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海岛旅游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回顾

世界海岛主要分布在五大区域，其中主要海岛旅游研究区域包括欧洲海岛旅游区、美洲太平洋海岛旅游区、东亚海岛旅游区、东南亚海岛旅游区。欧洲和美洲太平洋海岛旅游区一直是海岛旅游研究热点地区，东亚和东南亚近年来随着海岛旅游的发展逐渐成为热点研究区域。

1．欧洲海岛旅游区

20世纪80年代，北海作为欧洲早期海岛旅游研究重点，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和影响因素分析。90年代以后，地中海地区凭借资源和区位优势，占据欧洲海岛旅游研究的66%，成为欧洲海岛旅游研究重点。

2010年以前主要围绕海岛旅游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旅游市场三个部分：旅游带来了推动经济发展和资源供给不足、环境破坏和土地投机等正负双面影响(Julio Batle,2000)。海岛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表明跨入了生命周期理论成熟阶段，宏观上应制定法律和政策、重组旅游行政机构(R. S.de Groot,1983)，微观上掌握海岛旅游可持续转化的一般方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Penny Marinos,1983)。市场分割对旅游市场管理非常重要(Catalina Juaneda, Francisco Sastre,1999)，加那利群岛有待多样化产品促销和高质量服务供给(Philippos John Loukissas,1982)。

2010年后，地中海海岛旅游研究多以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为实证研究，呈现可再生能源、能源消耗、交通事故、政策税收等多角度开阔式研究态势：海岛旅游是非电力能源密集型行业(Frazer Muir, Guy Chester,1993)，与再生能源存在相关性，可建立一套再生能源评价制度和管理框架，创新可持续旅游市场及开发(Evanthie Michalena, Jeremy Hills, Jean Paul Amat,2009)。道路和汽车使用影响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变化(Paul F Wilkinson, 1989)，并带来大量交通事故(Chris Ryan,1993)，汽车燃油税影响较小(Mohcine Bakhat, Jaume Rossello,2013)。

2．美洲太平洋海岛旅游区

美洲太平洋地区因海域辽阔，海岛众多，研究较为分散，以加勒比海、夏威夷和新西兰海岛旅游研究内容为主：加勒比海海岛旅游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Gerald H Krausse,1995)，极大地排挤了渔业发展(Joseph Schittone,2001)，缺乏对旅游发展动力的充分理解和全面化、综合化的旅游措施，限制了旅游可持续发展(Jerome L McElroy, Klaus de Albuquerque,1998)。通过发展新兴旅游方式(例如恶魔岛黑暗旅游)(Carolyn Strange, Michael Kempa,2003)，提高社区整合水平，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Ross E Mitchell, Donald G Reid,2001)。夏威夷海岛需更注重生态旅游发展(Christopher Dahl,1993)，旅游企业要有协助管理潜在困难的战略准备，减少自然灾害(例如日本海啸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Zahed Ghaderi, Joan C Henderson,2013)。通过旅游预测宏观经济行为(Sevgin Akt,1996)，以多元化经济减少企业和居民风险(Julio Batle,2000)，合理规划和保护海滨度假胜地和沿海旅游资源(Philip Feifan Xie, Vishal Chandra, Kai Gu,2013)。

3．东亚和东南亚海岛旅游区

东亚和东南亚近年成为海岛旅游研究热点地区。奄美大岛居民希望在旅游融资和旅游开发政策中提高城市主动权(Noriko Ishikawa, Mototsugu Fuku-shige,2007)。韩国入境旅游需求(Joo Hwan Seo, Sung Yong Park, Larry Yu, 2009)和海洋碎片污染事件影响了巨济岛旅游收入。马来西亚居民收入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紧密关系(Mohd Hafiz Hanafiah, Mohd Raziff Jamaluddin, Muhammad Izzat Zulkifly,2013)，需要制定海岛旅游危机管理计划(Zahed Ghaderi, Ahmad Puad Mat Som, Joan C Henderson,2012)，控制城市扩张速度以免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Narimah Samat, Norhidayah Harun,2013)。生命周期评估量化结果表明，海岛旅游者比当地居民带来更多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环境负荷(Nae-Wen Kuo, Pei-Hun Chen,2009)。此外，海岛旅游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实用性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的地震灾害评估模型(Michael J Keane, Pauric Brophy, Michael P Cuddy,1992)。

