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看景”到“歇下”：田野的进入

1.“在呀歇着？”：居所的焦虑

初到柳林，我被县里的文化局安顿在了柳林宾馆，这是一个“官方”的“客人”们通常落脚的地方。柳林县城俗称“柳林三镇”，由柳林、青龙和锄沟三个部分组成。可从清河广场边的柳林宾馆俯瞰连接柳林与青龙的青龙大桥，其是柳林镇名副其实的桥头堡。站在宾馆楼上，从窗口便可望见蒸气缭绕的清河和对岸高耸的文化大楼以及楼下繁忙的清河广场。在这样一个开阔的视野中，柳林镇的枢纽要地成了一个可以被宾馆里的客人们隔窗“观看”的客体：从清晨到日落，沿河的307国道上的运煤车队、在二十多公里外的市府离石与柳林之间往来拉活儿的黑车、清河广场上晨练和围观交谊舞的人群、红白事月里声势浩大的迎亲或转街队伍、傍晚在柳林最大的商场“燎原大厦”门口巨大电子屏幕下驻足的人们、驶过青龙大桥的公交、宾馆楼充气拱门下川流不息的吃喜宴和“过大生”（过生日）[1]宴席的大人与孩子们……一幅幅或平实或热闹的柳林生活图景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过，此时的它们都还只是供“外地人”远远观看的“景”。只要还住在宾馆里，“看景”的就可能始终只是“客人”。话说回来，如果住的本来就是一个来此地“看景”的旅游者，那么占据了“一线河景”且寝食无忧的柳林宾馆的生活是再理想不过了。但对于一个摩拳擦掌的人类学研究者来说，这却是一种足以引发深切焦虑的居住状态……

柳林人和陌生人或久不见的熟人聊天，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呀（yà）歇着？”（“在哪儿住？”）。不同于更追根溯源的问题“呀家的？”（“哪儿的人？”），这个关于居所的问题对于柳林人似乎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原因之一或许是近十年的煤炭工业发展让这里的经济腾飞以后，城镇地貌的巨大变化与人口的流动使得人们常常自然地把关于居所的问题当成交流彼此生活状况的“开篇话题”。在柳林这个窑洞、塔楼、小三层和古院落参差，村民、市民、干部和外来打工者混杂的小镇上，乡村与城市、周边与中心、前现代与现代合成一张复杂的后现代拼贴地图，而“在呀歇着？”就好像是一枚用来定位的图钉，这枚图钉不仅是一种“地理的”，更是一种“社会的”方位标注。山上、山下、新楼、旧院里，各色人等的复杂身份与际遇交错在一起，使得“歇处”成为一个超越了纯粹地点的、含义丰富的概念。

然而，柳林镇民各自“歇处”所具有的这些复杂性又在一个时刻得到了统一，那就是元宵节。每年的元宵期间，不论是居于街道或半山上的“坐地户”（拥有房产的本地居民），还是从周边乡镇来柳林打工或照顾孩子读书的“邻家”租户，在一处“歇”下了，就可以交纳一定数额的“份子钱”，“跟”上这处的盘子，也就可以来上香、求锁，享受此处盘子所供奉的天官爷“满年通顺”的保佑。交上“份子钱”、“跟”上一处的盘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成为当地盘子会的一分子而获得一种被民间认可的居民身份。不管你是本柳林（镇）的，还是从相邻的穆村镇上来的，还是更远一些的孟门、三交，抑或干脆来自县外的方山、中阳，似乎只有跟上了盘子才是正正经经地“歇”在柳林的居民，而不再是一个“游客”“外来者”……柳林宾馆没有盘子，匆匆进出的房客们也无须通过“上份子”“跟盘子”成为某个地方小社区的一员。即使在正月里专门为盘子而来，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走马看花地“看”，而非对地方生活的参与。从一定意义上说，“跟”上了一处的盘子，才是在柳林的地方生活中找到了安身之所，也才是真正在柳林“歇”下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从搬离柳林宾馆开始……

腊月里的柳林正处于年终的繁忙之中。十八米街和来福区这样的大街区上的年货市场也陆续搭了起来，商品中最打眼的就是家户过年装饰用的各色对联和花纸。古旧的明清街上平日里显得暗沉青黑的临街店面也因为这些以大红色与金色为主色调的节庆用品而在冬日阳光的反射下显露出活泼生机。此时的县文化局正在忙着筹备正月里的“春文”活动，除了安排盘子制作艺人和文艺骨干带着我参观盘子制作工艺和造访镇上的明清古街这些传统“考察点”之外，他们对我这个“来得太早”的外地人要赶着在年前离开舒适的宾馆而住进家户的迫切愿望似乎并不能完全理解。

