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1.2.1 中文文献
目前，国内文献主要采用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指标，以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和GVAR模型等衡量产业之间的带动程度和感应程度。王岳平、葛岳静（2007）利用投入产出技术，通过计算和分析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出各项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影响。
耿鹏、赵昕东（2009）指出，产业之间具有无法直接观测的内生性联系，外生冲击对各个产业的影响通过内生性进行传导。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无法刻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也无法估计外生冲击在各个产业间的传递过程。他们应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估计了外生冲击对各产业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各产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内生性联系，由此带来的各种溢出效应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外生冲击将沿固定的内生性路径逐步影响各产业，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产业间内生联系的影响与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
秦学志、张康、孙晓琳（201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原理构建了静态局部均衡模型，计算了政府对各部门增加相同比例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考察了政府在各部门等额投资对增加值及其各构成部分的拉动效果。同时，指出投资倍数高的产业意味着等额投资于该产业对经济发展拉动力度更大，但不意味着只扶持这些部门就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产业部门间是互为依赖的，过度投资一个或几个部门，而忽视其他部门的发展，不仅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这些部门的产品也会因缺乏其他部门需求而滞销，导致整个经济的运转受阻。
段志刚、李善同、王其文（2006）比较分析了中国1992—2000年投入产出表的时序数据，概括了部门间中间投入系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系统和大多数部门的中间投入率均有所提高，但部门间的投入系数变化却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大多数部门偏向于对基础能源部门的使用，而减少了对消费品制造业、采掘业和服务业的使用份额，且绝大多数部门均增加了对自身部门的使用比重。投入系数的变化反映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部门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变化特征。
刘起运（2002）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分析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指出任何一种数量方法用于经济分析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其特点决定了它善于反映部门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是直接联系，还包括全部间接联系。但投入产出分析的两个基本的假定：线性假定（每个部门各种投入的数量同该部门的总产出成正比例变动）和纯部门假定（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并只用一种生产工艺，不同部门之间不存在替代性），给分析现实经济带来了误差。同时，投入产出模型反映的经济关系是投入和产出及其相互间的一般平衡关系，它只是对现实经济联系的反映，不能运用模型本身来求最优。为了实现优化功能，必须把投入产出模型与优化方法结合，建立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此外，投入产出模型不反映时间变动的因素，只是描述一个年度区间内的投入产出经济联系，因而是一种静态模型。为了反映动态的经济联系，必须打破投入产出模型原有的某些假定，才能构造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虽然投入产出方法本身已经比较完善，但由于上述这些局限，需要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行功能扩展，这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由于传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有上述的局限，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何练（2010）深入剖析了投入产出调查、投入产出表编制及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运用信息技术改进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以提高统计数据的精度、范围和实效为主要目标，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手段和改革制度安排方式，建立了信息化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提高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各个环节的效率。
孟彦菊（2009）将计量经济模型与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建立了全国和地区的计量经济投入产出（EC＋IO）联合模型体系，运用联合模型研制出未编表年份估算的投入产出序列表，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空间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patial IO SDA）。由于投入产出模型是静态的确定性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细致的部门分类结构，而计量经济模型通常是动态的，包含随机扰动项，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投入产出（EC＋IO）联合模型，把现实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细致的部门分类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扩展。此外，建立的投入产出空间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patial IO SDA）在非补充输入型地区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将空间概念、结构分解技术和投入产出法相结合，把不同空间中复杂或零乱的关系分解成清晰的递阶结构形式，从而可以进一步开展因素分析。
王嘉谟（2003）、张金水（1999）、王乃静（1990）等构建了中国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这些模型克服了刘起运提到的线性假定和静态设定的缺陷，但由于没有引入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不能运用模型来求最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态。DSGE模型由于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引入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在对未来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最优化行为，可以较好地克服刘起运指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局限。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杜清源、龚六堂（2005）、黄赜琳（2005）、许伟、陈斌开（2009）和王宪勇（2009）等都采用了DSGE框架研究中国经济波动，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将DSGE框架应用到投入产出分析领域。
1.2.2 英文文献
