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转型时期：重获机遇，沉疴逐现（1978～200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宗旨，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国内形势以及国际形势，进行了重新审视，而以此为标志，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 工业发展的新结构
在进行工业机构调整之前，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存在几个特点：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国营经济的绝对统治。
出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沿革的因素，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以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轻工业。而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这个问题上，德国经济学家W.G.霍夫曼（W.G.Hoffman）曾提出过“霍夫曼定理”，指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根据霍夫曼定理，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消费资料工业发展迅速，在制造业中占统治地位，而后消费资料工业发展速度逐渐减缓，而资本资料工业发展则较快，到第四阶段时，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消费资料工业并持续上升。霍夫曼对20多个国家1880～1929年的工业数据进行归纳得出了这个结论，但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英、法、美、德等处于工业化中期末的国家，资本资料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才大致齐平。对照这个发展过程，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显示出了一定的早熟和畸形的特点[20]，伪满洲国时期，东北重工业就受到绝大部分的工业投资支持，1943年重工业投资占比79.2%[21]，重工业所占比例迅速超过了轻工业，也远远超过了霍夫曼定理第四阶段的指标，这种工业结构显然不符合工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此外，东北地区的有色金属和煤、石墨、菱镁矿等非金属类资源储量丰富，这是东北重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导致了资源依赖型工业的形成。采掘工业和冶炼工业等对原材料和能源都存在较大的依赖性，资源消耗量也很大，并且随着开发强度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部分资源出现了萎缩甚至枯竭的情况，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更是对区域环境造成了短期内难以修复的损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发展存在不可持续性。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掠夺战略资源的目的，在东北实行了全面的垄断政策，建立了大批会社，这些会社都具有“国营企业”的特征。抗战胜利和东北解放后，在接收日伪资产、官僚资本和官办企业的过程中，东北地区建立起了国营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大规模投资经营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主要动力，国营经济的统治地位也基本确定下来。
随着改革的逐渐开展和不断深入，东北工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看，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工业在比重上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则是在逐渐下降。同时，从产业结构方面来说，新兴产业的比重在上升，而传统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而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有所上升。[22]工业中的轻重比例关系也就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地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时期，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同时，该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布局相对集中，以特大城市为主体带动经济发展，各地区的支柱产业相继确立，[23]形成了目前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的雏形。
二 对外开放的新活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东北的工业经济逐渐显露出了一种“绝对上升相对衰退”的趋势，与南方沿海开放较早的各省份相比，与计划经济时期曾经的辉煌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显得步履维艰，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渐显后移之势，存在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等严重问题。
针对这样的情况，辽宁在1983年办起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1984年，大连被正式列为国家第二批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标志着东北地区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国家正式批准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地区扩大到9市16县。在这一良好的发展契机下，东北老工业基地针对东北工业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采取积极引入外资的方法，建立了许多经济开发区以吸引外资投入，“三资”企业也实现了迅速发展。东北地区利用外资进行发展的情况，数辽宁省最好，其次是黑龙江省，吉林省稍逊于前两省。此外，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主要来自德国、日本、美国），对原有的工业设备进行创新改造，以保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稳步提高。同时积极研究国外进口设备（如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和装配方法，以求在与我国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创新。
东北地区在发展战略规划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制定了蓝图。以辽宁省为例，在辽东半岛批准开放的同时，辽宁省委很快提出“一抓三带”的方针，即抓对外开放，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老工业基地改造，带动辽西北落后地区开发建设[24]，对外开放的思路非常明确。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省又进一步提出“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构想，即以大连、沈阳为主体，以丹东、营口为两翼。之后，辽宁的对外开放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大连为龙头，以沈阳等中部城市群为腹地，以锦州为窗口，面向全省城乡的“三点一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在大连、营口、沈阳3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成之后，又建起13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辽宁的外贸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也一度跃居全国第二位。
尽管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及其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模式的各种局限性，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缓慢、技术进步放缓和研发水平较低等各种问题依然严峻。
三 国企改革的新面貌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却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难以适应市场的调整，企业的经营观念跟不上变化的潮流，经营机制也日渐僵化，导致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都达不到要求，企业的效益也因此大幅度下滑。面对竞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没能成功地应对猛烈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更是暴露出了尤为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成为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和影响东北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竞争力优势也逐渐减弱，工业增长速度也有相当程度的下滑。以沈阳为例，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在“六五”期间为10.4%，到1989年仅为0.9%。工业经济效益也持续下降，大多数企业效益低下，负债沉重，资金周转困难。沈阳市预算内企业留利人均水平1989年为276元，1990年为170元，1991年仅为18.9元，工人失业的问题也非常严重。[25]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再局限于经营权的调整，而是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1998年，国家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确定为从该年起三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在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26]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为解决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东北地区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致力于搞好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以辽宁省为例，辽宁省委、省政府制定了“结构调整、外向牵动、科教兴省”三大战略，提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搞好产品精深加工的“两高一深”工业发展方针，突出结构调整的主线，以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为两大动力，搞好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从1998年开始，辽宁举全省之力进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2002年，资源枯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首先在阜新市突破，拉动了全省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升级，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奠定了基础，工业经济竞争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建材、轻工、医药、纺织四个传统产业得到进一步提升。到2002年底，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制为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27]
这一时期的改革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全国经济建设的支援工作奠定了基础，以辽宁为例，从1978年至1993年的16年里，辽宁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调出钢材平均每年400万吨；调出生铁平均每年210万吨；调出铝占同期产量的50%以上。[28]
但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却日渐缓慢。一是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发展位次后移。1978～1995年全国平均增速高达9.88%，全国人均GDP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而东北地区背负着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沉重包袱，经济发展缓慢。二是东北三省工业在全国的排位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2位下降到第5位，吉林省从第15位降至第18位，黑龙江省则从第7位降至第14位。1980年黑龙江省的GDP与东部6省市的平均值相当，仅是上海的1/4；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GDP是广东的2倍，而2003年广东GDP是辽宁的2倍。[29]三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下降。以辽宁省为例，1978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8.86%，到了1998年则下降到5.61%，2003年持续下降到4.69%。[30]
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单一片面的，包括政策落实不够彻底、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等，其中思想文化缺乏活力、优秀的精神财富没有能得到继承和发扬是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内部来说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东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信息流转的通道较为闭塞，因此东北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保守的色彩，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在改革开放这个风口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于新政策、新体制的接受速度、落实程度并不如沿海地区；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新兴产业尤其是技术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没有一个很好的势头，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身技术创新的状况也并不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力扶持，使其过于依赖国家力量，缺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攻坚克难的勇气；多数人沉浸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的良好趋势中，享乐主义冲击了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以“大庆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思想。
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没有恪尽职守、敢于进行创新突破的人物，刘桂琴、屈伟健、阎喜绵等都极具代表性，但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却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推崇，也没能受到广泛的学习。以刘桂琴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她就以合资合作为手段，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创办了6家中外合资企业，同时，她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同聘用的专家教授一起，围绕特种环保设备及其配套设备进行研究，新增工艺70余项，完成技术改造50余项，研发的FJ系列浮选净化机具有国际水平，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发展助力颇多。但是研发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取得出色成果后，耗费巨大财力聘用专家教授、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措施也没能得到较大范围内的认同。从文化思想上就没能与变革发展的大背景紧密契合，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论是工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国企的改革，或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也逐渐下降，在全国范围内居于落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