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遗址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第三至第五层及其同期遗迹，代表着村头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中各层的陶器组合基本相同，其型式则略有差异，应是同一时代而有早晚关系的反映。陶器的器形、纹饰及石器的形制，与高要茅岗遗址、佛山河宕遗址、南海灶岗遗址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石戈与茅岗遗址所见的一件也相类。据此，它们的年代亦应相同。过去一般认为这类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但从戈类、尊类与饶平“浮滨文化”所见同类器物相似；与香港深湾C层所出石戈相近；陶器中的大敞口、高颈、折肩的形制主要是商周时期的风格等情况分析，推测这类遗存已属青铜时代早期。

早期文化遗存中，贝壳在遗址南部大量堆积，而发掘区北部则有少量或不见，可知这些为当时人类食余后的废弃物，一般都丢弃于遗址的边缘。从发掘情况看，遗址东北部有较完好的房址遗迹，看来遗址东北面较高处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居住区。而遗址中部偏北处发现有墓葬，推测这一带可能属墓葬区。由此推断在发掘区北，可能还保存有丰富的早期遗存。这次发现的属地面型的房址遗迹，与高要茅岗遗址所见的“干栏式”水上建筑形式不同，说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遗址中，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房屋建筑形式，这是广东先秦考古的重要收获。

关于早期文化遗存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如前所述，陶器的敞口高颈尊、石器的戈、矛，当与饶平“浮滨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与曲江石峡遗址中文化层也有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如均有发达的印纹陶，纹饰种类和陶系亦较接近，但器型则有较大的差异，村头遗址的圈足盘、直刃戈，在粤东、粤北地区都不见或少见，说明村头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与粤东的“浮滨文化”、粤北的曲江石峡遗址中文化层是分别属于不同区系的地方文化，而在时代上较为相近。

上述情况表明，村头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发掘，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七十年代，广东已初步确认“浮滨文化”代表了粤东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但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一些遗存属于早期青铜文化，所知甚少。近年来，一些考古工作者已指出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高要茅岗等遗存可能属于早期青铜文化遗存。这次村头遗址经大规模发掘，遗迹、遗物丰富，器物组合形态清楚，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年代和分期以及与粤东、粤北、粤西地区的文化关系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对建立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文化序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文化层及同期遗迹，代表了遗址的晚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以陶瓷器为主。青花瓷器为明代中晚期至清代初期的风格，酱釉陶器与东莞明清墓所出相同。青釉菊瓣纹瓷碗为明代惠东窑产品。铜镜、墨砚亦为明清时代风格。房址中所出铜钱，年代为宋、明至清初。由此推断，这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约为明代晚期至清代初期。从房屋基址密集，排列有序，其间有巷道等情况分析，当时这里应是一处有相当规模的村庄。这是广东首次大规模地对明清时期民居建筑的揭示，为了解该地区的民居建筑形式提供了珍贵资料。出土器物对明清时期的器物断代提供了地层依据，同时也是反映该地区明清时期的生产、生活形态的重要物证。

（原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2年第2期，第7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