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诸神的末日
早期的教会是非常简单的组织。
起初，基督徒因为都是犹太人，就在犹太会堂里聚会。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后，非犹太人就到某个人的家里去，有时候因为人多就在露天或是采石场上聚会。
这类庄重的仪式没有规定的讲词和布道词，也没有布道人。无论是谁，只要感到自己受到了“圣火”的鼓舞，就可以在会场上站起来让大家见证自己心中的信仰。他们大多简单朴实，表达自己的热情时往往很激动，所以教会不免招来别人的讥笑。保罗、彼得和后继者们考虑应该让这种精神宣泄和神圣热情变得更有秩序一些。于是，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当集会次数变多，警察开始过问了。于是他们决定选出一些人，代表教会与外界打交道。他们选出执事，照料穷人和病人，管理教会财产和日常琐事。当会员不断增多，管理的任务也变得更为繁重时，就出现了负责这些事务的“长老”——我们现在称为“神父”。多年以后，基督教堂变得多起来，它们需要一个共同政策，于是就选出一个“监督人”（也就是主教）来监管全区，并指导它和罗马政府打交道。
不久，罗马帝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就都有了主教，有些地方的主教都是出了名的实权人物，他们几乎和当地省的军政总督一样重要。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文件上是在公元258年。那时，主教的权力完全被皇帝所掩盖。在接下来的三百年中，由于内忧外患，恺撒的继承者们寻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新家园——拜占庭。它得名于神话中一个叫拜占斯的英雄。它地处欧亚大陆分开的海峡边，已经有一千多年的繁荣历史，现在又成为帝国的中心。
恺撒大帝（公元前100-前44），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他出身贵族，于公元前49年率军占领罗马，实行独裁统治。后遭到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后来，他的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开创罗马帝国并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故恺撒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拜占庭帝国巴利奥略
王朝帝旗
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位于欧洲东部，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它的起始时间存有争议，一般认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罗马，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是拜占庭帝国的起始纪元。它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以拉丁语和拉丁文化为基础，但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和东正教为立国基础，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新国家。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这个帝国被外人称为“东罗马帝国”。但是，在其上千年的存在期内，它一般被其本国国民简单地称为“罗马帝国”。
而罗马人则被留了下来。原来的皇宫和政府都荒废了，原来的首都成了边远地区。皇帝走了，主教们就成了城中最显赫的人物。他们缓慢而坚持不懈地向着权力顶端攀爬。此后10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做得相当成功。教会成为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的中流砥柱。
然而，最后的胜利却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基督教是作为对某种政府形式的一种抗议而开始的，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超级神权组织。这是很符合逻辑并且完全不能避免的。到罗马竞技场参观过的人，都会被告知这里曾有成千上万的基督教殉道者，是罗马不宽容的牺牲品。这些信徒确实遭受过迫害，但这和宗教不宽容没有关系，而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例如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家受侵略时仍然宣扬和平主义，并且不合时宜地违背法律。
罗马竞技场是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圆形角斗场，在公元72年，罗马皇帝为庆祝征服耶路撒冷的胜利，强迫沦为奴隶的犹太和阿拉伯俘虏修建而成，工程历时八年。它专为奴隶主们看角斗而造。从功能、规模、技术和艺术风格各方面来看，它是古罗马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施工速度之快也是一个奇迹。仅从现在余下的部分来看，它仍然是建筑史上堪称典范的杰作和奇迹。
与此同时，基督徒正在排除异教徒的影响，稳步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格拉提安就答应罗马元老院中基督教成员们的请求，下令搬走四百多年来一直屹立在由恺撒所建造的大厅中的胜利女神的塑像。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的忠诚爱国者西马库斯写了一封有名的信，试图提出折中的方案。
他这样问道：
我们异教徒和我们基督教的邻人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我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住在同一片蓝天下的过客。每个人试图沿着哪条路去寻找最终的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存之谜太大了，通向答案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出，古罗马宗教政策的宽容传统受到了威胁。哲学家忒弥斯修斯发起了两个竞争的基督教派别的辩论，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宽容问题最有才智的辩论。
