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2.3.1 修辞学视角
对政治语篇的研究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政治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修辞的经典定义：修辞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Aristotle，1954：26）。在亚里士多德时期，隐喻被证明是演讲中最重要的修辞，并且为政策的实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Foss（1987）将修辞学定义为在完成劝说功能时符号的使用。修辞学主要分析人们通过讲话和书写的方式进行陈述和解释，揭示循环的意识形态和它们所产生的效果。Cockcroft, R.&Cockcroft, S.（1992）将修辞学定义为“劝说语篇的艺术”。Gill&Whedbee（1997）认为修辞学的本质活动是在政治舞台上。政治语篇中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机制是排比句。通过排比，句法结构的说服力可以通过添加强调、透明度、平衡和积累重量来加强。Partington（2003）通过从不同类型的政治语言中引用大量例子来研究排比句的使用。Davisson（2009：70-91）使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演讲类型，探讨了克林顿三个竞选视频中的修辞策略。
2.3.2 传播学视角
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政治语篇主要是从话语传播功能的角度分析政治语篇。Benoit, Gullifor&Panici（1991：272-294）分析了里根总统关于伊朗问题的政治语篇。Benoit, Pier&Blaney（1997：1-20）提出了理解政治语篇基本功能的理论框架：表扬、攻击和防卫，并将其运用于对美国1980年到1996年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的研究。Benoit（2001：109-126）运用政治竞选话语的功能理论，对1952年到2000年的总统电视辩论进行了分析。Benoit（2004：81-97）分析了政党联盟和总统竞选的语篇，对比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竞选演讲中谈论具体问题的频率等方面的不同。
2.3.3 政治学视角
Edelman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他从精英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分析政治语言的符号意义。Edelman认为，“社会是一个存在多种潜在现实的万花筒，其中任何一种现实都可能因为改变观察的框架和分类方式而被激发”（1993：232）。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坚持认为：研究政治的行为必定主要是研究政治语篇。他既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传统，又像苏格拉底那样揭露许多修辞学家的诡辩中的欺诈。他的较为著名的论断有：政治语言就是政治现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来说除了事件的意义别无他求（1985：10）。这是关于政治事件的语言，而非每个人体验的事件本身（1977：142）。我们不能将语言视为现实的精确表征，语言并不反映客观的现实，而是通过从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有意义的感知组构而成（1971：66）。
2.3.4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对政治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的代表人物有Fairclough, Wodak, Chiton, van Dijk等。
Fairclough为语篇分析提供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1989：43）阐释了政治语篇中的权力和语篇背后的权力，认为权力可以在社会斗争中获得，同时也可以在社会斗争中失去。Fairclough（1992：67）指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政治语篇不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还是一场权力斗争的赌注。后来，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模式（1995：2）：即语篇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文化实践。他研究了政治语篇中意识形态的变化，认为一种新型的霸权主义在政治语篇中出现是个重要的趋势（1995：179）。另外，Fairclough与Wodak（1997：271-280）以对撒切尔夫人的一次政治访谈为例，探析了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八项原则。
Wodak主要是从历史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语篇。Wodak（1989：137）研究了政治语篇中惯用的行话和术语的运作机制和功能，认为政客们需要属于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标记。van Leeuwen&Wodak（1999）将历史的分析方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政府的官方信件进行了分析。Wodak&Meyer（2009：136）对政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做了基本介绍，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斗争和冲突之间比较明显的联系。Wodak（2011：45）指出，为了调查、研究历史的兴衰，语料库分析法中的关键词分析被运用到比较重要的政治语篇中。Wodak（2011）一方面探索和解释了政治家们做了些什么，另一方面，揭示了政治家们的决定会对当今社会多样化的发展和交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Wodak（2013）研究了欧洲政治语篇中话语和种族歧视之间的关系，将语篇分析研究扩展到对种族歧视的研究。
