还包括其发展过程中的任何状态。目前认为环境的随机性和全球变化会导致不确定性，而且恢复的目标是参考生态系统多个变量及各个变量一定的变化范围(Egan D, Howell E, 2001)。对于没有参考时，则要从过去存在的又可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中提取正常功能和历史变异范围，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记忆可以为生态恢复提供参考(Sun et al.,2013)。

生态恢复试图将一个生态系统恢复到历史轨迹的某一状态中，但却不必使之恢复到历史前期的状态。而且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难以甚至不可能恢复到其历史前期的状态。生态系统恢复转入其他状态后其恢复力可能增强也可能减弱，但往往不能提供其原有水平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所以生态系统恢复力并不一定是越高越好(孙晶，王俊，杨新军，2007)。

下列九个特性可以决定生态恢复行动结束的时间(孙书存，包维楷，2005)。

(1)恢复的系统具有与参照系统相似的、适合的群落结构和物种集合。

(2)恢复的系统在最大可行性的程度上由当地物种组成，允许外来物种的存在。

(3)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恢复生态系统具有所有功能群。

(4)恢复了生态系统的物理环境将能够提供维持种群繁殖、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而有助于系统进一步恢复到历史状态中。

(5)恢复的系统通过非生物和生物的交换与流动，能够与其周围环境整合为一个大的生态场和景观。

(6)恢复的生态系统功能正常，在其之后的发展应没有功能异常的信号。

(7)周围的景观中威胁恢复后的生态系统健康整合性的潜在威胁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最大可能地降低。

(8)恢复的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恢复力，能够忍受当地环境中正常的周期性的波动胁迫，从而维持其整合性。

(9)恢复的生态系统能够自我维持，一定程度上近似于参照系统，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无限地存在下去。

这些性质对于示范恢复并不是必需的，其他与恢复目的相关的特性也可以加入。

(三)恢复生态学研究的领域

一是生境恢复。生境是指某个种的个体或群体为完成生命过程需要的、在一定面积上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的联合体，近来也有指同类的植被或土地覆盖类型的(Van Andel J, Aronson J,2012)。生境恢复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某个区域从一个低质量生境的退化状态向高质量生境的改进过程(Miller J R, Hobbs R J, 2007)。

二是种群恢复。种群恢复主要研究以下内容：原始种群的个体数量、遗传多样性对种群定居、建立、生长和进化潜力的影响；地方适应性和生活史特征在种群成功恢复中的作用；景观元素的空间排列对复合种群动态和种群过程(如迁移)的影响；遗传漂变、基因流和选择对种群在一个经常加速、演替时间框架内持久性的影响；种间相互作用对种群动态和群落发展的影响(Montalvo et al.,1997)。

三是群落恢复。群落尺度上的恢复最关注如下问题：最接近自然的恢复终点要强调群落的功能(如营养结构)而不是特定的物种(Gómez-Aparicio et al., 2004)。

四是生态系统恢复。生态系统恢复主要是“重建参考生态系统中发生的物种间有一定特征的组合”, SER指出恢复了的生态系统必须具有的结构、功能和动态方面的九个特征，其中最主要还是考虑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SER),2004)。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的连接与生态过程的恢复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生物组分功能特征谱决定(Yelenik S G, Levine J,2011)。

五是恢复的景观尺度。景观生态学主要关注比生态系统尺度更大的时空上的问题，强调景观结构、格局、过程、动态与可持续性。需要恢复的生态系统与生物群落或种群是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下生存的，与之相关的自然过程与各种干扰也是；因此，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项目都要考虑尺度效应(Ren H,2013)。

七、利益相关者理论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地的接待能力不断增强，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开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整个旅游活动过程涉及多个行业，多种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采取不同的行动。有些行为会有利于旅游地生态健康的维护，而有些则会对当地生态造成不良影响，这不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重视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中的利益相关者，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需求及其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推动旅游地生态朝着健康、有序、安全的方向发展。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入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个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来自管理学与企业管理相关的概念。当时在美国的斯坦福研究院，一些学者受到一场名为“股东戏”的启发，用与之相对应的“利益相关者”来表示所有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人(贾生华，陈宏辉，2002)。美国经济学者Freeman(1984)提出了一个应用更为广泛的定义——一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即每个利益相关者均有自己的目标和立场，这些目标可能趋同也可能不同、甚至有矛盾或冲突。而组织的存在便是为了协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以保证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组织运行的长久性(Donaldson T, Person L E,1995)。

