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曲折前行时期：困难重重，艰苦跋涉（1958～1978年）

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在“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之后，经历了一个异常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大跃进”的发动与持续，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国民经济困难局面逐步加剧；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调整，使得国民经济有所好转，但东北重工业仍是“单兵突进”；“文化大革命”时期放权改革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的不成功的探索，依然没有解决老工业基地的“顽症”。这一时期，虽然东北老工业基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东北工业的颓势也已显露端倪。

一 “大跃进”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影响

在“一五”计划顺利开展的背景之下，安排在东北地区的57项苏联援建重点工程陆续开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原有方针和设想是东北工业基地在1960年前后就能够基本建成，因此，“二五”计划时期内东北并不是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

然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才进行不久，“大跃进”运动的狂澜就席卷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从实践上改变了国家的最初设想和计划。在此期间，东北地区的各级政府领导人虽然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但是也想要借助“大跃进”这股东风大干一场。他们认为东北工业基础比较好，资源丰富，利用原有企业进行改建、扩建或新建，就可能用较少的投资收到较快较好的效果，有利于为全国争取时间早日完成赶超英国、赶上美国的伟大任务。当时重新修订的计划方案表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全省地方工业由原来计划增长3倍修订为增长5.57倍，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这其中重工业增长7.4倍，轻工业增长3.55倍，到1962年重工业的比重将由1957年的52.3%上升到66.9%，轻工业的比重将由47.7%下降到33.1%。^[8]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东北地区领导人并不被中央所给的计划所限制，希望东北工业能够在“二五”期间获得巨大发展。

在“大跃进”时期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东北重工业得到迅猛扩张，其中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中央针对东北地区的指导思想也转化成“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加快建设速度”。1958年全国钢产量定位1070万吨，国家分配给东北地区的指标是525万吨，东北协作区打算完成562万吨的钢指标，其中吉林省15万吨，黑龙江省47万吨，辽宁省500万吨。辽宁省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为了完成“大跃进”的高指标，“鞍钢”开展了夺钢大赛，1958年即产钢392万吨，1959年钢产量达到518万吨，1960年达到561万吨。1960年辽宁全省的钢产量达到了748万吨。

在此期间，辽宁省的机械工业也获得了超高速的发展，机械工业部提出了“全民动手，快马加鞭，提供更多更好的机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的口号，在全省掀起了大办机械工业的热潮。到1960年，辽宁省机械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80.5亿元，较1957年增长了2.3倍。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新产品，如220千伏级高压输电设备，80×2500毫米精密丝杆车床等。但机械工业总体盲目生产，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程度。^[9]

“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的这种经济方针，第一，使得东北的重化工业短期内急剧膨胀，从数据上看，三年“大跃进”，工业所占比重飙升到88.1%，农业生产严重滑坡，使得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建设极不配套；第二，在工业结构内部也产生了极不平衡的比例关系，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如在1959年工业产值中，轻工业方面，抚顺占3%，鞍山占5%，本溪和阜新只占2%^[10]；第三，重工业内部各行业关系也处于一种失调状态，东北工业基地的机械制造业等高耗能的工业不断提出新的建设和发展要求，而钢铁工业的持续“跃进”状态又使得东北工业经济长期处于高压紧张运行状态，煤炭和电力等工业用尽了方法来发展也还是落后于整个工业；第四，在生产“大跃进”的状态之下，省份之间的某些生产协作关系出现混乱的现象，以当时东北地区的辽宁省为例，其有些协作关系被打乱，有的迟迟不签订合同或者已经签订合同而不能执行，由于某些协作关系被打乱，生产用物资不能保证供应，不能完成原定计划，反过来直接影响到支援全国任务的完成。^[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大跃进”运动的带动下，在重工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发展，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增长以极其夸张的形式使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产生了颇多问题，同时钢铁行业的强势膨胀也引起了经济关系各个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扩张而不断放大，导致国民经济持续严重困难。“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后果也对东北地区之后的工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才会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经济调整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9月26日以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喜获工业油流为标志，大庆油田宣告诞生。其中涌现出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大批劳模，并提供了宝贵的劳模精神财富——“铁人”精神。这是对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是构建大庆油田劳模文化的内核，也集中体现出了我国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铁人”敢为天下先、敢于攻克难关的勇气和伟大志向，“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在面临三年严重困难、苏联调走了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专家的背景之下，鼓舞着东北人民战胜这些困难挫折，不断取得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新成果、新胜利，有着鲜活永恒的生命力。