(二)国内文献回顾

按照海域地理纬度和行政区位划分，中国海岛分为黄渤海海岛旅游区(辽宁、京津唐、山东)、东海海岛旅游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南海海岛旅游区(广东、广西、海南)三个海岛旅游区(见表2-1，国际旅游岛研究单独探讨)。

1．黄渤海海岛旅游区

辽宁海岛旅游基础竞争力最优、市场竞争力较好、企业竞争力一般，渤海辽东湾菊花岛旅游区和黄海北部海岛旅游区是辽宁重点开发岛屿的集中区，大小长山岛是辽宁旅游创新能力最强的两个海岛(陈娟，姜萍，张莹，2009；黄丹，2011；郑耀星，林文鹏，储德平，2008)。长山群岛未来20年是客源市场规模腾飞期，目标市场应定位高档消费者，以“众星捧月”“多核多星”“网络节点”三种模式建设旅游度假区(郑耀星，林文鹏，储德平，2008)。山东青岛具有旅游资源、经济交通、市场机遇和法律政策优势，却受到气候环境和资金体制的制约(杨超，2007)，应注意边开发边保护，大力引进资金并合理引导(柴寿升，王树德，姜琳，2003)，坚持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高端休闲度假及生态旅游游客，以海岛生态旅游度假产品为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刘康，2008)。长岛可从发展方向、开发方式及规模层次等宏观层面和设施建设、市场宣传、从业人员等微观层面进行旅游开发(王雪，2014)。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刘公岛需重点加强历史文化区、休闲度假区和森林旅游区规划及相应旅游产品设计(孔海燕，2005)。

2．东海海岛旅游区

浙江舟山的自然和人文海岛旅游资源具有类型多样、品位较高及空间集聚效应明显的特征(王跃伟，陈航，2010)。根据舟山群岛旅游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演化动力机制，应构建层级性突出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朱晶晶等，2007)，创新管理机制、打造佛文化品牌、构建特色旅游精品、加快发展新业态旅游项目(金梦，2013；任淑华，王胜，2011)。采用四种单岛型和两种群岛型开发模式，从管理体制、社区参与、整体形象、交通环境和产品开发五个方面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马丽卿，2011)，并从政府管理角度、旅游企业与从业者角度、旅游者角度、海岛居民角度四个方面加强生态保护(王忠成，2010)。福建东山岛、鼓浪屿、湄洲岛游客对海水、沙滩、景区绿化和文物保护有较强的正面感知，对旅游经济环境感知多为“落后”和“一般”，政府等部门承担较大责任(陈金华，2007a)。居民对旅游资源环境关注程度较高，多数居民认为近五年内多地区的人类过度捕捞影响最大，对政府部门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陈金华，陈秋萍，2007)。湄洲岛不同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旅游安全感知(陈金华，何巧华，2010)，东山岛不同年龄阶段、性别、行业的居民感知差异较小，但文化水平越高感知差异越明显(陈金华，2007b)。

3．南海海岛旅游区

广东海岛旅游研究集中在上下川岛、南澳岛和珠海。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认为对外交通条件、区域政治经济环境、知名度、区域旅游产品竞争是制约海岛旅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子(赵飞，彭华，李新，2005)。南澳岛应转变市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品牌带动效益、化解淡旺季不平衡，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李坚诚，陈非，2009)。上下川岛和珠海具有较大的旅游发展价值和潜力，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措施。海南岛立足于打造著名国际旅游岛，研究领域广泛复杂。在规范环保标识、行政监管、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离岛免税购物等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设文化软环境(目的地形象、品牌及安全标识、广告宣传等)，发展休闲体育、休闲农业、休闲潜水、休闲养老、艺术旅游、博彩旅游等休闲产业，探寻度假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和会展旅游等可持续性开发模式。随着国家《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颁布，无居民海岛旅游的开发、法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热点。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与特点