忒弥斯修斯这样说道：
有一个领域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施加权威的，那就是道德，尤其是个人宗教信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施加强迫，必然会导致出现建立在欺骗之上的虚伪和皈依的宗教。因此，一个统治者最好的做法就是宽容一切信仰，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避免国内纷争。而且，宽容是神圣的律法。上帝极其清楚地表明了他希望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也唯有上帝才能判断人类渴望采用理解神秘的方法。上帝喜欢人们对他不同的效忠方式。他喜欢基督徒用一些仪式，希腊人用一些仪式，埃及人又采用另外的某些。
他说得很好，但徒劳无用。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灰飞烟灭了，而所有要倒拨历史时钟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古老的社会秩序迅速瓦解。当最后的灾难终于降临，青年人发现，他们只剩下一条晋升之路，那就是在教会里谋一份职业，如大主教、基督教作家、基督教外交家、基督教财务官……
而这些职位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和社会地位。
接着战争来临，它把古老社会的封建结构残余一扫而光。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原先政府官员为了生存被迫从事他们以前鄙视的工商业，结果发现反而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富足。历史奇特的定律之一就是，看来变化越大的，其实越是原封未动。
逃离罪恶的世界（房龙）
自创世之初，似乎有件事一直不可避免：一小群聪明的人统治，更多的不很聪明的人服从。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软弱和服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他们曾经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以及民主、奴隶、农奴和无产者。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往往披着奇特的外衣，如宣称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虔敬，以及把最大的幸福带给最大多数人的卑微愿望。但是在这种迷人的外表之下，却总是隐藏着这条真实残酷的原始法则：人的第一要务是维持生存。这一点从教会最初四个世纪的那些领袖的生平就能够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选择教会，是因为教会晋升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大得多。
教会认真地试图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它会为喜欢世俗生活的人提供机会，在政界和经济界一显身手；对那些性格不同的人，则提供远离人群、安静思考生活罪恶的机会。随着教会继承帝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种献身、思考的生活则从最初松散的精神联盟变成人为的隐修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对此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培养了一批用以同异教徒对抗的突击队。
第一个把精神上的散兵游勇汇聚成一个组织的人，是君士坦丁大帝军队里的一名士兵。他叫帕科米乌斯，是一个埃及人。当他服完兵役之后，参加了一个隐士们的小组。他创立了第一个宗教修道团。从那时（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住在一起的隐修者都服从一个头领，由他任命各个修道院院长来负责他们所拥有的修道院。
君士坦丁大帝（272-337），罗马皇帝（306-337）。313年他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为基督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30年，他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在巴柯米乌斯于公元346年逝世之前，他的修道院的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就都利用这个机会逃离邪恶的现实世界。然而，欧洲的气候和欧洲人的本质决定了这个计划要稍作改变。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怀疑，一小群羸弱的人住在山洞里禁欲苦修，其他的人会因此而受益吗？
于是，西方人要按照更合理的原则对修道院的制度做出修改。一个叫本尼狄克的人在一个叫努西亚的村庄里苦修了3年之后，他的美德传遍乡间。随后，他从地窖里走出来，成为欧洲修道制度的立法者。首先，他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要求僧侣们不得贪图生活安逸，在不祷告、不深思的时候，就要去田间劳作。他们不是逃避现实世界的俗人，而是上帝的仆人，要在漫长而辛劳的岁月里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誉。他们来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遥远的冰岛荒郊，耕种、布道、办学。
本尼狄克，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制度的奠基人，天主教本尼狄克派的创始人。他制定了一套管理修道院的规章制度，后世通常称之为《本尼狄克规程》或《本笃规程》。他死后，被天主教会追封为“圣徒”。