Chilton主要结合认知来研究政治语篇。Chilton&Ilyin（1993）研究了德国、法国和俄国领导人的政治语篇，分析了“共同的欧洲房子”这则隐喻是如何在语言和政治文化中进行多次转换的。Chilton&Schäffner（2002：19）认为，政治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语篇中的语言与实践、文化息息相关，而文化与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Chilton&Schäffner（2002：29）还指出，政治语篇与权力的概念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语篇分析致力于通过对话语的研究来阐述清楚权力和权威，影响大众。后来，Chilton（2004：54）提出了政治演讲分析中语言表达的过滤机制，即将语篇中反复出现的表达过滤出来，以揭示题元角色及其相互关系。Chilton曾多次指出，隐喻在政治语篇劝说、合法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hilton Ilyin，1993；Chilton，1996：71；2004；2005）。他还指出，当代的认知科学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有用的工具（2004：24）。在2005年Chilton与Wodak合著的书中，Chilton正式提出了“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2005：22），他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中缺失的一个链接是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由此看出Chilton对政治语篇分析的观点逐渐趋向于将人类认知科学与心理学运用于批评话语分析中。
van Dijk是西方国家中研究政治语篇的代表之一，他侧重于政治语篇的社会认知分析。van Dijk（1996：84-104）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是用于解读语篇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政客们在做政治演讲时，可以通过影响受众的心理模式、知识、态度，甚至是意识形态，对受众进行控制（1996：89）。在《政治语篇与种族主义：描述其他西方议会》（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acism：Describing Others in Western Parliaments）（van Dijk，1997b：31）中，他指出，在政治偏见和种族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上，语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van Dijk（2001：11-40）以英国议会关于移民辩论中的片段为例，研究了意识形态对语境的影响。他指出意识形态不但会影响事件模型本身，还会影响语篇中表达社会态度的方式。后来，van Dijk（2004）提出对语篇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应该加入一些社会学方法，对社会政治语篇的研究应该加入一些批评性社会认知方法。van Dijk（2009：159-177）将社会认知的方法运用到政治语篇分析中。他以托尼·布莱尔针对伊拉克问题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为例，说明了上下文语境可以控制和解释政治互动的多个方面。
此外，Stanfield（1993）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研究政治演讲，他认为语言在权力构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Bhatia（2006）从积极增强彼此的信任、尊重和发展等三大主题对比分析了江泽民和布什的政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Coe ；（2011）以奥巴马为例，分析总统的政治演讲，试图阐明外国人如何适应身份构建。Sarfo&Krampa（2012：378-390）从恐怖主义和反恐主义的语言学投射视角研究了布什与奥巴马关于恐怖主义的演讲。Sipra&Rashid（2013：27-33）运用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观点，对马丁·路德金的政治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进行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介绍了政治语篇中体现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不平等。Cap（2006、2008、2010、2013）提出了最大化接近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将认知-语用模型运用到批评话语分析中，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Cap（2014：16-30）指出，最大化接近理论起初被用于解决美国政治语篇中合法化的问题（Cap，2006），但是后来发现，这一理论还适用于多领域的公共语篇。
2.3.5 功能语言学视角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支柱（Halliday&Hasan，1989；Halliday，1994）。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分析政治语篇，学者往往倾向于将它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使用。Muntigl（2002：393-441）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分析了欧盟就业政策的政治语篇如何发挥控制和指导功能。Dunmire（2005：481-513）运用系统功能语法，以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一次政治演讲为例，研究了政客们如何通过政治语篇来嵌入对未来的描述，以及受众如何被这些描述所影响。Reyes（2011：781-807）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研究工具，研究了布什与奥巴马分别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武装问题的政治演讲中语言合法化的过程，探讨了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如何运用合法化的语言策略建构语篇。Khany&Hamzelou（2014：917-924）指出，政客们会用语言使他们的罪行合法化，他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破译了政客们政治演讲中语言的类型模式，以试图揭示他们伪装的意图和使用语言的结构和风格。Hart（2014）通过研究一系列和移民、战争等有关的社会和政治语篇，证明了功能语法、多模态语法和认知语法可以揭示意识形态层次的话语内涵。
2.3.6 语用学视角