1．研究内容

国外海岛旅游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海岛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旅游市场需求、开发与管理与自然灾害的关系。英国、东亚、地中海又涉及社区参与；地中海、东南亚还涉及旅游地演化和新能源运用；西班牙、新西兰分别进行了从道路利用、汽车旅游及燃油税、自行车旅游等微观角度对海岛旅游影响的研究。辽宁多以长海县和长山群岛为例，研究内容包含海岛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多方面评价；山东集中于青岛、刘公岛和长岛的资源条件、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研究，涉及功能分区、市场调查、居民感知、环境承载力；福建东山岛和湄洲岛展开的海岛旅游环境和资源、旅游安全和影响的一系列游客和居民感知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广东以资源分析、可持续发展、市场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海南主要涉及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多角度研究(法律制度、休闲产业、可持续发展、开发模式等)和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旅游。国外海岛旅游研究已经逐渐完善，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较完善的研究体系，与国外海岛旅游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与方法体系尚不完善，研究角度尚需不断细化，提高研究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应用性。

2．研究方法

国外海岛旅游区比较重视文献分析、统计分析、构建模型、访谈法、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的应用，将旅游学与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结合，根据具体研究需要选取不同研究方法和学科理念。国内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分析和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为主。辽宁在构建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多种理论方法和分析软件进行定量分析。浙江和福建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采样实验等方法，浙江还引入遥感影像技术和SPSS软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山东和海南多为描述性分析，定量研究方法较少，海南国际旅游岛涉及多角度、多学科研究，但研究视角分散，多将国际旅游岛作为研究背景，学科间研究紧密性不足，未形成一个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体系。

3．区位分布

一直作为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的地中海、夏威夷、加勒比海、大堡礁等和近些年兴盛起来的马尔代夫、巴厘岛、普吉岛等国际海岛，以及国内热点旅游目的地海南岛、普陀岛、鼓浪屿等均位于纬度较低、资源条件较好地区，这些区域已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这些地区的海岛旅游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较多，对应着研究成果显著的国家(法国、西班牙、美国、新西兰等)。较大意义上，较强的科研能力(研究机构、体系，横向研究项目和纵向研究课题的质和量)有助于正确指导海岛旅游发展，但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发展实践，未能发挥研究机构、理论研究的预测和指导作用。

4．研究机构

国内海岛旅游研究机构多集中在高校，以高校研究人员为主要研究力量。海南、辽宁、浙江、福建的高校(海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不断进行系统性、专门性海岛旅游研究，但其他省份的相关学院、专业和其他研究机构(海洋研究所、技术中心、科学院等)缺乏海岛旅游研究成果。机构之间缺乏深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沟通，与各行业的旅游企业产研互动较少，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综合来看，国内专门从事于海岛旅游研究的机构仍显不足，科研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尚未形成海岛旅游机构间完善的研究组织体系及与旅游企业互通互助的协调机制。

5．交叉学科

越来越多突破性科研成果体现在多学科交叉领域，传统科研体制有碍于海岛旅游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目前海岛旅游科研人员集体意识和合作观念尚未形成，缺少能够凝聚多学科科研成员的科研团队领导者，交叉学科交流研究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高校海岛旅游科研团队未能密切联系学校其他相关专业优势，结合旅游学、地理学、管理学、营销学以及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等学科进行发展。

二、旅游地生态健康文献回顾

国内旅游地生态健康多从旅游生态安全的视角开展研究。旅游地生态安全属于旅游生态学研究的范畴，其研究目的是维护和促进旅游地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国外最早的旅游生态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美国学者Meinecke对加利福尼亚红木国家森林公园游憩的影响进行了测度。随后，大量学者开始了类似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关注旅游与生态环境问题，一些国际期刊如International Research、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Land Use Policy等均有相关专辑。进入21世纪，国际上旅游生态学研究内容更为广泛，如旅游地生态环境影响、旅游地的适宜性规划、旅游与生物多样性、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模式，旅游业与全球变化以及旅游地生态安全等。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可追溯至《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其为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单因子状态诊断提供了思路，研究成果为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更强调系统分析和生态综合。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进展如下。

学者对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寻求旅游业的长期发展以及保证旅游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质量，国外学者除了从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研究以外，还从旅游环境容量、旅游生态环境的监控和管理等方面对旅游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Duim和Caalders建立了旅游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概念模型，全面分析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Kuo和Chen以台湾澎湖列岛为例，利用生命周期评估理论来计算岛屿旅游业对交通、住宿和娱乐等部门的环境容量；为了加强旅游地生态环境的管理，有的国外学者则提出通过对游客征收生态税等措施来缓解对西班牙旅游地巴利阿里群岛的生态压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William E Hammett和David N Cole合著的Wildland Recreation Ecology and Management(第二版)一书中运用实验与监测的科学研究方法，探讨旅游活动和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对游憩活动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时空变化规律、监测管理技术途径以及环境承载力和游客活动的动态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为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还为完善理论支撑、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提供了有益帮助。