将“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应用于旅游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70至80年代第一次世界环境运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商业化、环境、平等发展等诸多问题，于是“旅游利益相关者”这一旨在促进资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研究视角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与思考。1999年10月1日，世界旅游组织大会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其中明确使用了“利益相关者”一词，并提供了旅游业发展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参照标准，这标志着“旅游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关于旅游利益相关者，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问题，旅游规划、管理和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旅游环境理论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社区旅游及其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郭华，2008)。就旅游环境理论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而言，国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强调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还应保护旅游资源不遭到破坏，并保障当地居民利益。即一部分人的旅游需求的满足不能以牺牲旅游地环境为代价，这说明“旅游利益相关者”这一理论的提出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Stonich (1998)通过研究洪都拉斯海湾岛的旅游发展、水资源与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岛屿上的淡水、土地和海洋资源由于旅游的发展而遭到破坏，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均衡地作用于各利益相关者：环境质量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掌握权力的国家级和国际性机构的决策，但最后承担旅游开发后果的却是贫困的外来移民和当地的土著居民。Ryan (2002)提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应注意公平分配和权利共享。Holden (2003)通过评估环境伦理背景下旅游利益相关者对自然界的行为，认为大多数旅游利益相关者将环境作为一种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并没有能够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

而国内有关“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则相对较晚，始于21世纪初。张广瑞(2000)翻译了1999年在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将“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国内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生态旅游、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旅游景区、旅游产业、旅行社、旅游合作等领域(粟路军，何学欢，2011)。与旅游地生态相关的研究有：刘静艳(2006)从系统学角度分析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结构关系，提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政府、社区、旅游地、旅游企业和生态旅游者五位一体的共生系统。程励(2006)针对西南山地生态脆弱区中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研究区域生态旅游的和谐发展，通过分析相关利益主体的公平利益均衡和和谐因子的解释，探讨了生态旅游脆弱区和谐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牛江、张玉钧(2007)对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管理中的四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和当地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协调与优化的措施。谭红杨、朱永杰(2007)等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并建立了利益相关者结构。

综合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中引入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二)利益相关者的构成

在一个旅游地的生态安全维护中，涉及的利益群体有许多。但是，与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的利益群体有：政府、旅游地开发商、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者和非政府组织。

政府。总体而言，我国的大部分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由地方政府代替行使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田艳，2014)。即政府掌握了开发和保护的决定权。因而在整个旅游地的生态安全的维护中，政府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旅游资源的管理者，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有责任保证旅游地的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因此“旅游地生态保护”这一目标要求政府通过选择合适的开发商和进行有效的监管以保证资源得以永续，使得旅游活动更加长久。

旅游地开发商。旅游地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政府无力独自承受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选择“招商引资”，将旅游地的开发经营权有偿让渡给旅游开发商，并约定在一定的期限内由旅游开发商对旅游地进行规划和开发(田艳，2014)。在旅游地生态安全保护理论中，旅游地开发商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原因在于，生态保护就意味着要牺牲一部分开发商的盈利；而开发商想要长久地收益，就不得不重视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商所面对的“保护与开发”这个矛盾，使得其成为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

旅游地居民。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地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旅游地的开发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旅游地居民是一类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旅游地生态安全保护的过程中，也应当注意生态安全保护的有关措施可能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并着力发挥当地居民在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中的积极作用。因为，只有让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维护并从中得到利益，才能消除当地居民、旅游开发商、政府、旅游企业、游客之间的潜在冲突，消除旅游地生态安全保护的潜在障碍。因此，从旅游地生态健康的长远角度来看，应该加强与旅游地所在居民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和决策的大众化，以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旅游地生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Inskeep W,1991)。

旅游者。旅游者是旅游活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旅游者就没有旅游业。旅游者是实现旅游地盈利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旅游地生态安全保护中，需要重视旅游者这一利益相关者。需注意，旅游者不仅仅是利益的获取者，更是利益的维护者。这是因为，如果旅游者在旅游时不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反而肆意地破坏旅游地的环境与资源，那么旅游者以后想再次享受资源时，便会发现，资源已经被破坏了。即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的“权利”(享受资源)与“义务”(保护资源)是对等的。所以，旅游地的经营者不仅需要通过宣传手册、导游讲解等多种方式帮助培养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电子监控、遥感设备等高科技手段对旅游地进行实时监控，更加高效地对旅游地的资源进行保护。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是非政府性质的公共机构或组织实体，是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建立通常是为了实现某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目的，如遗产保护、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环境保护等。其非政府性质使其更具有灵活性、市场性和社会性。与旅游地生态安全维护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有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社团组织、慈善组织等。