就这样，教皇，基督教会的行政首脑，利用了人们的各种精神力量。教会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基督教最后取得胜利的方式也是颇为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是出于现实的原因，而不是像人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样，是宗教热情突然爆发改变了一切。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的统治下。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试图解决困难。他先是创立了一种新型的野战军，能够随时在帝国的任何角落应战。但代价也十分昂贵，所以他强制征收更高的税。这引起了人们的怨恨。他还规定所有的政府职位和工商业都要成为世袭的行业。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官吏的儿子就注定了要做官，面包匠的儿子就必须成为面包匠。这些形式上的自由人，其实成了变相的奴隶，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因此，在戴克里先残忍地迫害基督徒之前，他已经变成了“失道者”。
戴克里先（250-312），罗马帝国皇帝（284-305）。他在位期间，成功地阻止了日耳曼人和波斯帝国的进攻，在国内开展一系列改革，创立了四帝共治制，即帝国东西两部分各由两位皇帝统治，再各以一位副皇帝辅政。这项制度很快失败，395年，帝国分裂成两部分之后再没有复归统一。东部帝国演变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戴克里先在统治后期，严酷地迫害基督教徒。在303年，罗马帝国开始最后且最大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
最早的基督徒并不曾费心地写下什么。但当基督的故事经过了一百年的流传，不停地被人添枝加叶、改头换面时，人们感到需要有一本可信的书来记载这个题目。于是，一些耶稣的短篇传记和使徒的亲笔书信被汇编成一大卷书，这就是《新约》。
《新约》，和《旧约》相对。《旧约》是记载人类的诞生、发展，以及摩西时代的故事，即公元前的人们有关耶稣的历史，人们现在的年历就是以耶稣出生记载的（但耶稣的出生日期还要比公元1年要早些），耶稣出生前为公元前，耶稣出生后为公元。《新约》是记载耶稣出生、传道、钉十字架、受死、升天、复活的事情。
《新约》里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有关于建立在“七座山”附近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都是十分不敬的言辞。众所周知，罗马就是建立在七座小山之上的。虽然作者在这里小心地把这座城市称为巴比伦，但是罗马帝国的行政长官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用意。当这些不恭的语句成为基督教庄严仪式的一部分，被教徒们一周接一周虔诚地重复时，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基督徒对这座城市的真实感受。
但这还不是全部。
罗马人越来越熟悉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个词——“异端”。它最初用来指那些“选择”某些教义的人，即“教派”。后来缩小为专指那些信仰被正统教会当局认为是不“正确”、不“合理”、不“正统”的教义的人。《新约》中将一些罪名都归于异端名下，认为“异端是可怕的罪恶”。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导致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抓入监狱、殉道，但仍然没什么成效。戴克里先在绝望之下回到了家乡，不再管理国事，改在后院种大白菜。
他的继任者没有继续镇压的政策。既然武力不奏效，他决定和敌人做一笔交易，向他们提供好处来博得他们的好感。这发生在公元313年，第一个以官方名义“承认”基督教会的荣誉的人，是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粗野的塞尔维亚人曾经鏖战沙场，还曾谋杀过自己妻子、姐夫和侄子。尽管如此，却因为在他要发兵对付最危险的敌手马克森提乌斯的紧急关头，为搏取基督教的支持而大加许愿，而获得了“摩西第二”的好声誉，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教会还把他奉为圣人。他在有名的《宽容敕令》中，向他所钟爱的基督教子民保证，他们拥有“自由地宣讲自己个人的见解并在自己的会场上集会而不受干扰”的权利。
《宽容敕令》即《米兰敕令》，是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权合流。
罗马法庭
正如我所说的，4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领袖们都是实际的政治家。当他们使皇帝在这份永远值得纪念的敕令上签字时，他们就把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提升为国教。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怎么成功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很清楚。后世华丽的词藻修饰并不能掩盖它的本质。
内斯特主教曾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作为回报，我将给你天堂。和我站在一边，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同样，我也将支持你，帮助你打倒你的敌人。
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还有许多桩其他交易。但是很少有几项像这次交易这么厚颜无耻。
狄奥多西一世（约346-395），罗马帝国皇帝（379-395），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379年，狄奥多西一世被皇帝格拉提安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392年，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曾就教会在帝国事务中的作用问题与人辩论，不同意教会拥有政治权力。392年，提倡异教运动在罗马影响日益扩大，后被狄奥多西一世在394年镇压。393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认为古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翌年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