从语用学视角研究政治语篇主要着重于研究语言在政治语篇中的运用。Fetzer&Weizman（2006：143-153）研究了政治中文本与会话的产生和诠释，媒体如何在交流和预设上对上下文进行限制和要求。Gjerstad（2007）探讨了法国政治语篇中的复调现象。他提出了一套作为未来模式语境重构的基础的方法论原则，用来探讨法国社会党人洛朗·法比尤斯在政治辩论中的话语建构方式。Wodak（2007：203-225）详细分析了奥地利右翼政客的竞选演讲，指出在分析“编码语言”的实质时，很有必要讨论像暗指、预设这样的语用机制。Mazid（2007：351-375）分析了布什关于“9·11”政治演讲中语用预设的策略功能，他认为预设可以探索演讲中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Capone（2010：2964-2977）分析了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胜利演讲，他指出奥巴马的这次演讲是由多种声音构成，充分展现了复调现象的语用策略。Alagözlü与Sahin（2011）运用关联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了土耳其政治辩论中沉默的语用功能。研究表明，政客们使用沉默来实现某些隐含的言语行为，以使对话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Berlin（2011）探讨了在政治听证会上信仰的冗余和标记。研究发现信仰标记的使用十分频繁，甚至可能存在冗余现象，二者同时出现对产生和识别隐蔽的分歧是有益的。Fracchiolla（2011：2480-2488）研究了法国总统竞选中Ségolène Royal和Nicolas Sarkozy的辩论语用策略，认为二者有差异是由于礼貌的性别假设和话语权力的精神，即对政治语篇的操纵和控制。Proctor&Su（2011：3251-3266）对比分析了美国政治访谈和政治辩论中第一人称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为了激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政客们在政治访谈和辩论中使用第一人称的情况有所不同。Han（2011：2776-2794）以英国和美国的总统政治演讲为语料，研究了语篇的生成和理解。研究发现，在总统独白中，使用语用标记大多是为了做一个陈述或者揭示一条消息、显示一系列事件的顺序以及做出推论或得出结论等。Fetzer（2013）提炼了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政治活动离不开语言，研究政治语言意义的内涵与受众的感知非常有必要。
2.3.7 认知语言学视角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政治语篇主要是从认知语法、认知和社会的角度分析政治语篇。Goatly（2002：263-294）探讨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改革提议中隐喻的使用，发现了六个关于教育的隐喻图式，并认为诸如多价性和字面意义的隐喻互动方式可以导致混淆的思考和争论。随后，Goatly（2007）在其专著中对权力隐喻、人类隐喻和生物隐喻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Charteris-Black（2004：87）运用批评隐喻分析三步法对英美两国政治语篇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治演讲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社会世界的理想化视觉，因此隐喻的选择很有可能是明显的或有意识的。随后，Charteris-Black（2006）探讨了在2005年英国大选中，右翼在关于移民政策合法化的问题进行政治沟通时，隐喻所起的作用。Musolff（2004）对隐喻持类比的观点，并运用语料库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欧洲政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与意识形态。随后，Musolff从认知的视角，用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分析了希特勒的反犹太隐喻（2004）。他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取向对隐喻映射的概念重建和了解他们散漫的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Gavriely-Nuri（2009）将和平教育的原则和政治语篇分析相结合，分析了以色列政治语篇中“战争正规化”的一系列隐喻。后来，Gavriely-Nuri（2010）将以色列和平谈话中的神话隐喻和文化规范相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对隐喻的分析，揭示了四个阻碍和平进程的因素。Burnes（2011）对比了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中关于2008年巴基斯坦的议会选举和2008年奥巴马竞选的报道中隐喻的使用，他将重点放在了在传达作者的评价时隐喻所起的作用。Ahrens（2011）认为概念隐喻识别失败时，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法——与假设的概念隐喻所关联的词频识别模式来解决。他认为政治家们通常会根据演讲的受众来修饰自身的语言。Franssila（2013：418-424）基于语料库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政治新闻语篇，他指出，“销售”隐喻已成为政治新闻语篇的一大特征。Conoscenti（2013：258-275）对政治语篇中的转喻进行了分析，发现奥巴马的政治语篇可以依靠零星的转喻概念及时空和最大化接近理论对政治语篇的理解进行补充。
众所周知，在认知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Lakoff，他（1991，1993）对布什父子为使两次伊拉克战争合法化而运用的隐喻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政治隐喻背后隐藏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1999年后，Lakoff（2002，2004，2008）进一步拓展了概念隐喻理论，并将“架构”（frame）引入了政治学领域，他认为政治观点是由道德概念系统衍生而来的。他在《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中，围绕两种不同的家庭隐喻来说明美国两党持有不同的道德观，进而采取不同的国家政策。Cienki（2005）选取2000年布什与戈尔的电视辩论为语料，发现在语言上直接与严父和慈亲模式相关的隐喻表达并不多，非隐喻表达与严父和慈亲模式的蕴含相关。Norocel（2010）以罗马尼亚2004年总统大选为背景，分析了极右派民粹主义候选人在他们的政治演讲中如何表达关于“严父”的概念隐喻，以巩固他们的领导地位和道德优越感。Lizardo（2012）认为，用肮脏与干净来概念化合乎道德与不合乎道德的理据在于，肮脏通常被理解为不当，而干净被理解为井然有序的理性化认知模式。Deason&Gonzales（2012）从Lakoff的道德政治理论出发，对美国总统党大会候选人的发言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是民主党，而非共和党通过他们相应的道德观来架构独党问题。同样，Moses&Gonzales（2014）运用Lakoff的美国两党道德模式分析了1980年到2012年美国总统电视演讲中的道德语言。研究发现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慈亲模式”这一方面，而非“严父模式”。Boyd（2013：297-320）综合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了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竞选辩论文本中“Joe the Plumber ；（JTP）”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