八、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一)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起源与概念

复合生态系统是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在内的综合的系统(左臣，2013)。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系统论、生态学以及基于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

系统论又叫作一般系统论，是由路德维希·冯·贝塔郎菲提出的一门研究系统的一般性质、运动规律、系统方法以及其他应用的学科。该理论的意义在于其帮助研究者认清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生态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平衡，有效地弥补了研究者由于认识能力有限而把复杂的系统割裂为若干子系统的研究方法的不足(毛军吉，2014)。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一般系统论在生态系统的分析、体现和运用。生态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的，是环境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行为的集合(左臣，2013)。

复合生态系统主要侧重在多个生态系统的交叉重叠、相互影响，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调作用形成的复合系统(左臣，2013)。人类复合生态系统这一概念进一步在理论中强调了人类在复合生态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使得单独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复存在，而是受到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融合在一起，生态系统基本上都演变为复合生态系统，人类及其经济社会活动成为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其二，人类在复合生态系统中担当了四种角色，分别是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和调控者，这体现了人类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石建平，2005)。

1984—1993年，马世骏、王如松等学者在《生态学报》等期刊先后发表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理论。两位学者在人类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复合生态系统是由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组成的多级系统的框架下，针对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理论。

马世骏、王如松(1984)认为，目前，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是一个大的复合系统：社会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又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建构联系的媒介；自然则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基础。这三大系统有机复合，形成一个整体(见图2-5)。而且，这三大系统间通过生态流、生态场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耦合，形成一定的生态格局和生态秩序。

王如松、欧阳志云(2012)认为：自然子系统是由水、土、气、生、矿及其间的相互关系来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存环境(见图2-6)；经济子系统是指人类主动地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组织有目的的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活动；社会子系统是人的知识、体制与文化。这三个系统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三个子系统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秩序等方面的生态耦合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决定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演替方向。他们认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是生态整合，通过结构整合和功能整合，协调三个子系统及其内部组成的关系，使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和谐有序，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间的复合生态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二)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特征

1．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

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是三个关系圈的集合(见图2-7)。核心圈是人，包括人的组织、技术和文化，一般被称为生态核；第二圈是人类活动的直接环境，包括地理环境、人工环境和生物环境，一般称为生态基；第三圈是周围环境，包括源、汇、库，可称其为生态库。

复合生态系统与传统的生态系统的差别在于其边界的不同。复合生态系统有两重边界：内边界(即生态基的边界)有特定的空间范围，但其不是一个完整的功能实体，这个范围内的物流、能流、信息流和生物流主要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支持；而外边界是一个模糊的边界，没有固定的空间范围，只是用来表示与内层的生态基相关的源、汇、库的影响范围。复合生态系统的这三个关系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基与库之间功能流关系的动力学特征(如图2-7中第二、三圈之间的箭头所示)；二是明晰核与基之间的控制论关系和调控方法(田良，2014)。

2．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

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具体可用图2-8中的八面体来表示，其中的顶点H为人(控制)、P为生产、L为生活、R为资源(输入)、E为环境(输出)和N为自然(再生)，可以分别表示复合生态系统具有的控制、生产、生活、供给、接纳和还原六种功能。这六种功能又可以具体分为社会功能、自然功能和经济功能三类(见图2-9)。

复合生态系统三种功能的相互作用构成复合生态系统的复杂的生态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促进、抑制、适应、改造关系，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加工、储存关系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竞争、共生、役使和隶属关系。

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由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活、资源与环境这三类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主要矛盾所支配，在图2-8中指的分别是NH轴、PL轴、RE轴。这三个轴的哪一段过长，都会影响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目前世界上的环境问题也大多是由于这三对关系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田良，2014)。

3．复合生态系统的特征

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最活跃的并且具有建设性的因素是人，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也是人。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类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以其特有的文明和智慧利用周围的一切事物为自己服务，以提高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然而，人类的开发与利用却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影响整个系统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都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都会受到自然条件负反馈的约束和调节。因此，人类保护与破坏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刘文英，姜冬梅，陈云峰，等，2005)。

(三)复合生态系统的演化

复合生态系统的演化受到两种过程的支配。

系统内禀增长率r是系统发展的内在强机制，导致系统不断演化和发展。当环境容量很大时，系统呈指数增长。

式中：P为系统发展规模指标；r为系统的内禀增长率。

外部资源、环境承载力K是系统维持生态平衡的内在弱机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系统的平衡和协调。