毕竟，柳林镇上除了几个做小生意的老板，来自周边乡镇与县市以外的真正意义上的外地人似乎并不多。“共同生活”的状态对于一个跃跃欲试、急于进入田野的研究者来说固然是个能让其义无反顾的目标，但对于任何一个相对静态、稳定的当地家户来说恐怕都意味着一些令其迟疑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过年这样合家团聚的特殊当口，突然住进来一个素不相识且充满好奇的外来客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接受的。这时候除了家户一方的成员构成、住房状况以及对陌生人的开放度等因素，来自进入者一方的能动性也影响着家户对其的接纳：目的是否表达得清楚，能否通过言行消除对方的疑虑并给予其足够的安全感，是否对于对方的友善付出能报以某种形式的回馈等都在其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当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能相互“看对眼”，进而实现“共同生活”，还需要的一点就是“投缘”。于是，初到柳林的头几个星期，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寻找能接纳自己的家户成了我最重要的一项田野实践。终于，在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到来之前，我离开了舒适得令我有些窒息的柳林宾馆，在一户“投缘”的柳林人家“歇”了下来。

2.像个柳林人一样地“歇下”：“主位”的当地生活

居所的转移终究只是融入当地生活的第一步。在柳林“歇下”的真正含义应该还不止于住到当地人家里，不然只是在坐标上将“营地”从宾馆转移到了家户，而做的可能仍旧是瞪着眼睛“看景”。要开始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还必须做到的是“像一个柳林人一样地歇下”。而通过它所实现的是从“客位”到“主位”的体验身份的转变。“参与观察”的核心在于“参与”，没有它，观察也好，倾听也好，思考也好，都只是在一个“客位”的层面上。柳林话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相伙”，和“参与”的意义相近，有一种在群体活动中参与帮忙的意味。“拾跟着柳林人做兀家们的营生”（跟着柳林人做他们的事）就是一种实现由“客位”向“主位”转变的“相伙”方式。比如和家户中的婆姨和细们（小孩子们）相伙着做家务、贴对子、迎大年，拾跟着盘子会上的纠首挨家挨户收份子钱、搭盘子、看盘子，在唱人口戏或开光的庙上相伙着掰香看殿……拾跟得多了，相伙得勤了，当地人慢慢地就不把你当外人看了，而自己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看了。

除了这种“拾跟着柳林人做兀家们的营生”，还有一种参与观察的模式——在参与中做“个人的营生”（自己的事）。比如给家户中的细们辅导功课，在红白事月中充当“摄像”，替人写求助信，或是给在正月上忙着赶场的秧歌队员们拍照留影。在这样一些情况下，研究者并不是通过对当地人生活实践的模仿，而是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家庭或社会生活当中。这样的互动会使当地人感受到外来研究者的存在对于其生活的现实意义。而当研究者的角色由单一的信息资源索取者转变为一个面相丰富的资源付出者的时候，当地人会更容易向其开放他们的生活世界。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开发自身除“研究者”外能被当地人所需要的面相也是融入当地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就像一个外来的谋生者，在生活上逐渐习得、习惯，并且开始被当地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了，才是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在当地“生活”了。实现这样的相互需要与共同生活不仅使研究者能够更顺利地被当地人接纳，便于近距离的参与观察的展开，更有利于他们以一种主位的角色展开对当地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此外，这样的实践模式还有助于研究者在学科伦理层面保持自觉，使得学科实践本身与最终的成果能够有助于实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以及各自所属不同范围的文化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就这样，我带着“细们的辅导者”与“一起过年的外地人”的身份进入了第一个当地的家户。在之后的两个元宵，我交上“份子”，前后“跟”上了三处盘子。此间随着在三个家户间的进出，我逐渐习惯了在柳林和柳林人一起的生活，习惯了这里的面食、口音、农历和煤尘，尝试着“像一个柳林人那样地歇下了”。我“歇”过的第一户人家就在龙王庙的旁边，这户人家的女主人高勤是贺昌中学的老师，她那刚过世不到一年的婆婆曾经是龙王庙保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高勤一家过了年，我又住进了贺昌村民、盘子制作艺人木匠贾宝平在十八米街上的家里。2009年秋天再次回到柳林的时候，我又住进了厨子刘二娃在杨家圪廊山顶上的家中，这里也成为我此后每次回柳林的“歇处”。在山顶的小院子里我看着二娃嫁了大女儿红红，转年又参加了他二女儿亚红出嫁的红事月，那已经是2012年春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