DSGE模型的起源可以认为是Kydland和Prescott（1982）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Long和Plosser（1983）的«实际经济周期》一文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早期的重要代表作，被认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多部门版本。这篇文章在一个没有任何扭曲的经济环境下，依赖最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即假设各期消费品都是正常品，生产过程有多种生产性投入和各生产性投入有光滑的纵向横向替代技术，通过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跨期替代（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和期内替代（Intra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证明了经济周期的粘持性（Persistence）和共动性（Comovement）的产生，其中，共动性是不同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之间的横向关系，粘持性是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的纵向关系（陈昆亭、龚六堂，2006）。
Long和Plosser（1983）对经济周期粘持性和共动性的产生给出了直观解释，在正常品的假设下，当价格不变时，任何未预期到的财富增长会使消费者增加对所有能产生正效用的产品以及休闲的消费，同时增加储蓄，从而增加对未来能产生正效用的产品以及休闲的消费。这就暗示对这些产品及休闲的消费的时间序列具有共动性和粘持性的特征。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价格必须发生变动以使市场出清，因此，价格不变的前提并不成立。Long和Plosser认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可替代的性质减少了价格的变动程度，结合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性质，可以得到经济周期的共动性和粘持性特征。并且这时的经济波动是消费者最优选择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Long和Plosser进一步建立了一个不含资本投入的多部门RBC模型，通过求出显示解并将显示解代回生产函数，可以得到关于产出向量的自回归形式:
其中，
表示第t期第j部门产出yj（t）偏离稳态水平
的比例
，
表示第t期第j部门技术水平Aj（t）偏离稳态技术水平
的比例
，εj（t）表示第t期第j部门的技术水平Aj（t）受到的外生冲击。
基于式（1－1）和美国196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Long和Plosser进一步数值模拟（Simulate）了6部门（农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和贸易行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情形，不同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各部门产出偏离稳态水平程度的变化趋势。模拟结果显示在受到外生冲击时，各部门产出变化具有共动性和粘持性的特点，这与经济周期中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基本一致。本书进一步发展了Long和Plosser的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本书第2章将详细介绍这一模型，第3~5章则对模型做进一步扩展。
尽管Long和Plosser的多部门RBC模型是实际经济周期研究中最重要的模型之一，但相对于单部门DSGE模型的研究，在Long和Plosser多部门RBC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相对较少。继这篇文献之后，后来的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个研究方向是通过实证方法估计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Long和Plosser（1987）指出，其1983年的文章表明某个部门受到独立的技术冲击可以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下带来各部门产出波动的共动性特征，因此，在经济波动中观察到的共动性特征并不一定是宏观经济受到的整体冲击导致的。Long和Plosser在式（1－1）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考察了各部门的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并指出整体冲击并不是大多数部门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Norrbin和Schlagenhauf（1988，1990，1991）、Naohito Abe（2002）、Gi Choon Kanga和Peter F.Orazem（2003）、Salem和Jacques（1999）等遵循了Long和Plosser（1987）的研究思路，通过进一步引入地区冲击、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动态MIMIC模型（Dynamic Multiple Indicator Multiple Cause Model）等实证研究方法，衡量了美国、日本及韩国等国家产出波动中整体冲击和部门冲击分别贡献的大小。John Shea（2002）、Conley和Dupor（2003）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设计了共动性是否是由整体冲击导致的检验方法。
另一个研究方向则是进一步扩展Long和Plosser（1983）的多部门RBC模型，并考察波动特征。例如:Horvath（1998）指出根据大数定理（Law of Large Numbers），一些部门受到的正向冲击将被另一些部门受到的负向冲击所抵销，从而不影响总产出波动。Horvath通过以特殊方式引入资本品（假设资本品折旧率为100%，且每一部门生产所用的资本必须由该部门自己生产的产品提供）以求得多部门DSGE模型的显示解，并根据得到的显示解研究对部门界定程度的不同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指出上述大数定理的应用主要是受到投入产出系数表中各元素都不为0的行的数目增加的影响，而非部门数目增加的影响。
Dupor（1999）的多部门模型同样引入了折旧率为100%的资本品和没有包含休闲的效用函数，通过求出模型的显示解，考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给出了使多部门模型总产出波动二阶矩特征和相应的单部门模型总产出波动二阶矩特征相等的条件。
Horvath（2000）建立了一个一般化的多部门DSGE模型，其中，各部门的产出既可以用于消费和中间投入，也可以用于投资。根据校准的参数，各部门用于投资的产品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投资品，并用于各部门的资本积累，各部门用于中间投入的产品也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中间投入品，资本品、总中间投入品和劳动投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形式形成了总产出。Horvath求解和模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多部门模型中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有显著影响，并且和单部门模型对总产出波动的模拟具有一样的效果，因此，利用单部门模型刻画实际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简化。
Carvalho（2010）通过将各产业部门之间不同的联系以不同的网络结构形式表示，从网络经济的角度，研究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指出那些处于网络中枢节点（如石油、电力、钢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部门受到外生冲击时对总产出的影响最大，类似于当一国的主要机场被关闭时对全国各个航班飞行计划产生的重大影响。
Bouakez、Cardia和Ruge－Murcia（2005）建立了一个引入货币和各部门产品价格刚性的DSGE模型，各部门具有不同的资本调整成本、生产技术和价格刚性水平，模拟结果显示建筑业和生产耐用品的制造业对货币冲击的反应最大，而且对总产出的模拟与各部门是同质的标准模型对总产出的模拟结果近似。
Huffman和Wynne（1995）建立了一个引入跨期调整成本的多部门DSGE模型，并模拟各部门产出的波动，指出当引入跨期调整成本后各部门产出表现出了共动性的波动特点，而未引入时各部门产出没有表现出共动性特点，由于经济波动中我们往往观察到各部门产出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因此，这一模型更好地模拟了现实经济。
上述文献主要考察了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而本书主要考察部门冲击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通过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解释了经济体受到部门冲击时可能出现的非共动性特点的原因，并通过引入整体冲击解释了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呈共动性特点的可能原因。
Hornstein和Praschnik（1997）以及Benhabib和Perli（2005）也建立了多部门的RBC模型，但其多部门不是投入产出概念下的多产业部门，而是耐用品部门和非耐用品部门，以及消费品部门和投资品部门概念下的多部门。Ambler、Cardia和Zimmermann（2000）等则建立了多国的多部门DSGE模型，考察了多国各项经济变量的共动性等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