当人类活动很小时，系统的发展取决于资源的可获取程度R，即环境承载力中可以利用的部分，其呈双曲线模式。

式中：J为生态参数，与系统内禀增长率r成正比，与外部资源、环境承载力K成反比。

上述两个过程的增长率为

设复合系统的发展程度C与P、R成比例，则

复合生态系统发展具有三种情况(见图2-10)：模式Ⅰ增长率高，发展迅速，但可持续能力低；模式Ⅱ稳定性好，但系统发展缓慢；模式Ⅲ则符合复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刘康，2011)。

(四)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

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来源于自然和社会两种作用力。自然力的源泉来自自然界的各种能量，譬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它们在整个系统中发生作用，并导致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和自然的变迁。社会力的源泉有三类，分别是：经济杠杆—资金、社会杠杆—权力、文化杠杆—精神。资金刺激竞争，权力诱导共生，而精神孕育自生，三者相辅相成构成社会系统的原动力。自然力和社会力的耦合导致不同层次的复合生态系统特殊的运动规律。

能量。能量是地球上一切地质、地理、水文、气候乃至生命过程的基础，生态系统在其形成、发育、代谢、生产、消费及还原过程中，始终伴随能量的流动与转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能量环境、能量代谢、能量生产及能量流动开展的生态能及全球变化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成为进化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的核心议题，也是污染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的热门议题。

资金。资金是复合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自从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剩余价值秘密以来，社会对产品中所包含的人的劳动价值及其交换过程的公平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产品中凝聚的自然的“劳动”或生态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的公平性却很少提及。然而事实上，后者才是导致当今全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差距悬殊和世界贸易不公平的根本原因。货币是调节复合生态系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重要手段，怎样改革和完善一种包括劳动价值、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在内的价值体系，使其成为促使全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积极动力，是当今生态经济学家所致力思考的问题。

权力。权力是维持复合生态系统组织及功能有序的重要工具。权力通过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政策计划及法律条令等体现意志和利益。传统的权力仅限于政治、军事、家庭等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权力，而符合复合生态系统的权力还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权力。掌权的执法者所代表的不应该只是社会人民的权益，还应该代表自然生态系统，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精神。同权力相反，精神是通过自觉的内在行为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进行自我调节，从而推动系统的持续发展。人的精神取决于特定时间、空间内的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和社会风尚，一般通过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两种方式进行引导。

(五)复合生态系统的控制论原理

复合生态系统的控制论原理来自于我国马世骏等学者提出的“生态控制论”，其基本原则是：整体、协调、循环、自生。整体指的是维护时、空、量、构、序的整体性联系和整体的功能；协调是指保持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等关系的和谐，其实质是协同进化、互利共生；循环是指疏通物流、再生、循环等一系列途径并注意信息的正负反馈，促进系统的良性循环；自生是指充分发挥复合生态系统的组织作用并激发生态系统的生长、发育、繁殖、适应等本能(任景明，2013)。

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原理有：开拓适应、优胜劣汰原理；相生相克、协同进化原理；乘侮补替、自调自生原理；趋利避害、机巧柔道原理；循环再生、螺旋上升原理；正负制衡、连锁反馈原理；优势主导、多样稳定原理；功能整合、系统发育原理；半好博弈、中庸平和原理。这些原理可以归结为四类：一是对有效资源及可利用生态位的开拓竞生原则，简称拓；二是适应周边环境和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生态弹力或适应自生原则，简称适；三是通过循环再生与信息反馈维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稳定性的循环反馈原则，简称馈；四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同人类活动间以及个体与整体间的整合共生原则，简称整(毛军吉，2014)。

(六)复合生态系统的应用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做了许多与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旅游地生态健康评估等相关的研究，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贡献。具体有：粟驰(2004)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土地利用系统分析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探讨了北京郊区山区村级生态旅游与观光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崔新(2010)根据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了旅游开发对道教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多个主体之间的影响机理及道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群落演替过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建立了道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复合生态链模型；李向明(2012)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区生态系统结构，认为旅游区复合生态系统是在以旅游为中心的地域空间范围内，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主要由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构成；马迎霜、陈芳、王庆等(2015)从符合生态系统与旅游观光农业的含义出发，分析了湖北省罗田县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构建了罗田县旅游观光农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包乐(2015)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以仪陇县柏杨湖为实例，提出了旅游生态社区的系统构建理论，并以全域规划为视角，探讨了以湖泊为依托的生态社区的构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