二 国民经济调整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恢复发展

“大跃进”运动作为赶超战略的一次大胆的尝试，造成了东北工业基地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使东北工业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尖锐，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也逐步加剧，因此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党和国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调整工作。在该方针的指导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工业战线后撤，老工业基地重新恢复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东北工业基地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建中共中央东北局。其成立之初所确定的工业调整的具体方针任务是：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发展尖端、补缺补短，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建成更加完整的、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以更好地支援全国，支援农业。在一定时间内着重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要把“提高”放在主要的地位。^[12]由此可见，中央和东北地方的目光仍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将“提高”放在首要地位，并未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没有意识到“调整”的重要性。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由总理、几位副总理亲自下到各地，具体指导和严格督促。鉴于东北重工业多、城市多，情况复杂，困难尤为严重，为此周恩来主动提出，他负责前往东北地区。最终周恩来提出了三条具体调整的方针：①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②在工业系统内，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③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13]

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辽宁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经过三年调整，辽宁老工业基地再展“一五”时期的雄风，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发展，从数据上看，1963～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3%，工业总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期间，辽宁研制生产出全国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大功率内燃机车和第一台轮式拖拉机。1965年同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相比，钢和钢材产量增长72%，生铁产量增长40%，原煤产量增长76%，发电量增长1.6倍，原油加工能力增长3.6倍。同时电子、纺织、新型化工等新兴行业开始崛起^[14]，东北地区较以往而言基本形成了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的工业经济新格局。

总的来说，东北工业基地的调整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它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毋庸置疑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经过调整，采取关停并转厂矿企业、精简职工、加强支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生产以及加强企业管理等措施，国民经济形势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好转，但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东北工业没有在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没有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投资重点的转移，使东北工业基地主要依靠资本投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失去了支柱性的推动因素，再加上此次调整主要是由“五小”工业入手，东北工业的技术改造、工业整体设备更新等问题都未能及时得到解决，使得东北工业基地的技术水平与上海、天津等地区开始拉开差距。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放权改革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探索

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启动的经济放权改革是又一次探索。1969年5月10日，国务院决定鞍钢由辽宁省和冶金工业部双重领导，由辽宁省主管。^[15]1970年3月5日，根据《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国务院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通知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委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委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委为主。通知要求部直属企业下放工作在1970年内完成。^[16]

在放权改革的背景之下，经济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了过热的现象，资料数据统计中显示1971年和1972年两年辽宁省共增加职工40多万人，多用了临时工20万人，1972年工资总额预计达24.45亿元，较1971年增加了1.57亿元^[17]，这给国家财政支出以及市场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可见这并没有使东北老工业基地获得新生。

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方面其实也不尽如人意。以辽宁省为例，1973年该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8%，1974年增长7%，1975年增长6.5%，而1976年则只增长了6%，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下降。此外辽宁的工业技术更新也未提上日程，工业设备较为陈旧，其工业生产增长近60%是靠人增加的^[18]，机械化水平依然不高。

但即使是在当时政治环境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和进展。以辽宁为例，鞍钢新建了全国最大的11号高炉，本溪钢铁公司新建的液压自动调节电弧炉、大型干燥煤炼焦自动化装置，沈阳变压器厂的二十六万千伏安变压器、超高压电流互感器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但使辽宁工业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而且还发展了一些新兴工业行业和新产品。此外，辽宁航空工业自行设计试制出的新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型飞机，辽宁核工业系统研制的中国第一支镭标准源，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间，辽宁工业投资175.9亿元，建成重点项目222个，新增固定资产105亿元，本钢新建了第二炼钢厂和歪头山铁矿，辽宁还开发建设了辽河油田和产量居全国前列的辽河化肥厂和辽阳石油化纤公司。^[19]可见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劳动人民顶着“文化大革命”的压力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这一时期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逆境和挫折中克服重重干扰进行经济建设。此外劳动模范群体中的科研人员也不断地进行技术协作，取得了一系列工业建设的成果。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劳模文化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这艰难时期仍有所成就、有所进步的一大原因。

通过以上的挫折和发展，可见放权改革虽然提升了东北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东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物资来发展地方工业，而非下放企业进行改造。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放权改革是一次由收到放的不成功的探索，这使东北工业基地工业水平在原有基础上略有推进，但整体上来看，工业范围、工业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工业技术的改进却依然未能实现。

总体而言，“大跃进”运动的爆发导致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颓势，它以十分极端的形式，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经济增长推向了危险的边缘，重工业的单兵突进引起经济关系多个方面的紧张，成为压倒国民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跃进”运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影响是具有破坏性、持续性的，给老工业基地带来的发展恶果也使其难以为继。而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虽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水平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提高，但是政策上仍着眼于“提高”而非“调整”，也使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单兵突进这一“顽疾”未能消解，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机会。以上所提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矛盾和问题，历经“大跃进”时期的衍生和激发，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缓和，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工业发展上潜在的矛盾不断地累积和沉淀，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仍处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