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为费曼尔女士作
四十八年前，从发蒙入学起，有时也跟着大人们看看会戏。
看戏只为了“看”戏，看花脸，看小旦；看花脸打仗，看小旦做过场，丝毫无兴会于唱，更讨厌的是震耳欲聋的锣鼓铙钹。
所谓清音细乐，也听过；大抵喇叭、胡琴、月琴、三弦、碰铃、七叠盏之类，不管乐器是如何的多，而听去老是一个调子，四上四合，而且一齐是四上四合，也永远是四上四合。
洋琴比较好听一点，而洋琴队中的鼓板，似乎更好。记得洋琴有一出叫《秋江》，又叫《陈姑赶潘》，生旦的唱词，自然不懂，而最懂得的，就只洋琴和鼓板打出的风声水韵。
听着洋琴《秋江》的风声水韵，每次都好像有种说不出的趣味。觉得如此便好，何必再要人唱。同时，就想到某名师的七弦琴。
某名师是当时成都抚琴的名师，所蓄古琴甚多，且是唯一能够打谱的。据说，他一抚起琴来，真有鬼魅神仙通之之妙，而且不当清风明月，不到焚香扫花，不遇素心知音，绝不轻弹。但是，有一次，曾跟着大人去恭聆了他一曲《平沙落雁》，老实说，除了扣弦时的“仙翁”、“仙翁”，好像有点阵仗之外，其余便只听见一阵邦邦的绳子响而已。
文庙里丁祭时的乐，那更难听了！每当用竹片在泥老虎（壎）背上刷，博浪鼓（鞉）摇了起来（播）时，只求满身不发鸡皮疙瘩，便为幸事。若果如《乐记》所言：“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是真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不佩服圣人，而且也不愿意作圣人，在丁祭夜来受罪！
总而言之，中国的古乐今乐，在我幼年时候，实未给过我半点好感，因而到读五经读历史时，我便大为怀疑了。
中国果真是礼“乐”之邦吗？先王制礼作“乐”，作的甚“乐”？孔子教弟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乐”，难道其是令人听了而发生鸡皮疙瘩的那种东西，那种玩法吗？且不说《乐记》一篇，把礼“乐”政相互平列出来，谓为“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即如《汉书·礼乐志》，谓辛延年作《新声廿八解》，为汉乐之始，以配治德。降及有唐，乐府歌曲，人人好之，霓裳羽衣流通异域，仿佛“乐”确乎又是我们民族曾经爱好过，欣赏过，而只是一代一代的失传，一代一代的演变，愈演愈陋，愈变愈不成名堂，一直变到古乐哩，以竹片刷泥老虎的背，而《平沙落雁》只闻绳子邦邦的声。今乐哩，嘈杂，单调，靡废。而我们抱着书本，依然大喊其为“乐”，其实，除了山歌派的“肉”外，全中国无上无下，无雅无俗，就只剩了一把胡琴，说来岂不可怜？
我们姑以古人之言安慰曰：穷则变，变则通。乐至光宣之交，可谓崩矣，穷矣，然则变乎？通乎？变来了，学堂里普遍加了音乐一科，罢除一切管弦锣鼓，采用了日本的脚踏风琴，尺上四合，改了“独、乃、米、发”，以日本的调子，填入中国的歌词，此之谓科学，此之谓维新，说是这样唱唱，就可以“富国强兵”。呜呼！诚变矣，却还不大通得的罢！
所以，就到了日本化的音乐，我依然怀疑着音乐与人生，依然不相信书本上所说的那些微妙的乐理，以及关于乐的种种说法及逸事，尤其令我狂笑的，是《尚书》上舜命夔典乐，夔自道其能的两句话：“予击石拊石，群兽率舞”。这也如在民国七年时（其时尚未到过北平，逛过三海，先此声明），看见朋友所藏的仙山楼阁图，朋友说“是必有所本，绝非虚构”，我则因为游过南方所谓名园，认为必出虚构。盖以所见过的名园而论，总觉得实不副名，而结构而布置而剪裁，总不能如画上之尽善尽美也。
这两种疑惑，可以说，直至民国八年，到法国去后，慰目所接，才给我从根拔出，而发生了两个“恍然。”
第一个“恍然”，在实际上是第二个，关于“目”的。这话说来过长，对于本篇，不免有“喧宾”之势，姑且从略。
且说第二个“恍然”，关于“耳”的。那是初到法国，住在蒙达尔日几个月内的事。
蒙达尔日这小城市，距巴黎只三小时多的火车程途，上月报纸上报道美军杀奔巴黎时，曾提过它的名字，因为是个小地方，称之为蒙达尔日驿，读者自不在意。不过这小地方给我的印象太深，于今二十五年矣，偶一□□，恍惚在夕阳西下，散步整洁清净的林荫道上，各家窗户微启，不是这家钢琴，便是那家提琴，幽扬婉转，沁人心脾。说实话，我的耳朵也和最大多数的耳朵一样，自幼一直到十八岁，所受的音乐训练，上面已经说过，不过是那些，加之以前的师父教训，谓玩音乐唱曲子的都不是佳子弟，不屑接近，说是恐怕花了心不能专心读书。诚知也有真正弹七弦琴，弹琵琶，弹三弦，弹胡琴，以及吹笛子，吹洞箫，拉胡琴的好手们，但是无缘接近，实在那时也不大通行。所以迨与西洋音乐接触起来，倒是提琴较能领受，钢琴哩，则是经过了相当时间，才探到了它的韵味。