国内学者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研究始于2003年，董雪旺(2003)以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为例，以生态安全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理论，探讨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框架结构。之后诸多学者对旅游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以下几项。

曹新向(2006)根据生态足迹模型，构建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的比值来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状况。以开封市为研究区域，采用以上指标体系，对2005年开封市旅游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开封市人均生态旅游足迹为236平方米，其中交通足迹最大，占到88.90%；其次是餐饮，为7.72%。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为418平方米，生态安全度为0.56，处于一种一般状态或者说较为安全的状态。

章锦河、张捷、王群(2008)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2~1.1594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吕君、陈田、刘丽梅(2008)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为例，来分析区域旅游生态系统的安全状态。从旅游生态环境压力、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和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及建设能力三个方面来考虑，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及各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和评价指标。经过对评价指标不安全指数值的计算和标准值的确定以及指标权重值的确定，再利用各指标的不安全度公式和总体生态系统不安全度公式计算出旅游生态系统处于较不安全状态。肖建红、于庆东、刘康等(2011)在定义区域刚性生态足迹和区域弹性生态足迹含义的基础上，构建了广义和狭义的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模型，进而提出了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评估框架和判断标准，并以生态足迹思想方法为基础，构建了海岛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舟山群岛广义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系数为0.6816，生态赤字为2878平方千米，占生态承载力的46.71%，已处在生态不安全—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舟山群岛狭义旅游地生态安全系数为0.9806，生态赤字为122平方千米，占生态承载力的1.98%，已处在威胁生态安全—威胁可持续发展状态。

李淑娟、语杨杨(2012)采用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对以黄河三角洲湿地、长岛湿地和胶州湾湿地为代表的山东省滨海湿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湿地和长岛湿地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胶州湾湿地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根据评价结果及当地滨海湿地旅游发展的现状，分析影响滨海湿地生态安全的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滨海湿地旅游开发应采取的对策：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旅游管理、合理控制旅游企业数量及用地、注重自然灾害预警和社区参与。

闫云平、余卓渊、富佳鑫等(2012)针对西藏高原景区的生态承载力评估和安全预警问题，通过对西藏高原景区生态环境特征、旅游现状及其旅游开发对环境承载影响的分析，研究建立旅游承载力测算模型、安全预警模型、高原旅游承载力计算方法和参数库；并基于遥感和UIS技术的支持，开展典型景区示范应用研究，设计并开发了面向西藏景区旅游生态环境动态评估与安全预警系统，成为西藏旅游景区管理和辅助决策的工具。

贾铁飞、冯亚芬(2012)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借鉴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方法，通过对10个重点旅游资源区进行详细调查，构建了区域性旅游开发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旅游资源赋存环境生态承受能力、旅游资源开发生态影响力的各项指标因子进行权重分析和量化赋分，对研究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除鄂尔多斯西部荒漠、沙漠生态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安全性较差外，其余重点旅游资源区均处于较安全状态，但生态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同时，10个重点资源区中，初步开发区(开发5年以内)和深度开发区(开发10年以上)的生态安全状况较好，而中度开发区(开发5~10年)的生态安全性较差，说明中度开发阶段是出现生态危机几率较大的时期。

Li Yajuan、Chen Tian、Hu Jing等(2013)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生态安全理论，以2010年的实地调研为依托，尝试构建旅游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取专家座谈法和熵权分析法为各指标赋值。该研究综合当前中国旅游城市的发展现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研究表明，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5.8023上升到2010年的6.4590，生态安全状态逐年好转，达到了生态安全的“良好”状态。然而生态压力和生态响应却呈现出非相关性，7年间生态响应值远远低于生态压力值，武汉市旅游业的发展还处于粗放式发展状态。研究引入限制性因子的概念，根据公式分析出影响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的十个影响因素，并探讨未来武汉市旅游生态安全的发展策略。

