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二　创业与创新

大众创造的大繁荣

我们的朋友、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最近出版了一本力作Mass Flourishing，中文被翻译成《大繁荣》。Mass是双关语，有“大众的”和“巨大的”两种意思，如果翻译得啰唆一些，其意思应该是大众创造的大繁荣。《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结晶。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他超越经济学的思考，读到了他的历史厚重感、哲学思辨性、社会责任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

他在书中展现出一种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新的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到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由于错误的理解或其他目标的干扰，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或削弱，而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来激发，并且不能为其他价值观所冲淡。总之，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我试图用一句话来归纳费尔普斯教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大繁荣不是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来自正确价值观指导下大众参与的、日常的、海量的各种创新。”重大的科技创新只是这些海量的日常创新中比较突出的少数而已，只是千千万万大众日常创新浪潮中几朵耀眼的浪花而已。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英国，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4年由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多锭纺纱机；1769年由博尔顿-瓦特公司（Boulton&Watt）改进的蒸汽机设计；1780年由科特-杰里科冶铁厂（Cort&Jellicoe）发明的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1814年由乔治·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的蒸汽机车；在美国，包括1787年由约翰·费奇（John Fitch）发明的蒸汽轮船等。很多没有记载的细微进步加起来，它们对产出和工资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上述那些重大发明，是不可忽视的海量创新。事实也是，所有的重大发明者几乎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阿克赖特是假发工人出身的企业家，哈格里夫斯是织布工人，史蒂芬森甚至不识字。

活力和创新是这几年来我不断从费尔普斯教授口中听到的关键词。我们在一起探讨了活力与社会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文化、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活力与创新的逻辑关系，活力的量化检测方法，等等。根据费尔普斯教授的解释，中国正处于最有活力的发展阶段，绝不亚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的现象也符合费尔普斯教授的观点。退回几十年前，中国的“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而在改革开放正确价值观指导下的、大众参与的、海量的日常创新导致了经济大繁荣，也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我们还曾和费尔普斯教授一起探讨过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的定量化评价。在目前各种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排行榜上，很多小国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经常位居第一，因为很多指标是用人均数据表示的。但是，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量化评价、什么用总量、什么用均值、什么用比重，什么用因、什么用果、前沿科技如何评价、大众日常创新如何评价，等等，需要更加理性的设计。更何况这些评价指标也还解释不了一个国家的中长期创新能力，例如，创新与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的关系。

这几年有机会与费尔普斯教授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密切接触、深度交流，是我们的幸事，这当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繁荣吸引了费尔普斯教授这样的大师，他年轻时经历了美国的经济大繁荣，现在他走进了中国经济的大繁荣，也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大繁荣的大众之一分子。我们马上要到纽约去参加费尔普斯教授80岁生日庆贺活动，祝愿他永葆学术青春！

2013.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