其后到了巴黎，接近音乐的机会更多了。最普通的是在夏日下午，各公园各园林中的乐队，冬日黄昏，各音乐咖啡店里的乐队，名贵的如在下午四点至六点峨北纳的法国音乐院的独奏与合奏，以及各职业的非职业的音乐会等。有一些用不着花钱，有一些花钱也不多。（所谓生活程度高者，谓其享受之程度高，而花费并不一定大，例如在当时之巴黎，听峨北纳之名贵音乐，不过纳门票三佛郎，而咖啡店之音乐并不算坏，所费不过七十五生丁之咖啡一杯，或啤酒一杯而已。又例如民国二十八年时，在北平，包汽车一天，不论远近，连人带油，不过大洋八元，较任何交通工具价廉而迅速安适。苟其所费绝大，而享受毫无，例如今日由内江变“黄鱼”乘车来成都之学生，有花上万元之多，曾挤立卡车之上，如束薪，日晒则温度高达一百二十度以上，雨淋则裤带亦为之湿，不幸仍须走上四天，时时推车，更不幸到龙泉山顶，必被抛下，以避检查，仍令其背包挟伞，黄昏摸索，步行七十余华里而到牛市口。此只能说是生活费用太高，或生活经济太高，而程度则太低，以其低在坐滑竿下也。）
于是久而久之乃更“恍然”，《乐记》中所论种种，实有至理。而同学王光祈先生之舍政经本行不学，而另起炉灶，以究西洋乐理，遂亦力赞成之。于是亦慨乎中国音乐之丧朽，其末流至采用日本化的东西。其悲观，在百年中实较鸦片烟之役为大。
更于是从而知夫中国之复兴，要在民族之能否恢复音乐之感受！一个民族而失去音乐感受性，可说这民族的其他一切，都将成为问题。因此，前若干年曾发过一个议论，说苗民是将来的一个有望的民族，因为他们还有芦笙，还有跳月之舞。也因此，听见《毛毛雨》、《太阳照金姐》等新曲，而大感到中国前途之无望！
可是好事，近十年，我们音乐却大大的进了一步了！这是我国民族的一个转机，不过我想说，我们先不必想恢复我们的古乐，不管琴也好，瑟也好，如其弦子弹起来仍旧只闻绳子邦邦响，玩起来，只闻竹片“刷刷”响，我们还是姑且全部采用西洋乐器的为是。本来我国乐器自朝鲜的箜篌起，几何不是外国传来的？今日我们吹箫，名叫“尺八”，绝非秦国齐王吹的箫，秦国的箫像笙，所以箫笙合奏。箫笙同类都叫参差，都有点像一丛公鸡尾巴，故说能够引凤。（读者注意，我上面几句，只是偶尔想起，随便写写，或许有错，绝非有意自吹为什么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为什么考古的国乐器论，你们掘起我的祖坟，我也不敢无聊到妄绷甚么鸟专家，或是甚么鸟大家。我不敢那样无耻！）
我想在音乐空气还没有达到十分时，尚不忙自己制谱，首先我们从空气中去育养音乐天才，要从空气中去给天才以发育的资料。这种培养空气的工夫，不是短的时间的事。然而，我从杨云慧女士口中，听见说及费曼尔女士的一生，我又最末了来了个“恍然”，知道使音乐空气浓厚，也不一定要多少时间，而且中国音乐只管丧失有年，而种子终于存在，只要环境适宜，依然可以勃勃蓬蓬发生出来的。不信么？我再举二证。
其一，自明初以来举国以八股取士，于是凡读书人自五经而外，只读八股，只做八股，大流所及，如徐灵胎《道情》所咏，如吴木山《儒林外史》所描写，其时之诗词歌赋，举凡关乎性情之作，几目为杂学，真正读书人，是不准治杂学的。然而，我们翻开文学史看，明清五百余年中，诗人词客，岂少也哉。甚至举世不屑过的白话小说，也大部大部的产生出来。可见人到底不是泥因，反性情的训练不惟无益，其结果往往还变成了鲧的治水方法。所以，我甚欲劝劝掌教育的先生们，少干点蠢事，还是学学禹的治水方法罢。
其二，记得某年，曾看见一本甚么杂志，载了一段奇谈，据说，在埃及（或是巴比伦）一古坟中，掘出一个瓦瓶，盛有麦粒少许。考其时，已在三千年以上。试将麦粒种下，居然发芽。一粒埋藏三千余年之生机，尚且可以再生，这希望真给了我们不小啊！
不过，费曼尔女士，已不是我国的音乐种子，而是一茎挺壮的苗了，这苗，还正在向开花结实的前途迈进。我因为不认识她，而且也是一个未曾受过训练的耳朵之一，已如上述，故不懂怎样评论她，以及她的本领。好在，快了，十月九日，她有一次演奏会，纪念她那英勇殉国的丈夫，并且将其同情，及于一般贫病作家，会前会后，自然有很多的专业内行去发表专谈，我不过站在旁边，很高兴的说这一篇不落边际的闲话，以为“楔子”而已。
卅三年九月卅日
原载《华西日报》“每周文艺”副刊，194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