武春友、郭玲玲、于惊涛(2013)认为生态系统安全是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旅游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安全，而不安全的生态系统也会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其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系统中各要素的因果反馈关系，构建了区域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辽宁省旅游生态安全系统为例进行系统仿真，通过对模型中主要参数的调控，最后分析得出辽宁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模式下环境保护、旅游投资、政策法规与旅游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辽宁省旅游生态系统安全状态的主要因素。

郑永贤、薛菲、张智光(2015)在构建了景区生态安全的制度—监管—干扰—安全模型及其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量表设计与调研获取数据，并经信度与效度检验后，对IRD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关键因素间的影响路径关系。他们认为，景区环境相关法规、政府环境监管执法等因素通过对干扰行为因素的规范与约束，对景区生态安全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发现，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等现实状况，严重制约着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据此，建议决策者建立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并结合多元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和管控问责机制，在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的双重作用下，增强各参与主体的景区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及其环境参与意识，推动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有的学者剖析了森林旅游景区生物资源等要素的生态安全状态及其相应的景观感知和传递关系，建立了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与景观感知安全传递关系模型。通过对景区生态安全各要素的分析发现，在景区开发、游客干扰等人类活动的干扰下，我国一些森林旅游景区水体、土壤、空气、声音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动植物生长生存条件发生退化，并对游客的景观感知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景区生态安全与景观感知安全的传递性分析表明，景观感知安全是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转移到自身的一种反映，它对景区生态安全状态有一定的预知作用。结合景区生态安全与景观感知安全之间的传递关系和对景区生态安全构想的分析，建立了包括生物生存环境安全和生物资源安全要素在内的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结构及其与景观感知安全之间的传递关系模型(郑永贤，张智光，2015)。

还有学者使用探索性研究工具，分析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其关系；借助经典扎根理论，建立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的总体框架；采用开放式访谈与多种类型研究资料，经过概念化、范畴化等多重编码，归纳出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10个主范畴和35个范畴。在此基础上，根据上述范畴在原始资料中所呈现出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了由制度环境CIA、监管与建设行为(R)、干扰活动(D)、安全状态(S)四个范畴模块构成的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IRDS模型，并分析景区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模块(I, R, D)对其安全状态模块S的作用机理；探讨了IRDS模型作为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彰显影响主体间角色关系，强化风险源与状态、响应间关系，以及提升不同尺度下研究结果普适性等方面的优势(郑永贤，张智光，2015)。

付业勤、郑向敏、王新建(2013)运用PSR模型，建构滨海城市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厦门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厦门市滨海城市旅游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0.4224，属较不安全水平。究其原因：厦门滨海城市旅游生态系统面临较大的资源压力；游客接待量过大给厦门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生态环境状态不佳，海洋污染较严重；厦门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生态风险和生态安全问题的响应能力较弱。他们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1)厦门市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旅游业、会展业、邮轮游艇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减少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工业比例。(2)通过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加大对生活污水处理；关停小型污染企业，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高污水深度处理能力。(3)厦门市旅游管理部门应加强旅游地和旅游景区的容量控制。(4)完善以重要生态保护地为主体的滨海城市旅游地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大力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实施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5)完善厦门滨海城市旅游地生态安全应急保障体系。

郑永贤、薛菲、张智光(2016)依据制度—监管—干扰—状态(IRDS)模型框架，分析了森林旅游景区中资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植被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动物受到惊扰和伤害等生态安全问题的现状。他们探讨景区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关键致因：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建设远滞后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存在选择性、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景区开发水平与资源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景区管理者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实际边界掌控能力不足、景区资源使用及参与主体间责利关系失衡，并提出基于IRDS模型的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多元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等景区生态安全水平提升路径。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所造成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已影响到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安全运行。因此，国内有学者对旅游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从涉及的生态系统类型来看，包括了草原、山地、湖泊、森林、湿地和海洋等类型；从研究尺度看，主要涵盖省域、市域、县域和景区等四个层面；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旅游生态安全的思想起源、问题分析、状态诊断、动力机制、现状评价和维护路径；从管理单位看，有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不同类型的旅游地生态安全研究。就本研究的海岛型旅游地而言，由于各种原因，国际和国内学者对其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少，如舟山群岛旅游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评估(肖建红，于庆东，刘康，等，2011)。总体来看，包括旅游生态预警在内的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研究还需要极大地加强，尤其需要运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更需要借鉴生态安全预警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